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你还没有答应我。”
“你留在这里好了，我想你说得对，黛拉会需要你的。用他们的客房，亲爱的，我给你吃点儿药，你好好睡一觉。”
“艾德华，答应我！”
“我答应你。现在，我带你去睡觉。”
卡扎利斯医生回来时，一脸歉意：“我应该料到会有这种歇斯底里的反应。”
“这种时候，我倒宁可见到老式的情绪宣泄，”埃勒里喃喃地说，“对了，医生，卡扎利斯太太提到的理论是什么？”
“理论？”奎因警官环顾四周，“谁有什么理论？”
“我是有一点儿想法的，”卡扎利斯医生说，一边坐下来，一边伸手去拿三明治，“咦，那些人在外面做什么？”
“检查阳台和屋顶。告诉我你的理论吧，医生。”警官拿了一根埃勒里的香烟。他从来不抽烟的。
“我想每一个纽约人都有自己的一两套理论，”精神科医生微微一笑，“当然，不会有精神科医生对这几起谋杀案没有一些看法。虽然我没有你们掌握的那些内幕消息。”
“我们知道的和你所知道的相差无几。”
卡扎利斯咕哝着：“我要讲的是——探长，就算我知道，我相信也不会有什么实质的作用——依我看来，你们拿寻常的调查方法应用在这些不寻常的谋杀案上，正是你们走岔之处。你们把重点放在被害人这一方——就一般案子而言，这当然很有道理，可是，对这些案子来说，这就大错特错了。此刻，把重点放在谋杀犯这一方，应该会比较有效。”
“此话怎讲？”
“不是说，被害者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吗？”
“对。”
“他们也彼此都不认识？”
“据我们目前所知是如此。”
“相信我，你永远不会找到明显的交会点。这七个人互无关系，因为他们确实是互不相关。他们之间若能产生任何关系，只能是——比方说，凶手闭着眼睛随便翻开电话簿七次，决定谋杀那一页上列在第二栏的第四十九个人。”
埃勒里激动了。
“我们这里有七个人，”卡扎利斯医生一边说，一边咽下最后一口三明治，“生命之中没有任何关联的七个人，却死在同一个人的手里。从医学观点看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叫做：一系列无明显区别的暴力行为。对一个受过精神医学训练的人而言，这叫做精神病。顺便一提，我之所以说无‘明显’区别，是因为精神病人的行为，只有在以现实世界的眼光来判断时，也就是说，即以健康心理的世界观来加以判断才显得无动机可言。精神病人其实是有动机的，只是他们是根据对现实的扭曲看法或是对事实的曲解伪造，来构筑他们的动机。
“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我认为，怪猫——那个漫画家真该死，竟这样无耻地低毁这种相当平衡稳定的动物——处于一种我们叫做系统性错觉的状态，那是一种偏执妄想症。”
“哦，看来，”警官说，他似乎颇为失望，“我们的第一个理论是：凶手是个疯子。”
“‘疯子’是一般大众和法律上习称的名词，”卡扎利斯医生耸耸肩说，“有一些人，虽然从法律上而言不是疯子，可是仍旧具有精神病的症状。我建议我们还是使用医学名词比较恰当。”
“好吧，就叫精神病人。我们也一再清查精神病院，仍无结果。”
“并不是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会就医，奎因警官，”精神科医生讥讽地说，“这就是我特别要指出来的。如果，比方说，怪猫是个精神分裂型的妄想症精神病患者，他的外表和行为很可能——就外行人看来——和我们一般人一样正常。他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遭人怀疑，可是却在这段期间之内造成许多伤害。”
“每一次和你们这行人讲话，”警察疲惫地说，“我都心烦。”
“爸，我想，”埃勒里说，“卡扎利斯医生是想分享他的看法，没有打击士气的意思。继续说吧，医生。”
“我只是想提供一些不同的看法。他有可能正在接受某个私人医生的治疗，或最近才治疗过。在我看来，不论作案者是谁，他应该是本地人，因为七件谋杀案全都发生在曼哈顿，所以这里就是着手追查的理想地点。也就是说，很明显的，必须征求这一区每一位精神医学界人士的合作。在被充分告知寻找对象的特征后，每个人就可以从自己的病人记录里开始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包括现在和过去的病人，看谁有这种可能；然后，对这些可能涉嫌的人，必须再经过专业过滤，追查病历征兆，同时，你们的人也进行例行的调查。当然，有可能到最后完全是白忙一场，而且这些工作的分量也非同小可……”
“不是工作上的问题，”奎因警官低语道，“我烦恼的是这些搞医的人。”
“嗯，这我很乐意尽全力帮忙。你们已经听到我太太的要求了！我现在病人不多，”心理医生扮了个鬼脸，“我已经在准备退休，所以不至于增加额外负担。”
“您真是太热心了，卡扎利斯医生。”探长摸着胡须，“我承认这开启了一个我们还没接触的领域。埃勒里，你认为如何？”
“当然没问题，”埃勒里立刻回答，“这是一个很有建设性的提议，可能真会让我们逮到那个人吧！”
“我好像听到一丝怀疑的口气？”卡扎利斯医生面露微笑，强有力的手指敲击着桌面。
“或许吧。”
“你不同意我的分析？”
“不完全同意，医生。”
精神医生停止了敲击的动作。
“我不相信这一连串的罪行是随机的。”埃勒里说。
“那么你一定有一些我没有的情报。”
“不，我的意见是根据相同的资料分析而来的，这点我很清楚。其实，这些罪案都有固定的模式。”
“固定的模式？”卡扎利斯瞪大了眼睛。
“这些谋杀案都有一些共同的要素。”
“也包括这一件吗？”警官倒抽了一口气。
“是的，爸。”
卡扎利斯医生又开始把桌子当鼓敲。
“我想你不是指谋杀方式的一致性吧，那些绳索、勒脖子什么的……”
“不，我是指七名被害者间有共同点。我相信这些共同点代表着某种计划，但是这计划从哪里来，本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埃勒里的眼神茫然。
“听起来十分有趣。”卡扎利斯医生像外科医生审视病人一样，注视着埃勒里，“如果你是对的，奎因先生，那就是我错了。”
“我们有可能都对，我有一种感觉，我们都对。‘虽然疯狂，却都有理。”’——他们一起笑了起来——“爸，我郑重推荐采用卡扎利斯医生的建议，并且立刻执行。”
“我们打破教科书上所有的规则，”他父亲沉吟道，“医生，你愿意考虑总司其责吗？”
“我？你是说精神医学界那方面？”
“对。”
卡扎利斯医生的手指虽然停止运动，但是，却仿佛随时蓄势待发。
“这就像个庞大的医学计划一样，除非精神医学界的每一位医生都愿意合作，否则计划等于无效。如果由你来领导这项调查——凭你的名声和专业素养，医生，其所能涵盖的周全程度，我想是我们运用其他方法都不能望其项背的。事实上，”警官若有所思地说，“这之所以是个理想的安排，还有其他几个理由。市长已经任命我儿子担任‘特命调查员”我们则负责官方的那部分工作，如果再加上你担起医学方面的调查，我们就如同一把三叉战戟，说不定，“警官说着，微微而笑，”说不定我们还真能搞出一点名堂。不过，我必须先得到市政府首肯，卡扎利斯医生，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市长和警察局局长都会乐观其成的。在这之前，我是不是可以告诉他们，你愿意出马？“
精神科医生把双手往上一招：“我以前看过一部电影，有一个词儿是怎么说的？‘作茧自缚’！好吧，警官，我自愿上钩。怎么个程序？”
“你今天其余的时间会在哪里？”
“那得看黛拉和扎克的情况如何。不在这里，就在家里，警官。今天早上我得试试看能不能睡上几个钟头。”
“试试？”埃勒里站起身来，伸着懒腰说，“对我来说这不是问题。”
“睡觉对我而言向来是个问题，我有长期失眠的毛病——这是某些疾病常见的一种症状，”精神科医生面带微笑说，“像精神分裂症、妄想症等等，但是请不要告诉我的病人，我随时携带充足的安眠药。”
“我下午会打电话给你，卡扎利斯医生。”
卡扎利斯对警官点点头，然后缓缓走出去。
奎因父子沉默了一阵。阳台上的工作人员渐渐离去，维利警佐在阳光下正穿过阳台走进来。
“你觉得怎么样？”警官突然问道。
“觉得什么，爸？”
“卡扎利斯。”
“哦，非常踏实可靠的市民。”
“是啊，可不是。”
“什么都没有，”维利警佐说，“连个鬼影子也找不到，警官，他是从通顶楼的电梯进来的，不会错。”
“只有这一点，”警官喃喃说道，“我希望他能停止他的手指运动，看得我心神不宁的。哦，维利，收工回家养神吧。”
“那些报社的家伙怎么办？”
“他们可能会去围剿卡扎利斯医生，去帮他挡一挡。告诉他们我马上就来。含糊其辞地侃一通，是我的拿手好戏。”
警官点了一下头，脚步沉重地离去，一边还打着哈欠。
“你打算怎样，爸？”
“我得先到下城去一趟。你要回家吗？”
“如果我能脱身的话。”
“先在走廊的壁柜里待着，我会把他们引到客厅这边，然后你就可以溜之大吉了。”
之后，他们就尴尬地分手了。
埃勒里醒来时，发现他父亲坐在床边望着他。
“爸，几点了？”
“刚过5点。”
埃勒里伸伸懒腰：“刚回来吗？”
“嗯。”
“有没有什么新消息？”
“到下午为止还没有。那条绳索不是什么新证据，它跟其他六条是一样的。”
“一般人的反应怎样？还好吗？”
“哪有这么好的事。”奎因警官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好像觉得冷似的，“他们全咬住这个案子大做文章。警察局和市政府的每一部电话都忙个不停。每一家报纸都卷起袖子准备挑衅。宣布你的任命带来的好处，都随着理查森小姐的命案而烟消云散了。我今天早上和局长去市长办公室里讨论卡扎利斯那件事，市长高兴得只差没跟我接吻。当下他就打了个电话给卡扎利斯，他在电话上讲的第一句话是：”卡扎利斯医生，你什么时候可以开新闻发布会？“
“卡扎利斯愿意？”
“他此刻正在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天晚上从收音机里就可以听到。”
“市长大人一定对我彻底失望了。”埃勒里纵声大笑。
“你赶快去睡觉吧，不然你自己就会成为医学会议讨论的对象。”
警官一动也不动。
“还有什么事？”
“埃勒里，”老头子抬起左腿，慢慢动手解开鞋带，“下城谣传着一些闲话，我本来是不想问你的，可是如果要我忍辱负重继续干下去，我必须知道我们到底是打到第几局了。”
“问我什么？”
“我要你告诉我，你有什么发现。”他开始解另一只脚的鞋带，“我只想了解一下情况，你知道的。”他对着鞋子解释，“或者让我这么说吧，如果要我熨裤子，至少也要先让我知道你打算要我坐在什么上面。”
听起来像某种独立宣言，发乎于悲愤，施之于正义。
埃勒里看起来不太高兴。
他伸手去拿香烟和烟灰缸，然后又躺回去，把烟灰缸平放在胸口上。
“好吧，”他说，“从你的角度来看，我是个不忠不孝的自私鬼，而且，我想，从你的角度来看，我的确如此。那就让我们来听听，我对你隐瞒的这些是不是能给你、我、市长、局长或爱伦坡的亡灵提供些微的用处。”
“阿奇博尔德·达德利·艾伯内希44岁，维奥莱特·史密斯42岁，莱恩·欧莱利40岁，莫妮卡·麦凯尔37岁，西蒙·菲利普斯35岁，比阿特丽斯·维利金32岁，雷诺·理查森25岁。44，42，40，37，35、32，25.”
警官听得目瞪口呆。
“每一名受害者都比前一名年纪轻，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么有把握卡扎利斯不可能是第七号被害者，他比他们任何一个都老。要成为名单上的第七号，他的年纪一定要在32岁以下，因为那是第六号被害者的年龄……这是假设在被害者年龄递减的模式是可确定的基础上。结果呢，第七号，理查森家的女孩子，25岁，所以我猜对了。确实有一个年龄渐趋减小的模式。就数学上来讲，其间的差数不规则，但是走向总是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年轻。”
警官紧紧抓住右脚的鞋子说：“我们没看出这一点，没有人发现。”
“唉，这不过是在一团混乱中仅有的一个有意义的碎片，令人又有继续下去的意愿。就像不知原图形是什么的拼图，你找了又找，然后忽然间恍然大悟。但是这代表了什么？它是有意义的，没错，但是，是什么意义？它出自某种原因，但是，是什么原因？这不可能是巧合，七件案子，不可能这么巧！然而你愈是往下想，它就似乎愈没有意义。你能不能想出一个充分的理由解释，为什么有人会这么无聊，挑一些一个比一个年轻的人来杀——而这些人之间彼此没有一点儿关联？我实在想不出来。”
“确实难解。”他父亲喃喃说道。
“对，我或许可以在今天晚上宣布，纽约市里凡25岁或25岁以上的人都可以不必担忧，因为怪猫在保险统计员绘制的图表中依次下行，目前他已经越过25岁这个关卡了……”
“很滑稽，”警官有气无力地说，“听起来像……像吉尔伯特和萨利文的轻歌剧里的剧情。大家会以为你发疯了；就算他们相信你正常，最多也只能把所有的焦虑不安——都转移到年轻的民众身上。”
“没错，”埃勒里点点头，“所以我不敢声张。”
“第二，”他捻熄香烟，双手交握在脑勺后，仰头瞪着天花板，“七名受害人当中，有两名男性，五名女性。除了最后一名，所有的受害人都在32岁以上，全都超过法定适婚年龄很多，你说是不是？”
“什么？”
“我的意思是，我们住在一个以婚姻为基础的社会之中。我们文化里的条条道路都通向‘美国家庭”而这个家庭的避风港，并不接受单身生活。如果，你要求用证据来证明这个说法，只要想想，当我们提到’单身公寓‘这个名词时，其中所隐含的那种微妙的亵渎意味，便可以明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女人把她们的少女时光花在捕猎丈夫上面，然后尽其余生守住他们；而我们这个社会的男人，整个少年时代都在嫉妒他们的父亲，因而一旦成人，便等不及找一个仅次于他们母亲的女人结婚。你想想，为什么美国男人那么迷恋乳房？我想说的是……“
“唉，老天，你快说！”
“如果你随便挑七个美国成年人，全部都在25岁以上，其中六个超过32岁，结果除了其中一个，其余都没有结婚，这几率有多大？”
“欧莱利，”探长心头一惊，“老天，欧莱利是唯一已婚的。”
“或者，你可以用另一个角度来看。两名男性当中，艾伯内希单身，欧莱利己婚，这样似乎可以把男性撇出考虑。但是五名女性全部是单身！如果你静下心来仔细想想，这真是了不起。五个介于42岁和25岁的女人，没有一个在这场伟大的美国求偶戏混战中告捷。这就和被害者年龄递减的模式一样，根本不可能是巧合。因此，怪猫是刻意地筛选——至少就女性被害者而言——未婚人士。为什么？你告诉我。”
奎因警官咬着指甲：“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他用婚姻做诱饵接近她们。但是……”
“那根本解释不通。没错，我们并没有在她们的社交关系中找到大情种这种人物，连一点儿线索也没有。当然，我可以向所有在纽约的母亲们散播这个福音，告诉她们唯一需要担心被怪猫拥抱的女性，一定要是处女、厌恶婚姻的人或者是女同性恋，可是……”
“说下去。”他父亲喊道。
“第三，勒死艾伯内希的绳子是蓝色的；维奥莱特的是橘红色的；欧莱利是蓝色；莫妮卡·麦凯尔，橘红色；西蒙·菲利普斯，橘红色；比阿特丽斯·维利金，橘红色；雷诺·理查森，橘红色。有一篇报告特别提到这一点。”
“我都忘了。”警官喃喃地说。
“男性一种颜色，女性另一种颜色，非常一致。你说是为什么？”
等了一会儿，警官有些胆怯地问：“儿子，有一天，你曾提起还有第四点……”
“哦，对了，他们全都有电话。”
他爸爸听了直揉眼。
“从某个角度来说，最寻常的东西最值得注意，总之，我是这么认为的。七个受害人，七部电话，甚至包括西蒙那个可怜的残废者，他们全都有电话，或者说，即使登记人是别人，例如雷诺·理查森、西蒙·菲利普斯和莫妮卡·麦凯尔家的情形，她们在电话簿上都登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我查过了。
“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但是我猜，目前在美国的比例，是大约每100人中有25部电话，即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有电话。在大都会中比例应该更高，如纽约。我们就假定在纽约其比例是三比一。然而被怪猫找上的七名受害人，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或四个，而是七个人全都有电话。
“这点所提示的第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怪猫是从电话簿里挑选他的佳肴的。纯粹像玩彩票一样。但是在抽彩票中，要挑七个，每一个都比上一个年轻的受害人，那几率必然奇低无比，因此，怪猫进行挑选应另有门路。
“另外，所有的被害者都名列在曼哈顿的电话簿上，这是一个重点，重点。”埃勒里把烟灰缸放到床头几上，把两腿放下来，像在哀悼一样地蹲着，“跳楼去算了，”他呻吟地说，“如果这个顺序当中有例外，比方说，某个被害者比上一个年龄大，有个被勒死的女性已结婚或结过婚，勒死某个男性的绳子是橘红色的，甚至是淡紫色的，或者有一个没有电话……这些共同点的存在是有原因的。或者，”埃勒里突然坐直身子说，“可能这些共同点的存在是基于某一个相同的理由，一种像最大公约数的东西，它们就像埃及尼罗河口发现的解码石罗赛达碑，是一把打开所有门扉的钥匙。你知道吗？那多令人振奋啊！”
但是奎因警官只是边脱衣边自言自语：“一个比一个年轻一点，你想想看……艾伯内希和维奥莱特差两岁，维奥莱特和欧莱利差两岁，欧莱利和麦凯尔差三岁，而她又和西蒙差两岁，西蒙则和比阿特丽斯差三岁。不是两岁就是三岁，在这六件案子里面，从没多过三岁。不过，到了……”
“对，”埃勒里说，“可是，到了雷诺·理查森的时候，年龄的差距从最多三岁一下子跳到七岁。我整晚都在想这件事情。”
此时，瞥官已脱得全身精光，60岁的他看起来脆弱不堪，好像针一刺就会破似的。
“让我心神不宁的是，”他喃喃地说，“下一个又不知会是谁？”埃勒里转过身去。
“就这些了吗，儿子？”
“目前就这些了。”
“我要去睡了。”
光着身子、个子矮小的他拖着步子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