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了那里，他们还在等基根。斯基普找来了一个矮柜子，权当会议桌，上面有几个酒瓶，还有一盒冰块。地板上有个冰桶，里面尽是啤酒。我问有没有咖啡，卡萨宾说，厨房里可能还有一点。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一个塑料保温壶，一个马克杯，还有奶精跟糖。
我倒了一杯黑咖啡，现在我还不想喝酒。我尝了口咖啡，这时听到外面有人敲门。斯基普去开门，比利到了。“永远不会准时到的比利·基根。”博比说。卡萨宾给他倒了一杯十二年份的爱尔兰威士忌，这是在阿姆斯特朗酒吧最常见的酒。
大家使劲开玩笑，你损我，我损你。突然之间，大家静了下来，趁这个沉默的空档，我站起来说：“我想跟你们说几句话。”
“保险。”博比·鲁斯兰德说，“我是说，你们有没有想过买保险？认认真真想。”
我说：“昨天晚上斯基普跟我谈过了，也找到一些线索。我们相信。那两个戴假发跟胡子的家伙，我们以前见过。在几个星期前，这两个人也抢过莫里西酒吧。”
“那次他们是用手帕蒙脸。”博比说。
“可是那一天他们戴了假发、胡子跟面具，你怎么知道是他们？”
“真的是他们。”斯基普说，“没骗你们，他们朝天花板开了两枪，记得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博比说。
比利说：“博比跟我只是在星期一晚上，远远看过他们一眼，你不是根本连他们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吗？不可能，不可能，约翰，你那时根本不可能看到。莫里西酒吧发生抢劫案的时候，你也在场吗？我不记得见到你。”
卡萨宾说，他从没到过莫里西酒吧。
“那我们三个人只好没意见了。”比利继续说，“你说这两起抢劫案是同一批人干的，好吧，也许是。不过就算这样我们还是不知道他们是谁，不是吗？”
“不对，我们知道他们是谁。”
所有人都看我。
我说：“我昨天晚上非常狂妄，告诉斯基普说，我们一定可以抓到他们。而一旦我们知道这两起案子是同一批人做的，剩下的问题就只是査出他们的身份而已。我想我的灵感或许是来自波本，但是，证据累积得差不多了，也到了该水落石出的时候，今天我的运气不坏，我知道他们是谁。斯基普跟我猜得不错，他们是同一批人。”
“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呢？”博比说。
“那个待会儿再说。”我说，“我想先告诉你们是谁干的。”
“你说吧。”
“那两个人的名字叫加里·阿特伍德和李·大卫·卡特勒，”我说，“也就是斯基普口中的弗兰克跟杰西。这两个人有点亲戚关系，好像是表兄弟。阿特伍德住在东村，卡特勒跟他的女朋友住在一起。他女朋友名叫丽塔·多妮真，是个老师，住在华盛顿海茨。”
“是亚美尼亚人。”基根说，“她大概是你的亲戚，约翰。真的接近水落石出了。”
“你是怎么找到他们的？”卡萨宾怀疑，“他们以前干过吗？有犯罪记录吗？”
“我想他们没前科。”我说，“这点我不太清楚，因为我觉得这不太重要。不过，我相信他们有公会证。”
“呃？”
“他们应该有演员公会证。”我说，“他们是演员。”
斯基普说：“你开玩笑吧？”
“没有。”
“我真是个白痴。没错，前言搭后语，错不了。”
“你明白了？”
“我当然明白了。”他说，“所以他们才有那种口音。在莫里西酒吧的时候，看起来像爱尔兰人。他们没开口说话，也没做什么像爱尔兰人做的事，可是感觉起来就像是爱尔兰人，原来他们是演员。”他转过身去，瞪着博比·鲁斯兰德。“演员？”他说，“我竟然被两个戏子抢了。”
“你只是被两个演员抢了，”博比说，“干我们这行的，可不是每个人都得罪了你。”
“戏子？”斯基普还是不敢置信，“约翰，我们竟然付了五万块给两个戏子。”
“他们手里的可是真枪实弹。”基根提醒他。
“戏子！”斯基普说，“看戏子演戏不是只要付票钱就可以了吗？”
我从保温壶里又倒了更多的咖啡。我说：“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想到的，但我就是想到了。而一旦想到之后，许多线索就冒出来，串在一起。最早的只是一种印象，这些人有点奇怪，有点像在演戏。当然他们在莫里西酒吧的演出跟星期一晚上的那场戏，是有点不同。在我们确定他们是同一批人之后，我们也就会明白他们的演出，为什么会有点不一样。”
“我不知道这两个人是怎么当上演员的。”博比说，“看起来很假。”
“还有别的线索。”我说，“他们行动的样子就像是对动作很有概念、很职业。斯基普，你说他们很像舞蹈家，他们的动作可能真的经过设计。干演员的有句行话：如果一个人的言行异常，如果不是在演戏，就是流露出他的真性格。从这个观点去分析他们其中一个人的话，其实很有意思。”
斯基普说：“那两个人说过话吗？我怎么没听到？”
“在教堂的地下室里。就在你跟那个戴黄色假发的搬家具的时候。”
“我想起来了。他到底说了什么？”
“他好像说什么公会同不同意之类的。”
“对，我想起来了，他好像是这么说的。这句话有点怪，可是我当时没太注意。”
“我当时注意到了，而且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有点不同。”他闭上眼睛，努力回想。“你说得对。”他说。
博比说：“这怎么能证明他是演员？顶多能说他是个公会会员而已。”
“舞台工作人员公会非常厉害，”我说，“他们严格规定演员不能去搬布景或者去做那些该工作人员做的事情，所以他才会说那种话。只有演员才会想到这个，不是吗？”
“可是你又怎么知道他们究竟是谁？”卡萨宾问道，“就算你知道他们是演员，想弄清楚他们的姓名跟地址，不是还要大费周章吗？”
“耳朵。”斯基普说。
大家都在看他。
“他画下他们的耳朵。”他说，还指了我一下，“在他的笔记本里面有啊。耳朵是人体中最难伪装的部分。别看着我，我是在说他讲过的话。把那两个人耳朵画下来的人是他。”
“画耳朵要干什么？”博比说，“难道要我们登个广告，弄个公开试听会，让大家亮出耳朵来吗？”
“你可以去査查海报啊。”斯基普说，“你去看看他们的样子，说不定能找到差不多的耳朵。”
“在拍证件照片的时候，”比利·基根说，“照相的人不都叫你把耳朵露出来吗？”
“要不然会怎么样？”
“要不然他们不给你护照。”
“可怜的梵高，”斯基普说，“他永远也别想出国了。”
“你到底是怎么找到他们的？”卡萨宾说，“总不可能单靠耳朵吧？”
“不是，当然不是。”
“车牌号码。”比利说，“难道大家都忘了车牌号码吗？”
“车牌号码已经登记在赃车清单上，”我告诉他，“自从我想到他们是演员之后，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那座教堂。我想他们绝对不会随便挑一个教堂，破门而人。他们有办法进去，可能钥匙就在他们手上。根据牧师的说法，很多社团借用那个场地，所以外面也可能有很多钥匙在流传。他说，有一个业余的剧团曾经用过那地方排演。”
“啊哈。”不知道谁叫道。
“我打了个电话给教堂，査到那个剧团的名字。然后我再打电话给那个剧团，跟他们说，我想找一个几个月前，曾经在他们那里演过戏的演员，我描述了一下那两个人的特征。记住，那两个人除了身高相差一点之外，其余长相差不多。”
“你就因此而査出名字来了。”
“我査到了两个名字，其中一个是卡特勒。”
“真相终于大白了。”斯基普说。
“白什么白？”卡萨宾说，“这名字不是第一次出现吗？怎么就真相大白了？还是我太笨，看不破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