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在她公寓外面的走廊里被一名单独行动的攻击者袭击。他强奸了她，还抢了她的皮包。另一个女的让别人载她回家，因为她以为对方是同班同学；他亮出一把刀，命令她去后座，可是她逃脱了。
“他是个瘦巴巴的小男孩，又单独行动，”埃莱娜说，“所以我觉得把他列入考虑似乎太牵强了。第三个打电话来的是约会强奸，或者叫泡马子强奸，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称呼这种案例的。根据那女人的说法，她和她的女朋友在阳光岸一家酒吧里钓到两个男的，她们坐上男的车子出去兜风，然后她女朋友晕车，他们只好停车，让她下车呕吐。结果他们居然就开车跑了，把她丢在那里，你相信有这种事吗？”
“是不太体贴，”我说，“不过这样好像不叫强奸。”
“真是绝了。后来他们又兜了一阵子，然后他们回到她家，要求跟她上床，她说门儿都没有，你们把我当作是什么女人，又说了些类似的话。最后她终于答应干其中一个，就是跟她配对的那个，另一个人可以在客厅里等。当然他没照做，他们俩正要开始时他就走进来看，这下子对浇熄他的欲火实在帮助不大，你也可以想象。”
“然后呢？”
“然后他说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她说不、不、不，最后她决定替他口交，因为那是唯一可以摆脱他的办法。”
“她跟你讲这些？”
“当然用字造句比较含蓄，不过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她去刷了牙，打电话叫警察。”
“说她被强奸了？”
“我同意啊。那男的从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变成如果不让我痛快，我就踢掉你的牙，我认为这样已经符合强奸的标准了。”
“哦，那当然，如果他这样硬来的话。”
“不过听起来还是不像我们要找的家伙。”
“嗯，一点都不像。”
“如果你想继续查下去的话，我把她们的电话号码抄下来了，而且我跟她们讲只要制作人决定做，我们就会打电话跟她们联络，不过目前拍片计划有点问题。对不对？”
“一点没错。”
“所以说虽然我没得到有用的情报，接到三个电话还是很令人鼓舞的，你说是不是？而且明天可能会有更多电话。”
星期四来了一个电话，本来听起来还挺有希望的。一个三十出头的女的在圣约翰大学修研究院的课，在校园里的停车场上正要打开自己车门的时候遭到三个男人用刀挟持。他们全挤进她的车里，开到坎宁安公园，在那里跟她口交及阴交，不只用一把刀不断威胁她，恐吓她要切除她的身体各部分，而且真的割伤她的一条臂膀，不过可能是不小心割伤的。等他们都办完事了以后，他们把她丢在那里，驾着她的车跑了。到现在案发已经快七个月，那辆车还没找到。
“但不可能是他们，”埃莱娜说，“因为那三个男的是黑人。在大西洋街作案的那些人是白人，对不对？”
“对，所有目击证人都这么说。”
“嗯，这几个是黑人。如果我一直追问她这一点。她一定觉得我有种族歧视，或是我怀疑她有种族歧视，否则干嘛紧咬着强奸犯的肤色问个不停？当然对我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这么一来就表示她并不符合我们的条件了，除非那帮人在去年八月到现在这段时间里，想出个法子改变肤色。”
“如果他们有这个本事，”我说：“那他们就绝对不只值四十万了。”
“你真好。总之，我觉得自己好像白痴，不过我还是抄下了她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告诉她只要计划通过就会联络她。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你想不想听？她说不管这件事会不会有结果，她都很高兴自己打了这个电话，因为能讲出来对她帮助很大。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她常常讲，也作了些心理辅导，可是她已经很久都没提这件事了，她觉得好过很多。”
“一定也让你觉得很好。”
“她还以为我是辅导人员，暗示能不能一周来我这儿一次作治疗，我跟她讲我是制片的助理，这两份工作需要的技巧是一样的。”
同一天，我终于找到了布鲁克林刑事组的约翰·凯利刑警。他还记得利拉·阿尔瓦雷斯案，说那实在很可怕。她是个很漂亮的女孩，而且每个认识她的人都说她是个又很听话又用功的学生。
我说我在写一篇关于在不同寻常的地点弃尸的报道，问他尸体在被发现时有没有不异样之处。他说尸体曾遭肢解，我问他是否能说得详细些，他说还是不说的好。一方面是因为该案某些部分他们想保密，另一方面是顾及到女孩家人的感受。
“我想你一定可以谅解。”他说。
我又试了几个不同的策略，结果都是碰壁。我谢谢他，正打算挂电话的时候，突然想到问他是否曾在七十八分局上过班，他问我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以前我认得一个在七十八分局上班的约翰·凯利，”我说，“不过我看你们绝对不是同一个人，因为他现在早已过了退休年龄了。”
“那是我父亲，”他说，“你说你姓斯卡德？你到底是干什么的，记者？”
“不，我自己也办案。曾经在七十八分局待过一阵，然后转到曼哈顿第六分局，在那里升了刑警。”
“噢，你是刑警？现在变成作家了？我父亲常说要写一本书，不过他是光说不练。他退休大概有八年了，现在在佛罗里达家中的后院里种葡萄柚。我认识很多警察都在写书，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不然就是说在计划中，不过你真的在写？”
是时候转变话题了。“不。”我说。
“什么？”
“刚才都是胡扯，”我坦承，“我现在是私家侦探，离开警界后就开始做这行。”
“那你到底想知道阿尔瓦雷斯案的哪些事？”
“我想了解肢解的内情。”
“为什么？”
“我想知道是不是切除肢体。”
一阵静默，时间长得足以让我懊悔根本不该提出这一连串问题。然后他说：“你知道我想知道什么吗，先生？我想知道你他妈的到底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一年多以前在皇后区出了一个案子，”我说，“三个男人从伍德海芬的牙买加大道上掳走一个女人，然后把她丢在森林公园一个高尔夫球场里。除了各种凌虐的痕迹，他们还切除了她两根指头，塞进她的，呃，身体开口处。”
“你有什么理由认为这两件案子是同一伙人干的？”
“没有，但我有理由相信做掉戈特斯坎德的凶手没有就此罢手。”
“皇后区那个女的姓戈特斯坎德？”
“对，玛丽·戈特斯坎德。我一直想把杀她的凶手和其他案件连在一起，阿尔瓦雷斯案看起来很有可能，可是对于那件案子，我知道的仅限于报纸上的报道。”
“阿尔瓦雷斯的屁眼里塞了根指头。”
“戈特斯坎德也一样。她前面还塞了一根。”
“在她的——”
“对。”
“你跟我一样，不喜欢说出死人的那些部位。妈的，你去验尸化验室晃晃，那些家伙一个比一个猥亵。我猜他们是不想让自己有任何感觉吧。”
“也许吧。”
“可是我总觉得这样太不尊敬人了。那些可怜人，她们还能要求什么呢？不就是在她们死后给她们一点点尊重。杀她们的人可一点都不尊重她们。”
“嗯。”
“她的一个乳房不见了。”
“什么？”
“阿尔瓦雷斯。他们把她一边的乳房切掉了。根据流血的程度，他们说乳房被切除时她还活着。”
“上帝！”
“我真想抓住这些王八蛋，你知道吗？进了刑事组，你每一个都想逮，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轻度谋杀，可是有些罪犯会让你觉得特别想出手，这个就是。我们真的尽力了，查了她的行踪，跟每一个认识她的人都谈过。可是你也知道这种案子，如果受害者跟凶手没有关系，案子本身又没留下什么实质性的线索，你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现场能采到的证据非常少，因为他们是在别处杀了她，然后才把她丢在墓园里。”
“那部分报纸上说了。”
“戈特斯坎德也一样？”
“对。”
“如果当初我知道戈特斯坎德案的话——你说是一年多以前？”我把日期告诉他，“原来这件案子一直待在皇后区的档案柜里，我怎么会知道呢？两具尸体，手指都被，呃，切除，然后塞入，我却坐在这里用自己的大拇指塞自己的屁眼。我不是故意要这样说的，老天。”
“希望对你有帮助。”
“你希望对我有帮助？你还有什么情报？”
“没有了。”
“如果你隐瞒——”
“戈特斯坎德案我所知道的部分，全都在她的档案里。阿尔瓦雷斯案呢，我知道的都是你告诉我的。”
“你跟这两件事有什么关系？你自己的关系？”
“刚才我才告诉你——”
“不！不！不！你为什么这么感兴趣？”
“这一点必须保密。”
“保密个屁！你没有权利隐瞒事实。”
“我没有隐瞒事实。”
“那你说这叫什么，嗯？”
我吸了一口气，然后说：“我想我说的已经够多了。我对戈特斯坎德或阿尔瓦雷斯这两件刑事案都并不是特别清楚。一件我读了档案，另一件是你告诉我的，那就是我知道的全部。”
“一开始，你为什么要去读那个档案？”
“因为一则一年前的报纸新闻，然后我读到另一则新闻，又打电话给你，就这样。”
“你在包庇你的雇主。”
“就算我有雇主吧，他可绝不是凶手。他是谁，那是我个人的事。难道你不想自己去比较比较两件案子，看看是否能突破？”
“我当然会这么做，可是我真想知道你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那并不重要。”
“我可以传你来局里，或是差人去逮捕你，你想这样玩？”
“你是可以这么做，”我说，“可是除了我刚才告诉你的话，你是问不出什么来的。你可以浪费我的时间，不过你也会浪费你自己的时间。”
“你他妈的胆子还真大，这点我服了你。”
“嘿，好了，”我说，“现在你也得到一些新的情报了，如果你想记一笔账在我头上，当然可以，可是这样有什么意义呢？”
“那我应该说什么呢？谢谢你？”我心里想，说一声你会少块肉啊，但没说出口。“算了算了，”他说，“不过你最好还是把地址跟电话号码留下，搞不好我会需要联络你。”
我犯的错就是一开始让他知道了我的名字。我可以试试他到底是不是能干的警察，让他自己去曼哈顿电话簿里找，但又怎么样呢？我把地址和电话号码给了他，告诉他我为不能回答他所有的问题感到抱歉，可是我必须对自己的雇主负一定的责任。“如果我现在还是警察，碰上这种事一定气炸了，”我说，“所以我可以了解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反应。可是该做的我还是非做不可。”
“对，这一句词儿我听多了。嗯，或许干下这两件案子的真是同一伙人吧，或许经过比较之后，我真的能有所突破。那就好了。”
最后那一句已经是很接近“谢谢你”了，我也很乐意就此结束。我说那的确会很好，并祝他好运，然后请他代我向他父亲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