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中有些画面在我脑中挥之不去，如影随形，这是我不曾预料到的。那个男孩，一开始还吊儿啷当——“嘿，那玩意儿有没有在拍？我是不是该说点话？”然后，当这个死亡盛宴露出它狰狞面容时，男孩的惊愕以及最后他对发生的一切难以置信的表情。
中途，那个男人把手放男孩额头上，温柔多情地替他将头发向后抚平，接下来的过程中，他不时做这种动作，直到最后用惨无人道的极刑把男孩处决，镜头带到离男孩双脚几尺远的排水孔，排水孔我们都见过，但是，现在的这个特写镜头，强迫我们看着黑白相间的西洋棋盘地板上，那一方网状的排水孔。血，红得就像皮衣女的嘴唇和她的长指甲，和她擦过胭脂的乳头，汇注成一条血河，流过黑白相间的方格子，消失在排水孔之中。
这是最后一个镜头，镜头里没有人，只有地砖、排水孔和鲜红的血液。接着，跳入空白的画面，几秒钟之后，李·马文再度出现，为了世界的和平安全以及民主自由而奋战。
接下来几天，大约有一个礼拜之久，我发现那些画面始终在脑海打转，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不知道该做什么。录像带收藏在保险箱里，没再看第二遍——看一遍就够受了——在这当中好像有什么东西似乎是我可以掌握的，到底是什么？说穿了，那不过是一盘录像带，有两个身份不明的人发生性关系，之后又和第三个同样身份不明的人性交，并且违反他的意志虐待他，甚至杀害他，没有任何法子能够查出他们是谁或者什么时候干的。
一天中午，聚会结束之后，我沿着百老汇大道一直走到四十二街，然后在百老汇大道上的不良场所消磨了几个小时，在一家又一家的色情商店之间穿梭。一开始还有点尴尬，没多久就习惯了。我慢慢地在虐待狂与被虐待狂的录像带区浏览。每一家店都有一些——奴役、监禁、虐待、用刑之类的带子，封面会用几句话介绍内容，并附加照片以迎合顾客的口味。
我并不期望会在出租的录像带中找到我们那部《冲锋敢死队》。时代广场正是电影审查最松的地方，但是虐待与谋杀的内容仍被禁止，尽管我两者全看到了。也许，那个男孩的年龄可以通过审查，甚至可以找一个好剪接把最可怕的地方剪掉，但是找到它的上市版本的机会，仍然微乎其微。
不过，还有一个可能。也许穿橡皮衣的男人和皮衣女还拍了别的片子，可能一起也可能分别拍，不知道我还认不认得出来，假若他们穿着同样服装，应该有可能认出来。这就是我要找的东西——如果我真在找什么的话。
四十二街的街头，大概是从第八大道向东走的第五家，有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它和别家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性虐待的那个区比例比较高，录像带的标价从十九块九毛八分到一百元不等，还有一些叫《虐待乳房》之类的画报。
看过了所有录像带，包括日本和德国拍的，以及一些粗制滥造的小电影，贴着用电脑打的简陋商标，看到一半，我放弃寻找穿橡皮衣男人以及他没心没肺的另一半。我不再找了，只茫然地将自己浸泡在这个倏忽而至的世界中。它一直都在，离我住的地方还不到一里，我虽然知道它存在，却从来不曾涉入，因为没有涉入的理由。
最后，我走出了那家店。算算我在里面耗了将近一小时，什么都看但是什么都不买，如果站柜台后头的店员因此嫌我烦，那是他的事。他是一个来自印度半岛的年轻人，皮肤黝黑，总是面无表情，一棒子打不出个屁来。事实上，店里的人都不说话，不只是他，就连我和其他的客人都安安静静的，小心避免接触他人的目光，进来出去，浏览或购买的时候，都假装旁若无人，好像大家原本就不存在似的。偶尔，会有开门关门的声音，偶尔，会有柜台一边数一边放零钱在客人手掌心的叮当声，或是换二毛五硬币，以便用来看后面小隔间里的录像带。除此之外，四周一片安静。
回到旅馆我便冲了个澡，感觉好了一点。可是身上还是带有时代广场的味道。晚上我去聚会，回来之后又洗了一次澡才上床。翌日早晨醒来，吃过简单的早点并翻阅报纸后，我折到第八大道，在“迪尤斯”左转。
当班的还是同一个人，他认不认得我是他的事，我径自换了十块钱的二毛五硬币，走进小隔间里把门锁上。挑选哪一间并不重要，因为每一间的录像机都连接在一个有十六个频道的闭路系统上，可以任意转台，就像坐在家里看电视，只是节目不同，而且一枚二毛五硬币只能勉强看个三十秒。
我在里头一直待到硬币用光为止，看那些男人女人用各种方法彼此虐待，那些被虐者好像还颇乐在其中，没有人看起来真正痛苦，他们是演员，或自愿演出的人，还有成人秀。
我看的这些片子，没有一部像在伊莱恩家看的那种东西。
从那里出来之后，我少了十块钱，感觉上却老了十岁。外面的空气燠热潮湿，连续一个礼拜都是这样的天气。我抹去额前的汗水，搞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到四十二街来，这里并没有我要的东西。
然而，我却离不开这个街区。我毫无兴趣地走进一家成人商店，也不需要这里所提供的任何服务，我不想买毒品或召妓，也不想看功夫电影或买双篮球鞋，或某个电器用品，或一顶帽檐宽二寸的草帽。我可以买一把更换刀片式的小刀，它通常放在工具箱里整套出售，否则就算违法，还可以买一张假身份证，黑白的五元、彩色的十元，当场就能印出来，不然打打电子游戏，有什么派克侠、快打旋风之类的，甚至去听一个满头白发的黑人吹牛皮，他言之凿凿地说耶稣基督是生在现代非洲加蓬的一个有血有肉的黑人家里。
我在街上走过去走过来，走过来走过去，穿过第八大道，到港务局汽车总站一角的午餐吧，站在吧台要了一份三明治和一杯牛奶——那里的空调真是舒服——吃过午饭，不知怎么的，我又被拉回那条街。
有家戏院正在放映约翰·韦恩的两部片子，《战车》和《系黄丝带的女人》，付了大概一块还是两块吧，我进去看了第一部的后半段和第二部的前半段之后便出来。
然后继续游荡。
正当我迷惘失神。心不在焉的时候，有一个黑人小孩走上前来问我在干什么，我完全没有注意到他靠近我。我转头打量他，发现他的眼神充满了挑衅。他约莫十五六七岁，和影片中被杀害的那个男孩差不多大，不过看起来世故多了。
“就是看看橱窗而已。”我说。
“每一家的橱窗都已经被你看遍了，这条街上上下下的，也不知道被你逛了多少回。”
“那又怎么样？”
“你到底在找什么啊？”
“不找什么。”
“你继续走到拐角，到第八大道的拐角等我。”他说。
“干嘛？”
“干嘛？这样别人才不会注意我们。”
我在第八大道等他。他一定绕了另一条路，或是从卡特饭店抄捷径过来的，以前那边是迪克西饭店，这家饭店的接线员接电话的方式很有名：“喂，迪克西饭店，你想干嘛？”他们之所以改名，大概是因为吉米·卡特从福特手上抢走了总统的宝座。也许是我乱猜的，如果真是那样，只能算巧合。
我站在一扇门前，看着他双手插在口袋里，歪着头从四十三街，朝南向我走近，他穿着t恤、牛仔裤，外罩一件厚棉夹克。大热天穿那种厚夹克，一定要被烤焦了，但他看起来好像一点也不在乎。
他说：“昨天就看到你，再加上今天一整天，看你在那里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大哥，你到底在找什么啊？”
“没什么。”
“狗屎！每一个人上‘迪尤斯’来都有目的，刚开始我还以为你是警察，结果你不是。”
“你怎么知道？”
“你就不是！”
后来他又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你是吗？搞不好你真的是呢。”
我笑了。
“你笑什么啊？你很古怪啊，伙计。人家问你要不要买大麻。要不要买快克还是古柯硷，你摇摇头不理人家，连正眼都不瞧一瞧，你到底在找哪一种药呢？”
“没有。”
“没有？那你想泡妞？”我摇摇头。“想工帅哥？还是俊男美女一起上？你是不是想看秀，还是想‘作’秀？告诉我你要什么？”
“我只是来这里随便逛逛，思考一些事情。”
“胡扯。到‘迪尤斯’来思考。‘戴上我的思考帽，上街来打炮。’你如果不说你到底要什么东西，又怎么能搞到手？”
“我什么都不要。”
“跟我说嘛，我替你搞到手。”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什么都不要。”
“操！像我，我就想要很多玩意儿，这样吧，你给我一块钱。”
他的语气中并没有胁迫或是恐吓，我问他，“我为什么要给你一块钱？”
“因为我们是朋友嘛。看在我们是朋友的份儿上，我可以给你一点药嗑嗑。怎么样？”
“我不嗑药。”
“你不嗑药？那你嗑什么？”
“什么都不嗑。”
“反正你给我一块钱，我不会让你空手而回。”
我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看看四周，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便从钱包抽出一张五元纸钞给他。
“这是干嘛？”
“我们不是朋友吗？”
“没错啊，但是你图个什么？要我跟你去什么地方吗？”
“不用。”
“你就这样把钱给我？”
“对。没有任何附带条件，除非你不想要——”
我伸出手去，他笑着闪开了。“你不能给了又拿回去。你妈没教你吗？”说完把钱塞进口袋里，然后他歪着头看着，“真是搞不懂你。”他说。
“没什么好伤脑筋的，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什么？你为什么想知道我的名字？”
“没为什么，没有任何理由。”
“你可以叫我tj。”
“很好。”
“那么你又叫什么名字？”
“你可以叫我‘布克’。”
“你说什么？布克？”说完他摇摇头，“狗屎，你脑子有毛病吧，什么布克，你根本不叫布克。”
“我的名字叫马修。”
“马修。”他一边说一边点头，“没错，这个名字棒，马修，马修，叫马修就对了。”
“那是真名。”
他抬起眼来，“嘿，你喜欢不喜欢斯派克·李啊？他的片子你看过吗？”
“当然。”
“我发誓你真的很难搞懂啊。”
“没什么要搞懂的。”
“你心里有事，但我就是猜不出来。”
“也许我心里根本没事。”
“来这儿的人会没心事？”说完，他荒腔走板地开始吹起口哨。他有一张圆脸，塌鼻子，眼光很有神，不知道那五块钱能不能让他吸一顿快克，吸快克的脑袋通常没那么胖，而且他也没有吸毒者残败的模样，话说回来那种样子是日积月累的。
“在‘迪尤斯’，”他说，“每个人都有所企图，有人想吸快克，有人想打架，还有人想打炮，想钱，想一步登天，或是想放松下来，如果有人不存任何企图，那他上迪尤斯干什么？”
“那你呢？tj。”
他笑着说：“我想知道别人想干什么。我一天到晚都在挖别人心事，那就是我想要的，马修。”
我又和多混了几分钟。
他是五块钱能买到治疗四十二街忧郁症最好的特效药了。当我往回程的路上走时，笼罩我一整天的阴霾烟消云散了，我洗了澡，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去参加聚会。
第二天早上正在刮胡子时，电话铃响。我搭地铁到布鲁克林去见一位名叫德鲁·卡普兰的律师，他的客户是一件死亡交通事故的肇事者，被控撞人后逃逸。
“他发誓自己是无辜的。”卡普兰说，“我个人认为他满口谎言。可是，万一他对律师说的全是实话，我们总得给他机会，查查看是否有目击者证明撞死那位老太太的另有其人。怎么样？有没有兴趣？”
那件事花了我一个星期。后来，卡普兰又跟我说算了，他们给那名被告一个机会，以过失肇事又离开现场的罪名起诉他。“至于杀人的罪名会被撤销，我个人强烈建议他接受这个提案，他也终于明白，只有这样才能免除他的牢狱之灾。大概判了六个月吧，不过我知道法官会同意缓刑，明天我就得去回复接受提案了。除非，上次我们谈过之后，你已经找到某个有力证人。”
“我今天下午找到一个人。”
“是个神父吗？是个左右视力二点零，手上捧着国会荣誉勋章的神父吗？”他说。
“不，是一名有力的目击者，是这样的，他很确定的确就是你客户干的。”
“我的天哪。对方知不知道这件事？”
“两小时前还不知道。”
“这样吧，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不要告诉他们。”他说，“我明天就去结案。喏，你的支票，按照规矩是应该寄给你的，你还是没执照？报告你也不肯写。”
“除非你要存档留底？”
“事实上，”他说，“这件案子最怕的就是留底，所以你不必交报告，我也会忘掉今天的谈话。”
“我同意。”
“太好了。对了，马修，你迟早该去申请执照吧，有好多工作等着你，可是你如果没有执照，有些案子我不能交给你办。”
“我一直都放在心上。”
“你的身份若是有所改变，记得告诉我。”
卡普兰的支票相当慷慨。我租了一辆车，带伊莱恩到伯克许花了一些。回来之后，华利从可靠侦探社打电话来，接下来我花了两天去和一名保险业者交涉。
那部影片已成为过去，它在我情绪上的纠结也逐渐淡去，之所以会受影响完全是因为看了影片的缘故。对我个人来说，或是我与片子之间毫无牵连。随着时间流逝，我的生活习惯慢慢回到常轨，老实说在我的脑海中，它只是为这个无法无天的世界再添上一笔罢了，每天早晨摊开报纸，一定会有新的暴行从旧伤口中忽地冒出来。
偶尔，影片中的一些片段，会忽而飞掠脑海，但已经不像先前那样令人无力抵抗。我没有再去四十二街，也没有再碰到过tj，甚至于很少想到他，他是个有趣的家伙，然而在纽约，形形色色的人四处充斥，他们无所不在。
岁月持续流转。大都会队在季赛中所向披靡，而扬基连边也沾不上。冠军赛中，两支来自加州的队伍狭路相逢，而最有趣的莫过于旧金山大地震了。十二月旧金山迎接它的第一任黑人市长上台，接下来那个礼拜，阿曼达·瑟曼在西五十二街一家意大利餐馆楼上被奸杀。
然后我看到一个男人的手，把男孩的浅棕色头发向后拢顺，所有的事情全都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