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迪到底是什么时候死的？”
“哦天哪，这可很难记得清楚，我不敢确定是哪一年，应该是在肯尼迪被杀之后，这一点绝不会错。但相隔并不太久，要我说，应该是之后那一年。”
“一九六四年。”
“夏天。”
“三十三年前。”
“哦，你真是个数学天才。”
“这完全吻合，你知道，我在看到的这个人就是三十几岁。”
“从没有任何传闻说帕迪有儿子。”
“也许那女人秘而不宣，不管她是什么人。”
“只告诉小男孩一个。”
“告诉他亲生老子是谁，也说了他是被谁宰的。”
“所以他是在对我的仇恨中长大的，好吧，在贝尔法斯特长大你会不恨英国佬吗？普罗迪的孩子长大会不恨教皇吗？‘他妈的女王！’，‘不是不是，是他妈的教皇！’我会说，那就两个都干吧，或干脆让他们俩互相干。”他掏出他口袋里的扁酒瓶，把酒加进咖啡里，“如果你教得早，那他们的确会长成个满心仇恨的人，但这么多年来他妈的这小子都在什么鬼地方啊？他完全是他老子的翻版，我只要看过他一眼，肯定立刻就知道他是谁。”
“我看到你对画像的反应了。”
“只要一眼我就知道了，而且不止我这样，任何认识他老子的人都可以认出他来。”
“也可能他不在纽约长大。”
“甘心让仇恨啃噬这么多年？他干吗要等这么久？”
“我不知道。”
“他年轻一点时来找我算账，这我很能理解，”他说，“儿时的怒火燃在我血液里——你知道这首歌吗？”
“听起来很熟。”
“这是你认为他会这么做的原因，只要他血液里的确燃烧着这团火，但他好好地活了三十年了，他不可能不到三十，这团儿时的怒火早烧成灰烬了，他跑到什么鬼地方去了？”
“这我可能有点明白了。”
“真的吗？”
“有一点，”我说，“我来看看明天从哪里可以弄到，”我看了看表，“今天来不及了。”
“侦探工作，是吗？”
“其中之一，”我说，“就像在煤坑里找一只不存在的黑猫，但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