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吧。”
“我从来没请过侦探，所以实在不知道一般手续是怎么样的。开支票可以吗?”
我告诉他我收支票，就在他填写的时候，我想到之前困惑我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了。我说：“温迪退学以后，你一直没雇私人侦探?”
“没有。”他抬起头，“我们没隔多久就收到第一张明信片。
我当然考虑过雇人追查。但知道她没事后，我就决定作罢。”
“但你们还是不知道她在哪里，或者她过得怎样。”
“对。”他垂下眼，“这是我来找你的部分原因，当然。我现在追悔莫及，工作全都停了。”他的眼神和我的碰个正着，那里头有些什么我想避开不看，但做不到。‘‘我想知道我该负多少责任。”
他真以为他能找到答案?唉，他也许能给自己找到一个，但那绝不会是正确答案。无可避免的问题永远没有正确解答。他把支票写好，交给我。该填我名字的地方空着，他说我或许想直接提现。我说指明付给我本人即可，于是他又拔下笔套，在右边线上写下“马修’斯卡德”。我把支票摺好，放进钱包。
我说：“汉尼福德先生，你有件事情没提。你不认为那很重要，但这很难说，也可能很有用。你其实也这样想吧。”
“你怎么知道?”
“直觉吧，我想。我有多年经验，观察别人无法决定自己到底愿意了解多少真相。你不一定要跟我说，但——，，“唉，其实是不相干的事，斯卡德。我没提是因为我觉得和你的调查无关，但……唉，也罢。温迪不是我的亲生女儿。，，“她是养女?”
“我收养了她。我妻子是温迪的母亲。温迪的生父在她出生前去世，他是海军陆战队队员，登陆韩国仁川的时候遇难。”他移开视线。“三年后我娶了温迪的母亲。打从开始我就待她和亲生女儿一样。等我发现我——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以后，对她更是加倍疼爱。就是这样，说不说有关系吗?”
“不知道，”我说，“也许没关系。”但知道总是好的，现在我明白汉尼福德为什么自觉罪孽深重。
“斯卡德?你还没结婚吧?”
“离了。”
“有孩子吗?”
我点点头。他动了动嘴唇，欲言又止。我开始祷告上苍他早点离开。
他说：“你当警察一定表现出众。”
“还不赖。我有警察直觉，知道什么时候该采取行动。这样就已经掌握了九成本领。”
“你在警界待了多久?”
“十五年，将近十六年。”
“如果做满二十年，不是能领退休金什么的吗?”
“没错。”
他没问下去。奇怪的是，这比他问了还叫我难堪。
我说：“我失去了信念。”
“跟牧师一样?”
“差不多吧。不过也不完全一样。因为警察失去信念还继续干的，大有人在。有些人打从进这行开始就只是想混。总之我辞掉，是因为我发现我已经不想再当警察。”或者当丈夫，或者当父亲。或者当社会中坚分子。
“看够了局里的贪污腐败?”
“不，不。”腐败从来没有干扰我。没有腐败我哪来足够的钱养家。“不，另有原因。”
“噢，我懂。”
“是吗?也罢，反正也不是什么秘密。有年夏天晚上我下了班，跑到华盛顿海茨山庄一处酒吧，那儿警察喝酒免费。有两个孩子来打劫，出门前一枪打中酒保心脏。我追到街上，打死其中一个，打中另一个的大腿。他这辈子别想再好好走路。”
“我明白。”
“不，我看你不明白。那不是我第一次杀人。我很高兴死掉了一个，也很遗憾另一个活了下来。”
“那——”
“有一枪失误，反弹出去，击中一个七岁小女孩的眼睛。子弹反弹后，力道削掉了一大半。再高一英寸的话，也许只会划过她前额。有可能留下个疤痕破相，但没有大碍。可是射进眼里，都是软绵绵的东西，自然就捣进脑子里。他们告诉我她当场毙命。”我看着我两只手。抖得不厉害——肉眼难以察觉。我拿起杯子，一饮而尽。我说：“不可能把我定罪。事实上，我还得到局里嘉奖。然后我递上辞呈。我不想再当警察。”
他离开后，我多坐了几分钟。我迎上特里娜的视线，她为我端来另一杯搀酒的咖啡。“你的朋友没啥酒量。”她说。
我同意她的说法。我的声调八成泄漏了我的心情，因为她二话不说就坐在汉尼福德的椅子上，把手放在我的手背上，然后挪开。
“有麻烦吗，马修?”
“也不算。有事要办，但我宁可不办。”
“你宁可坐在这儿，把自己灌醉。”
我龇牙一笑，“你什么时候见我醉过?”
“从来没有。不过每次看到你，你都在喝酒。”
“喝而不醉，功夫到家。”
“这样对你不太好吧?”
我希望她能再碰碰我的手。她的手指纤长，摸着舒服凉爽。“天下有什么事是对每个人都有好处的?”我说。
“咖啡跟酒。奇怪的组合。”
“是吗?”
“酒叫你醉，咖啡叫你清醒。”
我摇摇头，“咖啡从来没法叫人清醒，它只能撑着你不睡。
拿壶咖啡给酒鬼，两样加到一起只是个睁眼酒鬼。”
“这就是你的写照吗，宝贝?睁眼酒鬼?”
“我眼睛睁不开，但也没醉倒，”我告诉她，“所以才得喝下去。”
四点过后不久，我到存钱的银行。汉尼福德给的钱我存了五百，剩下的全提出现金。这是我今年元旦后第一次来，所以他们在我的存款簿上加算利息。有台机器一眨眼功夫就算了出来，但数字小得实在不该劳驾机器浪费时间。
我从五十七街上踅回第九大道，然后往上城走去，一路经过阿姆斯特朗酒吧和罗斯福医院，抵达圣保罗教堂。弥撒已近尾声。我等在外头，只见几十个人三三两两走出教堂。大多是中年妇女。然后我走进去，把四张五十元钞票塞进捐助箱里。
我照圣经所说，把所得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养成习惯，就像我上教堂也已成了习惯。我是搬进旅馆“定居”后不久就开始这样。
我喜欢教堂。我喜欢坐在那里思考。我坐在中间靠走道的位子。我想我在那里大概待了二十分钟，也许更久。
两千块钱从凯尔·汉尼福德那儿转到我手上，两百块钱从我这儿转到圣保罗的捐助箱里。我不知道这钱他们会怎么花。
也许买食物和衣服分送穷人，也许买林肯轿车给牧师代步。我其实并不在乎他们怎么花。
天主教堂从我这儿拿到的钱此别人要多。不是我偏心，只是因为他们开门的时间较长。非周末的时间，基督教堂大部分都关着门。
天主教堂还有一个好处。可以点蜡烛。我出门时点了三根。
一根给永远活不到二十五的温迪-汉尼福德，一根给永远活不到二十一的理查德·范德普尔。还有，当然，一根给永远活不到八岁的埃斯特利塔-里韦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