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旅馆的路上，我发现一家周末也营业的复印店。我在那里印了一百张詹姆斯·利奥·莫特利的画像，然后把原版和大部分副本留在房间里，只拿了约一打左右的副本和一叠名片。名片是吉姆·费伯给我印的，上面除了我的名字和电话别无他物。
我搭车沿着百老汇大道到上城去，在八十六街下车。第一站是布雷顿会馆，那是莫特利被捕前最后停留的地方。我早料到他不会用真名登记，但是我仍然尝试拿莫特利的画像给柜台的人看。他郑重其事地端详了一会儿，摇摇头。我留了一张画像和我的名片给他：“如果能提供线索，我会给你好处。”
我顺着百老汇大道东侧一路走到一百一十街，拜访沿途和路旁小巷中的旅馆，然后穿过大街，沿着原路走回八十六街，同样一家家探访那些旅馆，再继续走到七十二街附近。我在一家混合古巴、中国菜式的小店吃了一盘墨西哥黑辣豆饭，又再走到百老汇东侧回到先前下车的地方。我发出的名片比画像多，但还是把所有的画像都发出去了，最后只剩下一张。真希望当初多带一些出来。复印一张只要五分钱，照这种价格，即使要在整个城市都贴满他的画像，我也负担得起。
确实有人看到画像后，告诉我莫特利看起来挺眼熟。九十四街一家廉价旅馆本杰明·戴维斯之家的接待员一眼就认出他，他说：“他今年夏天在这里待过。”
“记得日期吗？”
“这实在说不上来，他在这里住了好几个星期但我记不清楚他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离开。”
“有记录可查吗？”
“如果我记得名字的话，也许可以。”
“他的真名是詹姆斯·利奥·莫特利。”
“这里的客人不一定都用真名，我想应该不用提醒你这一点。”他翻身跳进柜台去看房客记录本，但是这一本只登录到九月初。于是他走进后面房间，拿出上一册记录本。“莫特利，”他喃喃自语，开始翻阅本子，“找不到，我想他不是用这个名字。我不记得他用什么名字，但如果听到他的名字我一定认得出来，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可是当你说莫特利这名字时，我却没有什么印象。”
他逐页翻阅记录本，指尖一一划过投宿者的名字，口中念念有词。这个过程引来其他人的注意，一些房客或常客逐渐聚拢来看我们在忙什么。
“你也认识这家伙，”接待员问其中一个人，“他在这里待了一整个夏天。他说他叫什么来着？”
这个人拿起画像就着光线打量着说：“这不是照片，好像是人家帮他画的肖像。”
“是啊。”
“嗯，我认得他，”他说，“画得可真像。你说的名字是什么来着？”
“莫特利。詹姆斯·利奥·莫特利。”
他摇摇头。“不是莫特利，也不是詹姆士什么的。”他转身问他的朋友，“吕德尔，这家伙叫什么名字，你记得他吧？”
“嗯，记得。”吕德尔说。
“那他叫什么？”
“画得还真像他，”吕德尔说，“只是头发不太一样。”
“怎么不一样？”
“短一点，”吕德尔说，“上面短一点，旁边短一点，整个都短一点。”
“非常短，”他朋友也同意，“就像他以前待在那种会把你头发理得很短的地方。”
“那个地方都用旧式的推剪，从你头发的一边推上去，再从另一边推下来。”吕德尔说，“我发誓我记得他，如果听到他的名字我一定会知道。”
“我也是。”另一人说。
“科尔曼。”吕德尔说。
“不是科尔曼。”
“不是，但很像科尔曼之类的名字，科尔顿？科普兰！”
“好像是。”
“罗纳德·科普兰，”吕德尔得意洋洋，“我为什么会提到科尔曼，你知道以前有个演员叫做雷诺·科尔曼？这家伙却是罗纳德·科普兰。”
果真其然，房客登录本上有这个名字。登记寄宿的日期是七月二十七日，他出狱后的第十二天。住址栏里他登记的是衣阿华州梅森市。我实在无法想像他这么写的原因，但还是很尽责地记录在我的笔记本里。
本杰明·戴维斯之家的房客登记系统相当奇特，登记本里竟然没有他的退房记录，接待员必须在一叠卡片档案里寻找他的退房日期。结果查出他在这儿整整住了四个星期，退房日期是八月二十四日。他没留下联络地址，而接待员记得在他离开之后，没有任何必须转寄给他的东西。即使在他住宿期间，也从未接到任何信函或电话。
这些人都记得他们从未和他说过话。“那家伙总是独来独往，”吕德尔说，“只有他正要出门或正要回房间的时候才见得到他。我是说，他从来不会四处串门子。”
他的朋友说：“他有点奇怪，反正你不会主动想和他说话。”
“他看人的那种感觉。”
“说得对，没错。”
“他盯着你瞧的时候，”吕德尔说，“准叫你后背发冷。那眼神不是严厉，或是存心不良，而是彻底的冷酷无情。”
“冷酷到极点。”
“仿佛他可以没来由就杀了你。你想知道我的看法吗？这家伙是个不折不扣的冷血杀手。就我所知，凡是用那种眼神看人的家伙，都是那种人。”
“我以前认识一个女人就有那种眼神。”他的朋友说。
“我绝不想认识这种女人。”
“这辈子最好也别再遇到这种人。”他的朋友说。
我和他们聊了一会儿，然后给他们每人一张名片，如果知道莫特利的下落，或者他再出现在这附近时，通知我一声，我一定会给他们报酬。吕德尔认为先前的谈话已经值得某种回报，我没有兴趣和他争论，于是吕德尔，他的朋友，旅馆的接待员，每人各得十元。吕德尔原本想认为该得更多的钱，不过当他拿到十元的时候，也并未显出惊讶的模样。
“你看电视里那些家伙，”他说，“他们总是这里给个二十元，那里给个二十元，即使那些啥也说不出来的人，也拿得到钱。怎么我们就碰不到那种人呢？”
他的朋友说：“因为那种人还没走到我们这里，就已经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眼前这位先生，懂得控制他的钱包。”
我走遍了百老汇大道，这还是第一次有机会把钱花出去。虽然还差一步，但已经算是有所收获。我可以确定他在八月二十四号之前，曾在纽约待了四星期。我还知道他用了假名，依此推断，他一定又犯了什么案子。若他是清白的，何必用假名？
更重要的是，现在我确定加林德兹的画与莫特利目前的长相非常相近。他以前是留短发，但现在离开监狱这么久，可能又留长了。他也有可能开始蓄须或留鬓角，但是他入狱前并无此习惯，即使出狱六周后在本杰明·戴维斯之家住宿期间，也没有开始蓄须，所以推想这种可能性不高。
转了一个圈回到布雷顿会馆时，我开始感到步履沉重。那倒不算什么，这种工作的代价还不只这个，你还必须和数不清的人重复相同的对话，而且大部分时候，简直是对牛弹琴，毫无反应。今天在本杰明·戴维斯之家是唯一的收获，在那之前和之后都只是白费功夫。这种现象是很正常的，当警察的都把这种勤务称之为“挨家挨户敲门调查”，只不过这次我是无门可敲。做这种工作时，我心里清楚得很，其中百分之九十五的时间都是白费的，但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更好的方法。为了要得到那有用的百分之五，其余的努力是必须经的程序。这就好像拿散弹枪打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