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泽西威廉·赖肯太太的车，她是你朋友吗？”
“我想不是，她什么时候报失的？”
“我看看，凌晨两点，纪录上这么写的。”
我大约十二点半离开阿姆斯特朗酒吧，所以赖肯太太不是马上发现车丢了。如果他们又把车放回去，她将永远不知道它曾经被偷。
“它从哪儿来，埃迪？”
“我猜是上蒙特克莱城。”
“我是说车被偷时停在哪里？”
“哦，”他把名单翻到最后一页。“百老汇大道与一百一十四街之间。嘿，这倒是很有意思。”
是他妈的很有意思，但他怎么知道呢？我问他有什么意思。
“赖肯太太凌晨两点到百老汇大道去干什么？赖肯先生知道吗？”
“你的想法真脏。”
“我应该去当特别检察官。赖肯太太跟你那个失踪的丈夫去做什么？”
我一片茫然，随即想起我在探问“陀螺”尸体时所捏造的案子。“哦，”我说，“没什么，我告诉他老婆忘了这回事，花几天工夫就把案子结了。”
“那么，谁偷了车？昨晚又用来做什么了？”
“毁损公物。”
“啊？”
“他们撞断第九大道上的停车计时收费器，然后很快逃走了。”
“而你刚好在那里，刚好看到车牌号码，然后很自然地你想这车是偷来的，而你要去査因为你是个好市民。”
“差不多就是这样。”
“放屁！坐下。马修，你在搞什么应该让我知道。”
“没什么。”
“为什么一辆被偷的车跟‘陀螺’有关系？”
“‘陀螺’？哦，他们从河里捞起来的家伙。没什么关系。”
我一言不发。他拿起雪茄端详了一会儿，俯身把它丢进垃圾桶。他坐直了看着我，转开，又看着我。
“你在隐瞒什么？”
“没有你必须知道的。”
“你怎么跟‘陀螺’雅布隆扯上关系的？”
“那不重要。”
“那辆车又是怎么回事？”
“那也不重要。”我坐直了说，“‘陀螺’被丢进东河里，那部车撞倒第九大道五十七到五十八街之间的停车计时收费器，而那部车是在上城被偷的，没有一件是在第六分局发生的，所以没有你必须知道的事，埃迪。”
“谁杀了‘陀螺’？”
“我不知道。”
“真的？”
“当然是真的。”
“你在追踪某人？”
“也不尽然。”
“我的天，马修。”
我想离开了。我不能阻止他提问，但我实在不能把我手上的资料给他或任何人。我独自进行调査又逃避他的问题，我不敢奢望他喜欢这样。
“你的委托人是谁？”
我的委托人是“陀螺”，但我知道这样说没什么好处。“我没有委托人。”我说。
“那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也不确定是否有目标。”
“我听说‘陀螺’的死跟他最近变得阔绰有关？”
“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穿得很体面。”
“真的？”
“他的西装花了三百二十块，他刚好提过。”
他一直盯着我直到我转开自己的视线。他低声说：“马修，不要让人家开车撞你，那样有害健康。你确定不要把事情交给我处理？”
“时机到了就会，埃迪。”
“你确定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没有马上回答。我想起那辆车冲向我的感觉，想起实际发生的事，以及梦中那辆大车一直冲向墙壁。
“我确定。”我说。
我在狮头餐厅吃汉堡，喝了点波本和咖啡。那辆车是从那么远的上城偷来的让我有点意外，他们也许早就偷到手并停在我的住处附近，或者万宝路人在我离开波莉到他走进阿姆斯特朗酒吧之间打了电话。若这样则表示对付我的至少有两个人，就与我听到那通电话之后的判断相符。他可能——不对，这不是重点。我可以设想很多可能的情节，但这些都只会使我更混乱。
我又各点了一杯咖啡和酒混着喝。从埃迪那儿我好像得到一些隐约的灵感，问题是我没办法让它清楚浮现出来。
我拿一块钱换了硬币去打电话。新泽西查号台给了我威廉·赖肯的电话，我打给赖肯太太，自称是赃车小组。她很意外我们这么快就找到她的车，还问我知不知道她车子的损坏情况。
我说：“恐怕我们还没找到你的车子，赖肯太太。”
“哦。”
“我只是要再问一些细节。你的车停在百老汇大道跟一百一十四街之间？”
“对，在一百一十四街上，不在百老汇大道上。”
“我知道了。我们的纪录上说你大约在凌晨两点报失的，你是发现车子不见了马上就报失的吗？”
“是的，差不多。我走到停车的地方发现车子不在，当然，我第一个念头是车被拖吊了。我是按规矩停车，但有时候会没看到那些不同规定的标志，而且他们应该不会老远跑到上城来拖吊的，是吗？”
“一向不超过八十六街。”
“我也是这么想，但我都尽量去找不违规的停车位。当时我想也许我是把车停在一百一十三街了，所以我再走过去看，当然还是没看到车，于是我打电话叫我丈夫来接我，他说要报失，我就打电话给你们了。从我找不到车到确定车子丢了之间大概是十五到二十分钟。”
“我知道了。”我后来很后悔问了接下来的问题。“你什么时候把车停那儿的，赖肯太太？”
“我想想看。我有两堂课，一堂八点的短篇小说研习和一堂十点的文艺复兴史，但我早到了，所以我想大概是七点出头。那重要吗？”
“这问题不是针对找寻这部车子的，赖肯太太。我们正尝试找出各种犯罪行为发生频率比较高的时间。”
“有意思，”她说，“那有什么用？”
我自己也一直怀疑这一点。我告诉她那是整体犯罪行为的一部分——每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听到的答复也大多一样。我谢谢她，并向她保证她的车应该很快可以找到，她也向我道谢。挂了电话后我又回到吧台。
我试着从刚才的对话中寻找有用的线索。一无所获。我让思绪漫游着，发现我疑惑的就是赖肯太太半夜去上西城干嘛？她没跟丈夫一起，她最后一堂课应该是十一点左右结束。也许她在西缘大道或是哥伦比亚附近的酒吧喝了些啤酒，也许喝了不少，所以她才会绕着街区找车子。即使她喝的啤酒足够让一艘战舰浮起来也无关紧要，因为赖肯太太根本与“陀螺”或这件事的其他相关人扯不上关系，而她跟丈夫之间有没有怎样是他们的事，与我无关，而——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大学在一百一十六街跟百老汇大道交汇处，原来她上课的地方在那里，而有一个人也在那里念书，修心理学课程，并且打算为心智障碍儿童工作。
我查了电话簿，没有斯泰西·普拉格，因为单身女性知道最好别把全名登上电话簿。但是有个s.普拉格，住在西区百老汇大道跟河滨车道之间的一百一十二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