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一七。我就会把他的信件给他。”
“如果他收到信，信封上不会有名字吗？”
“我没注意。”
“如果你听到名字，能知道吗？”
“或许吧，不知道。”
“那个名字是大卫·汤普森吗？”
“不知道。不会是荷西·西曼内兹这种西班牙语的名字。他的母语是英语，我只知道这么多。”
她去招呼另一个客人。回来后她说：“付钱租这个服务的人，就会拿到一个号码。我们会把名字登记在本子上，就写在号码旁边。”
“结果登记簿上一二一七号旁边没有名字。”
“对。也许他来租信箱的时候是别人值班，忘了把他的名字写下来。这样不对，可是……”她耸耸肩，摇摇头。我觉得这件事她比我还烦心。
我身上带着露易丝给我的那张照片，掏出来让她看。她眼睛一亮。
“没错！”
“是他吗？”
“是他，一二一七。”
“可是你不知道他的名字。”
“对。”
我给了她一张名片。告诉她，下回如果有他的信，请她打电话给我，把信封上的名字念给我听。她答应了，像捧着一件价值连城的珠宝似的拿着我那张名片。她伸长脖子，又看了那张照片一眼。
她说：“这个人做了坏事吗？”
“我不知道，”我说，“我只是得查出他是谁。”
我比埃莱娜早到家。她打电话回来说她会稍微晚一点，问我能不能先在炉子上放一锅水。我照办了，把炉火打开，她走进门时，水已经烧开了。她拌了沙拉，煮了意大利面，我们吃完把碗盘放在水槽里，走第九大道到四十二街一个外百老汇戏剧的表演处，我们拿到了一场台词排演的票，剧名叫《里加》，是讲拉脱维亚犹太人的屠杀。我知道剧作家也在场，这就是我们去的原因，落幕后我们去向他道贺，告诉他剧情很震撼人心。
“就是太震撼人心了，”他说，“所以没有人想投资制作。”
回家的路上，埃莱娜说：“老天，我无法想象怎么会有人放弃制作这部戏的机会。为什么，这出戏真是让人全身舒畅呢。”
“不过我还是很高兴我们来看了。”
“我不知道自己高兴或不高兴。只是很担心这一切又会再度重演。”
“你不是认真的吧。”
“不是才怪呢。《纽约时报》有好多版我现在都看不下去了。任何国内或国外新闻都不看了。文艺版我还可以忍受，只不过有一半的书评和新闻报道一样糟糕。星期二的科学版没问题，星期三有食谱和餐厅报道的也可以。我从没想过要去他们报道的餐厅或照那些食谱做菜，不过纯阅读我还可以忍受。”
“可惜你对体育没兴趣。”
“是啊，否则我就可以看得懂，而且看了也不会想到抗忧郁剂百忧解。tj会看商业版吗？”
“我想会吧。”
“也许我们老了可以靠他，如果我们能活到那么老的话。”
我走到人行道边缘，举起一只手。有辆出租车靠边停了下来。
她说：“我还以为我们要散步回家。怎么了，你觉得不舒服吗，亲爱的？”
“还没舒服到可以走五十个街区。”我请司机走第十大道，然后接阿姆斯特丹大道，到九十三街街口。
“蓝调母亲？”
“我今天下午离那儿就几个街口，”我说，“可是那个时间去不合适。要到晚上才会有音乐。”
“还有丹尼男孩。”
“除非今天晚上他在普根酒吧。不管他在不在，我想我们应该去听听音乐。”
“我想你说得没错，”她说，“我想这总比我们回家自杀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