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芭拉“我想我了解。”
“现在一切都改变了。芭芭拉并非死于不可抗力。色芭拉是被人谋杀的，而且杀她的人把她的死布置得像是冰锥大盗的杰作。杀死她的人肯定是个十分冷静和精明的杀人犯。”他闭了会儿眼睛，脸部一侧的肌肉抽动着。“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她是无缘无故被杀死的，”他说，“然而，今天，情形更糟，我明白她是因为某一个原因被杀死的。对我而言，这实在太可怕了。”
“是的。”
“我去找菲茨罗伊警探，看看警方现在打算怎么做。事实上，我不是直接找上他的。我去了一个地方，他们再把我送到另一个地方。他们把我踢来踢去，你明白的，毫无疑问他们希望我知难而退，不要再麻烦他们了。最后，我终于找到菲茨罗伊，他告诉我他们不打算缉拿杀害芭芭拉的凶手。”
“你希望他们做什么呢？”
“重新调查这个案子。着手侦査。菲茨罗伊让我明白我的要求不切实际。我原本很生气，但是他把我说服了。他说这是九年前的案子，那时候没査到任何头绪和嫌犯，现在当然更加不可能。几年前他们就已经完全放弃这八件杀人案。现在有七件能结案纯粹是意外之喜。对于还有一个杀人犯逍遥法外这件事，他或是任何一位和我谈过话的警官似乎一点都不在乎。我猜有成堆的杀人犯逍遥法外。”
“我想恐怕的确如此。”
“但我对这个特别的杀人犯有特别的兴趣。”他的小手握成了拳头。“她一定是被一个她认识的人杀死的。这个人还来参加她的丧礼，假装为她哀伤。天呀，我无法忍受。”
有几分钟我一言不发。我向特里娜使了个眼色，要她过来点饮料。这次我点了一杯纯酒。我已经喝够了咖啡。她把酒端过来，我一口气喝掉半杯。我感觉到它的热气流遍全身，驱走了一些寒意。
我说：“你要我做什么呢？”
“我要你找出杀死我女儿的人。”这一点都不令人惊讶。我说：“也许没有办法。”
“我知道。”
“就算有一条线索，经过了这九年也不管用了。我又能做什么警察做不到的事呢？”
“你能够尽力去做。这是他们做不到，或至少是不愿意做的事，不管哪种说法结果都一样。我不是在指责他们不肯重新调查，但问题是，我要他们重新调査，而我又对他们使不上力，但对你，我可以雇用你。”
“不见得。”
“麻烦你再说一遍？”
“你不能雇用我，我不是私人侦探。”我解释道。
“菲茨罗伊说——”
我继续说下去：“他们有执照，而我没有。他们会填表格，写三份一式复写的报告，他们用单据报支出账——申请退税，他们做那些我不做的事。”
“斯卡德先生，那么你都做些什么呢？”
我耸耸肩膀说：“有时候我帮别人忙，接受我帮助的人给一些钱，作为回报。”
“我想我明白。”
“你明白吗？”我把剩下的酒喝光。我想起布鲁克林那间厨房里的尸体。白色的皮肤，刺开的伤口旁黑色的斑斑血迹。“你要将杀人犯绳之以法，”我说，“你最好先弄清楚那是不可能的。就算真有个凶手逍遥法外，就算我真的有办法把他找出来，但是过了这么多年，不会有什么证据留下来的。不可能在某人放五金工具的抽屉里找到沾染了血迹的冰锥。我可能运气好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然而这东西却不足以拿来放在陪审团面前作为呈堂证物。某人杀了你的女儿至今仍逍遥法外，这件事让你痛心。但是，如果你知道是谁做的，却又拿他无可奈何，你不会觉得更加沮丧吗？”
“我还是想知道。”
“你可能会知道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情。你自己说的——某人为了某个理由杀了她。不知道那个理由，你可能会活得快乐。”
“有可能。”
“但你想冒这个险？”
“是的。”
“好吧，我想我可以试着和几个人谈一谈。”我从口袋里拿出笔和记事本，翻到空白处，把笔套拿掉。“我们现在就开始吧。”我说。
我们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我记了一大堆笔记。这中间，我又叫了一杯双份波本威士忌。他则叫特里娜把他喝的东西收走，倒一杯咖啡给他。我们结束谈话之前，特里娜为他续了两次杯。
他住在韦斯特切斯特哈得逊河上游的黑斯廷斯。芭芭拉五岁的时候，他们从市区搬到那里，那时她的妹妹林恩三岁。三年前，也就是芭芭拉去世六年后，伦敦的太太海伦因癌症去世。他现在一个人住在那里，每隔一阵子他就有把房子卖掉的念头，不过到目前为止他还不曾跟房地产经纪人谈到贴告示出售的事。他认为他迟早要这么做的，到时候他可能搬到市区里或在韦斯特切斯特找间花园公寓。
芭芭拉活了二十六年。假如她还活着，现在应该三十五岁了。她没有小孩，死的时候已经怀有几个月的身孕了，伦敦是在她死后才知道的。讲到这件事，他的声音都变了。
道格拉斯·埃廷格在芭芭拉死后数年再婚。。他们结婚时，他是政府福利部门的环境调查员，谋杀案发生后不久，他就辞掉这份工作，改行做行销。他第二任妻子的父亲在长岛拥有一家体育用品店，他们结婚后埃廷格成为合伙股东。埃廷格现在和妻子住在米尼奥拉，有两个或三个孩子——伦敦不太确定数目。埃廷格一个人来参加海伦的葬礼，伦敦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没有和他联络，也从未见过他的现任妻子。
林恩·伦敦这个月正好满三十二岁。住在切尔西区的她在一家实验私立学校教四年级。芭芭拉去世后不久她就结婚了，她和她的丈夫结婚两年多后分居，不久就离婚了。没有孩子。
他提起其他一些人。邻居、朋友、芭芭拉工作的那家托儿所老板、那里的一位同事、她大学最好的朋友。有时候他记得名字，有时候不行，他把片片段段提供给我，我可以从中自己找资料。不过这些线索都没有什么头绪。
他讲了许多题外话。我不想局限他的话题。我想让他天马行空地讲，这样我更能对死者有全盘的了解。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没能对她产生真实的感觉。我只知道她长相迷人，十几岁时就很受欢迎，在学校里表现良好。她热心助人，喜欢和小孩子在一起，她一直渴望有自己的家庭。从童年到她不能再活下去的年龄她都是一个无邪而具有温柔美德的女人的形象。我有种感觉，他并没有非常了解芭芭拉，由于工作忙和父亲这个角色的关系，他对她的感觉并不完全可信。
这并不稀奇，很多人在自己的儿女为人父母前并不真正地了解自己的孩子，而芭芭拉并没能活到那个时候。
当他把能告诉我的都说完了以后，我大略看了一下我的笔记，然后把本子合上。我告诉他我会看着办。
“我需要一些钱。”我说。“要多少？”
我从来就不知道如何开价钱。什么叫太少？什么又叫太多？我知道我需要钱——一向都如此，他也许可以源源不绝地供应。保险经纪人有赚很多钱的，也有只赚一点点的，但我认为推销公司团体保险该收入颇丰。我用掷铜板来做决定，数目是一千五百元。
“这笔钱能买到什么，斯卡德先生？”
我告诉他我真的不知道。我说：“买我的努力。我会用这些钱找出些结果或是确定不会有任何结果。如果情况比我预期的提早明朗化，我就赚到了你的钱，你也得到一些你想要的。假如我觉得我还能查到更多东西，我会告诉你，你可以到时候决定要不要再付我钱。”
“非常随意，不是吗？”
“你可能不习惯。”
他考虑着但没说什么。随后，他拿出支票簿，问我支票抬头要怎么开。我告诉他开给马修·斯卡德，他照着写上去，把支票撕下来，放在我们中间的桌子上。
我没有把它拿起来。我说：“你知道，我不是你唯一的选择。还有许多人才济济的大公司，他们的做法要正规得多了，不但报告详尽，收费和支出也精确计算。此外，他们可以取得的资源比我多。”
“菲茨罗伊刑警也这么说。他说他也可以推荐几家有名的侦探社给我。”
“但是他推荐我？”
“是的。”
“为什么？”我当然知道一个理由，但不是他告诉伦敦的那一个。
伦敦第一次露出笑容。“他说你是个狗娘养的疯子。”他说，“这是他说的，不是我。”
“还有呢？”
“他说你会全心全意地投入，这是一般大侦探社做不到的。而且，一旦你的牙齿咬到东西，你就绝不松口。他说虽然这案子看起来胜算不大，但你应该可以找出杀死芭芭拉的凶手。”
“他这么说吗？”我拿起他的支票，用心看了一下，对折起来。我说：“他说得对。我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