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原来约我七点吃晚餐，不过我提前到六点半。女招待送账单来时，他抢过去，提醒我说，是他找我吃这顿饭的。“何况，”他说，“再过几天我就不当警察了。得开始学着付账。”
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付账的一向是我。
“如果你要付钱，”他说，“我们可以换个地方，你请我喝杯酒，或来份甜点，或再喝杯咖啡。”
“我得去一个地方。”
“啊，对了，我们约的时候你提过。要带那个小女人上街吗？”
我摇摇头。“她跟一个好朋友吃晚饭去了。我得去参加一个聚会。”
“你还在参加聚会，嗯？”
“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了，不过一个星期会去一两次。”
“你可以一天都不去的。”
“我可以，也想不去，”我说，“可是今天的演讲人是我的朋友，而且安排他演讲的人就是我。”
“所以你大概非去不可了。你那朋友是谁，我认识吗？”
“只是个酒鬼罢了。”
“有聚会可以去，一定很好。”
的确是，不过这不是我去的原因。
“应该有一种聚会，”他说，“专门提供给那些饮酒有节制，也不想戒酒的人。”
“这点子太妙了，乔。”
“你这么认为吗？”
“当然。这样，你们就不必非得去教堂地下室不可了。可以在酒吧里聚会。”
“我名叫乔·d，”他说，“我退休了。”
那个聚会是在我所属的圣保罗教堂分会，我已经当过很多次主持人，朗诵匿名戒酒协会开场文，介绍演讲人。“我名叫雷，”他说，“我是个酒鬼。”接下来的十五或二十分钟他就按一般惯例，说他的戒酒故事，以前酗酒是什么情况，中间发生了什么事，现在变成什么样。
乔问我演讲人是不是他认识的人，我当时避免直接回答。即使他不认识雷·格鲁利奥，也肯定听说过，而且认得出他神似林肯——但更长——的脸以及沙哑的嗓音。“硬汉雷蒙德”是一名刑事律师，他的当事人往往是激进、被众人唾弃、最不受同情的那类人，他的策略则是把整个制度本身拿来审判。警察恨他，几年前有人朝雷位于商业街的正面窗户扫射，大家都不怀疑那是警察干的——没人受伤，而且雷的知名度大增。“要是早知道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他曾说，“我可能早就自己干了。”
我是在五月份“三十一俱乐部”的年度晚餐上遇到雷的。那顿饭吃得很愉快，过去一年来，我们没有任何会员死亡，晚餐即将结束时，我告诉雷，我负责替圣保罗教堂隔周周三的聚会找演讲人，他想在什么时候演讲？
这天晚上有十四或十五个人，其中至少有一半认识雷，但我们都恪守匿名的传统。演讲后的讨论中，除了雷所告诉我们的，没有人能知道得更多。“猜猜昨天晚上在圣保罗演讲的是谁？”他们或许会在其他聚会中告诉别的会员，因为我们常会这样，虽然也许不应该。不过我们不会告诉戒酒协会以外的朋友，就像我没告诉乔·德金一样，而且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会因为这类社会地位而影响彼此在聚会中的关系。比如保罗·t在五十七街的熟食店当午餐外送员，而阿比从事的则是某种神秘的、与电脑有关的工作，但他们在聚会中得到与知名律师雷蒙德·格鲁利奥同等的关注和尊敬。或许还更受尊敬——因为他们戒酒的资历更深。
聚会十点结束，之后通常我们会有几个人去火焰餐厅，这家店位于第九大道，几乎就在吉米·阿姆斯特朗酒吧旧址的正对面。这回来了七个人，占据了角落的一张大桌子。近两年来我通常是在场戒酒时间最长的人，这种事情好像早晚会碰上，只要你不喝酒也没死。不过今天晚上，我们这桌有两个人戒酒资历比我多几年，其中一个是比尔·d，我第一次参加聚会时他很可能也在场。（我不记得那天晚上见到了他，当时我满脑子只想着自己。）他偶尔会在聚会上发言，我一向喜欢他的谈话。我本来可能找他当我的辅导人，但吉姆·费伯出现了，显然他是担任这个角色的最佳人选。后来，吉姆被杀害后，我决定如果自己想找个辅导人，就去问比尔。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感觉到有这个需要。
这阵子他话不多，不过参加聚会的频率还是一样。他是个高个子，瘦瘦的，白发稀疏，有些新会员叫他“沉默者威廉”1。这个形容词绝对不会用在帕特身上，这个人矮胖结实，戒酒资历几乎跟比尔一样久。他人也很好，不过话太多了。
1威廉（william）的昵称是比尔（bill）。
比尔当了五十年的舞台工作人员，前不久退休了，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他可能是看百老汇舞台剧最多的人。帕特也退休了，他之前在下城市政厅的某个部门服务。我始终没搞清楚是哪个机关，也不知道他在那里干什么；不过不管是什么，反正他四五年前就不干了。
“边墙”原来是建筑工人，后来因为工伤而双腿残废，留给他一笔残障退休金；他靠撑着两支拐杖行动，他在家里工作，经营某种网上订购的生意。几年前他出现在圣保罗、炉边和其他各分会时，总是一副阴沉怨恨的模样，不过那种态度随着时间推移渐渐消失。跟比尔一样，他是这一带的人，一辈子都住在西城的地狱厨房1和周围一带。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叫他“边墙约翰”，我想他大概是戒酒前就有这个绰号的。如果你叫约翰这种大众化的名字，就几乎难免会有绰号，不过好像没有人知道他绰号的由来。
1hell‘skitchen，纽约曼哈顿的一个社区，包括第三十四和第五十七大街之间的地区，大致从第八大街到哈得孙河。
不过换一种情况，如果你的名字是阿比，就不需要绰号，也不必在后面加上自己姓氏的缩写。阿比——我猜是亚伯拉罕的昵称，但他一向说他就叫阿比，如果你真的说成亚伯拉罕的昵称亚伯，他就会纠正你——戒酒已十年，洗心革面，刚来纽约没多久。他是住在俄勒冈时开始戒酒的，后来他搬到加利福尼亚。几个月前他搬到纽约，开始出现在圣保罗和其他几个西城的戒酒聚会上。他四十出头，身高约五英尺十一英寸，中等体格，一张轮廓清晰的脸，可是你看过后就会忘记。他的五官不会给你深刻的印象。
我觉得他的个性似乎也和外貌一样。我曾在六十三街基督教青年会大楼的聚会中听过他讲戒酒经历，但唯一记得的内容就是他以前喝酒，现在不喝了。他发言不多，内容通常温和而毫无特别之处。我猜想这大概是他的风格。戒酒协会里的发言通常都会是比较非个人化、比较接近小城聚会的形式，而他的做法也是如此。
我刚开始参加聚会时，曾听到一个女同性恋者谈到她知道自己喝酒可能已经成瘾，是因为她注意到自己常常猛然恢复意识时，嘴巴里正含着某个男人的那话儿。“我不喝酒时从不会这样。”她说。我有个感觉，阿比在俄勒冈的小镇一定不会听到这类东西。
赫布加入的时间跟阿比差不多，他上星期戒酒才满九十天。这是一个评判的标准；你得戒酒九十天以上，才能担任开场或参与服务工作。赫布是在一个白天的聚会上宣布戒酒满九十天的，我不在场，但只要他和我两个人都继续戒酒，或许我早晚会有机会听到他的故事。他大概五十岁，矮矮胖胖的，已经开始谢顶了，但身上有着某些刚戒酒会员特有的热心，近乎孩子气。
我自己没有那样过，也不曾像约翰以前那样对戒酒充满怨恨。目睹我戒酒过程的吉姆·费伯曾告诉我，我从一开始就很坚持，很认命，当然我可以再回去喝酒，但决定不这样做。我没法告诉你我是哪种类型的。我只记得逼着自己从这场聚会赶到下一场，担心参加聚会能有用，也担心会没用。
我不记得是谁提起死刑的。有个人说起，另外一个人针对这个主题谈了一些基本看法，然后“边墙约翰”转向雷说：“我想你是反对死刑的。”这个说法原可能是挖苦，但他其实并没有这个意思。这只是一种看法，带着心照不宣的暗示，因为大家知道雷是什么人，所以觉得他会反对死刑。
“我反对用在我的当事人身上。”雷说。
“哦，你必须反对，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