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什么？”科尔贝里问。
“一张嘀喀。”马丁·贝克回答。
科尔贝里瞪着放在他眼前桌上那张皱巴巴的车票。
“一张地下铁车票。”他说，“然后呢？如果你想申请出差费用补助的话，去找会计部门啊。”
“勃西，我们那位三岁大的证人，在安妮卡死前，从他和她在淑女公园遇见的那个男人那儿拿到这张车票。”马丁。贝克说。
梅兰德关上档案柜的门，走到他们这边来。科尔贝里转过头来瞪着马丁·贝克。
“你的意思是说，就在那个人勒死她之前？”他说。
“可能。问题是，从这张车票我们可以得到什么？”
“也许有指纹。”科尔贝里说。
梅兰德靠上前去，一边研究那张车票，一边喃喃自语。
“可能吧，但是可能性微乎其微。”马丁·贝克说，“首先，车票被车站的查票员撕票时碰过，再者，无论是谁把它送给小男孩儿的，那人一定也碰过，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小男孩从星期一起就把它和蜗牛还有天知道别的什么东西放在口袋里，而且很不好意思的是，我也碰过。此外，车票本身又皱又烂。当然啦，我们会试试看，可是先看看上面盖的票孔。”
“我已经看过了，”科尔贝里说，“上面盖的票孔是下午一点二十分，十二日，没指出是哪个月。那有可能是指……”
他住了嘴，他们三个人都想到那可能指的是什么。梅兰德终于开口。
“这种一元车票100型的，只限用于市内。”他说，“或许可以查出这是何时何地出售的。上面还有另外两个号码。”
“打电话给斯德哥尔摩电车局。”科尔贝里说。
“现在已经改名叫斯德哥尔摩地方运输局了。”梅兰德说。
“我知道。可是他们制服上别的领章，仍然有电车局的缩写st在上面。我猜他们没钱做新的制服。见鬼了，既然从老城到闸门广场这么一站都要一块钱，怎么可能没经费做新的？一个领章要多少钱？”
梅兰德已经走到隔壁房间。车票仍然放在桌上，所以他们揣测他已经把系列号码等资料像照了相一样记在脑海里。他们听到他拿起话筒，拨了一个号码。
“小男孩儿还说了什么？”科尔贝里问。
马丁·贝克摇摇头。
“只说他和女孩子在一起，他们遇见一个男人。他只是碰巧才找到那张车票。”
科尔贝里把椅子往后顶，咬着拇指指甲。
“那么我们有了一个应该见过凶手，也和他说过话的证人。
只是这个证人只有三岁大。如果他再稍微大一点儿的话——”
“命案就不会发生了。”马丁·贝克打岔道，“总之，当时就不会出事了。”
梅兰德回来了。
“他们说会很快回电。”
他们十五分钟后回电了。梅兰德边听边做笔记。然后他说了“谢谢”就挂断电话。
果然没错，购买车票的日期是六月十二日，是由法官路地铁车站北向入口的一个售票员卖出的。要进入北向入口，乘客必须通过和经济学院同一边的西维尔路两侧的任何一个入口。
马丁·贝克对斯德哥尔摩的地下铁网络了若指掌，但他仍走过去看墙上的地图。
如果在法官路车站买票的人要去淑女公园，他必须在t一中央站、老城或闸门广场转车。这样看来，他会经过津肯斯达姆斯运动场。从那里到女孩儿尸体被发现的地点大约是五分钟的步程。他出发的时间是在一点三十分到一点四十五分之间，加上转车的时间，整个行程大概需时二十分钟。因此在一点五十五分到两点十分之间，这个人应该可以抵达淑女公园。根据法医的判断，女孩儿死亡的时间可能是在两点三十分到三点钟之间，也有可能更早一些。
“就时间来看是吻合的。”马丁·贝克说。
科尔贝里同时开口：
“就时间来看挺吻合的，如果他直接走到那儿的话。”
梅兰德仿佛自言自语般踌躇地说：
“车站离瓦纳迪斯公园并不远。”
“是不远，”科尔贝里说，“但那告诉了我们什么？什么也没有。难道他专搭地下铁去一个又一个公园杀害小女孩儿不成？那样的话，他为什么不干脆搭五十五路巴士？那样还可以一路到底，根本不用走路。”
“很可能会被抓住。”梅兰德说。
“确实如此，”科尔贝里同意，“搭那班巴士的人向来不多，乘客很容易被指认出来。”
有时候，马丁·贝克真希望科尔贝里不要那么多嘴。正当他在舔封口，要把装那张车票的信封封起来时，心里想的正是这个念头。他试着要抓住一个瞬间闪过的灵感；如果科尔贝里安静点儿的话，他就可能成功了。现在那个灵光已经消逝无踪了。
把信封送出去以后，他打电话给实验室，要求他们尽快把结果送来。接电话的人叫耶尔默，马丁·贝克已经认识他很多年了。他听起来很急躁，而且心情不佳。他问国王岛街和瓦斯贝加两处警局的诸位先生们知不知道他有多少事情要做。马丁·贝克表示自己很了解他们的工作负担是不合乎人性的，如果他有足够技术来执行他们那种高精密度的工作，那么他非常乐意过去帮忙。耶尔默喃喃念叨了几句，然后才答应会马上处理车票的事情。
科尔贝里出去吃午饭，梅兰德把自己埋在成堆的文件里面。
然而在埋头苦干之前，他说：
“我们有法官路车站那个售票员的姓名。要我派个人去和她谈谈吗？”
“当然要。”马丁·贝克说。
他在桌旁坐下来，看着手上的文件试着思考：他觉得焦躁难安，并认为是由于疲劳而引起的。勒恩探头进来看看他，一句话也没说就又消失踪影。除此之外，他觉得相当平静。连电话都安静了很长一段时间。正当他差点儿打起瞌睡时——这是以往从来没发生过的事——电话响起来了。在接起电话筒之前，他看看时间。两点二十分，仍然是星期五。太好了，一定是耶尔默，他想。
结果不是耶尔默，是英格丽·奥斯卡松。
“抱歉打搅你，”她说，“你一定忙得不得了。”
马丁·贝克喃喃应了一句，听出自己的口气很不热情。
“是你要我打电话给你的。可能并不重要，但是我想最好还是告诉你。”
“是的，当然，请原谅，我一时没听出是谁打来的，”马丁·贝克说，“发生了什么事吗？”
“莱娜突然记起勃西周一在公园里讲的一句话——在那件事发生的时候。”
“哦，是什么？”
“她说他告诉她，他遇见他的白天爸爸。”
“白天爸爸？”
他问道，但是心里想着：有这种事吗？
“是的。今年初白天的时间，勃西有个白天妈妈。这里白天托儿所非常少，我上班的时候不知道该把勃西放到哪儿。所以我就登广告，帮他在亭梅曼斯路找到一个白天妈妈。”
“可是你刚才不是说’白天爸爸‘吗？”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白天妈妈有一个丈夫，他不是整天在家，可是他常常很早回来，所以勃西几乎每天都会看到他，他就开始叫他白天爸爸。”
“而勃西告诉莱娜，他星期一在淑女公园遇见过他？”
马丁·贝克觉得倦意全消。他拿起记事本，并探手到口袋里找笔。
“是的。”奥斯卡松太太说。
“莱娜记不记得，那是在他跑掉之前或之后的事？”
“她很确定他是在事后才讲这句话的。所以我才想最好还是告诉你。我猜这应该和那件事情无关，他看起来人非常好、非常和善。可是如果勃西曾经遇见他，那么或许他本人曾经在那里看见或听见了什么……”
马丁·贝克把笔压在纸上问：“他叫什么名字？”
“埃斯基尔·恩格斯特伦，他是个卡车司机吧，我猜。他们住在亭梅曼斯路。我忘记号码了，你能不能等一下，我去查。”
一分钟后她回来了，给了他住址和电话号码。
“他看起来像个好人。”她说，“我去领勃西时，常常见到他。”
“勃西还有没有说什么关于遇见这个白天爸爸的事？”
“没有。我们刚才又设法要他说出来，可是他好像已经忘记了。”
“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嗯，很难形容，挺和蔼可亲的样子。可能有点儿卑微畏怯，但是那大概是由于他的工作。大约四十五或五十岁，头发稀薄。
看起来很普通。”
在马丁·贝克做笔记时，他们沉默了一段时间。然后他说：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现在没把勃西交给这个白天妈妈照顾了？”
“没有了。他们自己没有孩子，勃西在那儿很无聊，原来有一家托儿所告诉我有空缺j可是被一个当护士的妈妈抢走了。
她们在这儿有优先权。”
“那么现在勃西白天送到哪儿？”
“在家里，我不得不放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