我向柜台后头的雅各布打了招呼，又向一个醒着的时候大半时间都坐在西北旅馆破落大厅里的家伙点点头。那个可怜的混蛋比我早几年搬来这里，早晚也会死在这儿。我想他没什么机会娶到一个美女，然后搬到对街的大厦里。
我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打开电视，迅速搜寻了一遍频道，然后又关掉了。我拉了一张椅子坐在窗前，看着眼前一切，却视而不见。
过了一会儿，我拿起电话，拨了号。吉姆·费伯本人接的，从他说“费伯印刷公司”的那个沙哑的嗓音，我找到了多年来的那种巨大安全感。现在能听到他的声音真好，我这么想着，也告诉了他。
“其实，”我说，“光是拨你的电话号码，就让我觉得好过多了。”
“哦，真要命，”他说，“我记得以前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酒吧，非去不可。你知道那种好像整个人要跳出这副臭皮囊的那种感觉吗？”
“我记得那种感觉。”
“一旦酒倒进酒杯里，我就放松了。我还没喝，它就已经在我的血管里头把和平与爱传送到我身上的每个细胞里了。不过是什么恶劣状况，会让你打电话找你的辅导员呢？”
“唔，圣诞节的愉快气氛。”
“是啊，每个人一年中最喜爱的时节。我想你最近大概都没去参加聚会吧。”
“我两小时前才参加过一个。”
“真不错。你最近除了内疚和自怜之外，还忙些什么？忙着追查威尔的代替品吗？”
“全纽约一半的警察，”我说，“外加所有的记者，都在找他。不差我一个。”
“真的？你没在查这个案子？”
“当然。我只是过自己的日子。”
“那你不办那个案子，在办什么案子？”
“其实什么也没办。”
“好吧，那我把答案告诉你，”他说，“抬起你的屁股去做点事情。”
他收了线，我也把电话挂上，望向窗外。纽约还在那儿，我出去再晃一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