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端起他的杯子，喝了口啤酒，“它们不见了。”
“那些账本？”
“约翰星期六早上来店里，还把上个星期的账整理了一下。在这个星期六以前，一点征兆都没有。前天，他想查一点东西，去找账本，账本不见了。”
“两种版本都不见了？”
“不是，只有给自己留存的那本不见了。”他又喝了一点啤酒，用手背抹了抹嘴唇，“约翰花了一整天时间去找，找得快要发疯了，直到昨天才告诉我。我当然也烦得要命。”
“情况到底有多糟？”
“他妈的。”他说，“糟透了。我们可能因此关门。”
“真的？”
他点了点头，“从我们开张、赚进第一笔钱的陈年老账，全部都在那本账册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附近也开了一家酒吧，我们苦干实干，把他们的生意抢得差不多了。如果那本账本落在他们手里，我们就完蛋了，你知道了吧？这种事能用错误来形容吗？我们所有的秘密都白纸黑字写在里面。有关单位有了这组数据，再一查我们的退税记录，马上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了。你都没法子编个理由骗他们。你唯一要知道的是你会在哪里落网，是亚特兰大还是其他地方。”
我俩相对无言好一会儿。我喝了点咖啡，他点了一支烟，朝天花板吐烟圈。店里仍然在放古典音乐，两支木管乐器相互唱和。
我开口说：“你要我做什么？”
“查出账本是谁拿走的，把它们找回来。”
“也许是约翰一时糊涂，把账本放到别的地方去了。过两天就……”
他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我昨天下午把办公室翻得底朝天，他妈的，就是找不到。”
“就这么不见了？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你把它们放在哪里？上了锁吗？”
“应该上了锁。不过，有的时候，约翰会随手把账本塞到抽屉里。这么久没出事，当然会大意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反正就这么回事，如果你有点急事，你不见得会把它放回原位。他告诉我说，星期六他的确上了锁，但没过一会儿，他又承认他也不记得到底上过锁没有。记账是他例行的工作，他每个星期六都得做一遍，谁会记得到底上过锁没有。不过那有什么差别？反正账本就是他妈的不——见——了！”
“有人拿走了。”
“没错。”
“如果把那本账本送到国税局……”
“那我们两个就死了。就这么简单。报纸讣闻版会把我们两个人的名字放在蒂勒里太太的旁边。你错过我们葬礼的话，没有关系，不要担心，我明白你意思到了。”
“没有丢别的东西吗，斯基普？”
“好像没有。”
“那这个贼是冲着你们来的。有人溜进你的办公室，拿走账本，跑了。”
“没错。”
我思索了一会儿，“你有没有什么仇家？比如说，被你开除的人怀恨在心？”
“是啊，我曾经想过这一点。”
“说不定他们向联邦政府告密。你知道的，过两天，有两个穿西装的家伙，走进你的酒吧，亮出他们的证件，把你们所有的资料、跟银行往来的记录一古脑儿全部带走，那就有你好受的了。”
“你接着说好了，马修，你真的让我心情愉快。”
“也许那个人不是想找你麻烦，只是想弄两个钱花花。”
“你是说靠账本图利啊？”
“没错。”
“想办法叫他卖给我们。”
“你真是个精明的顾客。”
“我跟卡萨宾都这么想。坐着等，他这么告诉我，坐着等好了，不管是谁拿了，他自然会来找我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按兵不动，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如果只是逃漏税，应该可以获得保释吧？”
“当然可以。”
“那我只好流亡海外，到尼泊尔去卖点乱七八糟的玩意给那些嬉皮观光客，了此残生。”
“你真的觉得这种日子比较好过？”
“应该是吧。”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手上的烟，随手把烟屁股往没喝完的啤酒里一扔。“我最恨人家这样子干了。”他又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我最恨见到送回吧台的酒杯里漂着烟屁股。恶心死了。”他的眼睛盯着我，好像想要瞧出什么端倪，“你能帮我点忙吗？我可以雇用你。”
“我不大明白，你雇我要干什么？”
“你是说现在我只能等待喽。我最恨等待了。我上高中的时候，跑步上学，四分之一英里。当然我那时候比较轻。我烟抽得很凶，我十三岁学会抽烟，在那个年纪，你什么都敢做，天不怕，地不怕，好像什么东西都保护着孩子，难怪他们都觉得他们永远也不会死。”他从盒子里拿出一支烟来，但只拿出一半，又推了回去。“我喜欢赛跑，但是我最讨厌等待比赛开始的那段时间。有的人会吐，可我不会，因为我喜欢比赛。我只会想小便，比赛完之后，我也会跑去小便。”回想起往事，他不禁摇了摇头，“我被派到海外也一样。我不在乎打仗，可是等着上战场的那段时光，我总是不免要胡思乱想，难熬得很。我现在又回想起那段时光，想起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其实，这跟现在的难题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了解你心情。”
“等待，跟谋杀没两样：他往椅背上一靠，“我要给你多少，马修？”
“什么多少？我又没做什么。”
“你给我不少建议啊。”
我劝他提都别提。“这杯酒就算你请客好了。”我说，“这样就行了。”
“成交。”他说着，站起身来，“说不定将来我会有麻烦你的地方。”
“尽管说。”我说。
他出门时还跟丹尼斯聊了几句，我把杯中的咖啡喝光。隔两张桌子的女士已买单离去，报纸却留在桌上。我把报纸拿过来看，又叫了一杯咖啡跟一杯波本，把波本倒进咖啡里，让咖啡有点甜味。
下午，等我把女招待叫过来的时候，酒吧里的人已经多了起来。我给她一块钱小费，请她把账单给我。
“没有账单。”她说，“那位先生已经付了。”
她是新来的，所以不知道斯基普的名字。“他真的太客气了。”我说，“可是在他离开之后，我又喝了一杯，这总该有账单吧？”
“你去问丹尼斯好吗？”她说。
在我还没开口之前，她就去帮别的客人点东西了。我跑到吧台，把手指往后一指，跟丹尼斯说：“她说我那桌没有账单。”
“她说的是实话啊。”他笑道。他常常笑，好像一天到晚都能看到很好笑的事似的。“德沃把所有的账都付掉了。”
“不可能。不管怎么说，在他走了之后，我又喝了一杯，我叫那个女服务员给我账单，可是她却叫我来找你。是又出了什么事吗？我到底有没有账单？”
他的嘴咧得更大了，“只要你想要账单，我会给你一张，但是今天不行，你现在一张账单都没有。德沃先生付得干干净净。”
“总共多少钱？”
“八十块出头的样子。如果你想知道详细数字的话，我可以算给你看，要不要？”
“不要。”
“他给我一百块钱付你们的酒账。给莉迪的小费和抚慰我惶惑不安的心灵。我猜想你又点了几杯喝的，但我知道一百块是足够了。”他又开始微笑，“所以你不欠我们一毛钱。”
我没跟他争。如果说我从纽约市警察局学到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人家给我什么，我就拿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