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陪同小平同志视察的市领导回到市委大楼，宋梓南对其他几位市领导说：“都早点回去休息吧，明天上午小平同志去蛇口视察。”
回到办公室，宋梓南显得异常疲倦，脱掉大衣，往沙发上一躺，就不想动弹了。这时，小马走了进来，替他沏了杯茶，然后说：“亭云阿姨来过电话了。要回话吗？”
宋梓南默默地做了个手势，让他出去。
小马走了。
宋梓南又默默地躺了一会儿，这才折起身给广州家中拨了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儿子宋大康，冲着卧室的方向叫了声：“妈，爸的电话。”然后又赶紧问宋梓南，“爸，您这两天身体怎么样？”
宋梓南应道：“我没事。你妈怎么在家？”
宋大康说：“她有一点头疼，不过也没大妨碍。她来了，您跟她说话吧。”
顾亭云接过电话。宋梓南忙问：“你怎么又离开医院了？怎么又头疼了。”
顾亭云说：“嗨，老毛病了嘛。”
宋梓南说：“老毛病，你就不好好在医院里待着了？”
顾亭云问：“不是小平同志来了吗？”
宋梓南说：“小平同志来了，你就得开小差？”
顾亭云在藤椅上调整了一下坐姿，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一点，然后赶紧又问：“快说，小平同志怎么样？他看了深圳以后说什么了？你感觉，他对你们的工作，是满意，还是不满意？”
宋梓南沉吟了一下：“咱们不说这个……”
顾亭云略略一惊：“怎么了？他感到不满意？”
宋梓南：“他还没结束整个儿的视察哩，而且首长在视察中间说些什么，也不是你该打听的。”
顾亭云不作声了。
宋梓南郑重地说了声：“别大意，还是赶紧回医院去吧。啊？”便放下了电话，但神情仍有点呆滞。不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他以为还是顾亭云在不厌其烦地追着打听小平同志对深圳的态度，便很有一点不高兴地拿起电话，不问青红皂白，就劈头盖脸地嗔责道：“你怎么这么不懂事，中央首长对深圳工作满意不满意，是咱们之间应该拿来闲扯和讨论的吗？”
电话里很快传出周副市长的声音：“喂喂喂，怎么回事？谁跟你讨论中央首长的态度了？”
宋梓南忙道歉：“老周啊，真对不起，我还以为是……”
周副市长笑道：“你以为是谁呢？”
宋梓南忙说：“没什么没什么。”
周副市长说道：“是不是有人来向你追问小平同志今天的态度了？谁那么不知趣？”
宋梓南轻轻叹口气：“不说它了……”
周副市长叹道：“我这儿也是，一回到办公室，就电话不断，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都来问，怎么样，小平同志对你们深圳说什么了？你们是要上天堂了，还是要下地狱了？不过，说实在的，我觉得老人家今天还是挺高兴的。”
宋梓南不动声色地说：“但愿如此。”
周副市长又说：“你也别太担心了，早点休息。也许就像他上午一开始听您汇报时说的那样，这回到深圳来，只是来看看，来听听的，暂时不会表什么态。我想，如果他觉得咱们的问题很大，一定会说话的。一般情况下，也许就不说什么了。”
宋梓南嗒然笑道：“也许是这样吧……你也早点休息吧。”放下电话后，在沙发上呆坐了一会儿，他又给迎宾馆值班室拨了个电话。为了保证接待工作做到万无一失，市委在迎宾馆设立了一个二十四小时的值班室，专门负责处理小平同志在深圳期间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值班室由周副市长负总责，具体工作由市委接待处的主任在那儿牵头做。这时，接电话的就是接待办的张主任。虽然已是深夜时分，但张主任只是和衣而卧，仍亲自守在电话机旁。电话铃一响，他就忙折起身子，一把抓起电话，答应道：“你好，市委接待处总值班室，请说。”
宋梓南问：“是老张啊？”
张主任一听是宋梓南的声音，立即坐起：“宋书记？是我，有事吗？”
宋梓南问：“宾馆那头，没什么事吗？”
张主任应道：“没事，一切正常。我盯着哩，您放心。”
“哦……”
“宋书记，您有事吗？”
宋梓南犹豫了一下说：“我今天晚上不回家了，也在办公室待着，有什么事可以打电话到这儿来找我。”
张主任赶紧说：“宋书记，您也这么盯着，哪受得了啊。这儿有我哩，您踏踏实实回家去休息一会儿吧。真有事了，我会打电话到您家里去的。”
宋梓南立即说：“不，今晚我就在办公室里了。这样，有什么事，临时调度起来更方便一些。你记住，有事就往这儿打电话找我，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张主任忙答应：“好的。”
宋梓南想了想：“嗯……”
张主任问：“您还有事吗？”
宋梓南又犹豫了一下说：“小平同志吃晚饭的时候，你在旁边吗？”
张主任忙说：“在，在，我一直在旁边伺候着哩！”
宋梓南试探着问：“他老人家……胃口还可以吧？”
张主任笑道：“我给他悄悄上了一瓶三十年藏的茅台。老人家喝得可高兴了。晚饭后，他一家人都去院子里散了好大一会儿步，我也一直陪着哩！”
宋梓南终于问道：“老人家说什么了？有什么重要指示嘛？”
张主任说：“老人家夸我们迎宾馆院子整得漂亮。”
“还说别的了吗？”
“再没说别的了。”
“哦……”
“不过……也没准他回房间以后，会给我们写两句，来肯定一下我们这个深圳特区。您不是让宾馆的人准备了笔墨纸砚，还准备了一张请他题字用的大案桌吗？我去瞧瞧，他题了字没有。”
宋梓南忙说：“不用去，这么晚了，老人家不会题的。”
张主任说：“那不一定，反正我觉着老人家今天是挺高兴的。您等着。我去瞧瞧。”不等宋梓南再说什么，张主任就放下电话，穿整齐了衣服，一路小碎步地，上桂园去了。
宋梓南嘴上说“老人家不会题字的”，心里却还是盼着老人家能写上两句的，哪怕批评的话、责备的话，总也比眼前这样不明不白的强啊。中国不能再按前三十年那模样走下去了，这一点，在党内可以说是已经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文革”的教训沉重地让大家看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但是继往开来，到底怎么才能走出一条强国富民的新路，而且还是“社会主义”的强国富民之路，就没有人可以说得清楚了。当下产生的“深圳争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经验告诉他，这场争论所涉及的远远不是深圳某些具体工作的得失，而是整个中国改革的方向问题。如果中央对这一场“深圳争论”继续没有明确的态度，“特区建设”这场仗，下一步就很难打了。宋梓南所谓的“明确态度”，不是祈求中央全盘肯定深圳市委前一阶段的工作，也不是在奢望给予什么高度的评价。不是的，即便是批评，他所要的也只是两句话：第一，迄今为止，深圳前行的方向到底对不对？第二，允许不允许他们突破原有的框框条条，进行试错性的改革？如果说他们干的，方向错了，今后必须也只能在原有的框框条条中进行小修小补，那么……那么……那么，宋梓南觉得自己确实应该退休了，没有那个必要再周旋下去了……这一段时间以来，他是那么的盼望老人家能到深圳来看一看，说上几句话啊！用宋梓南这一个时期经常在心里翻腾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你就是让我去死，也得让我死个明白啊”！老人家三起三落，当今又身系国家民族的命运安危，他应当是能理解像宋梓南那样跃马在改革最前沿阵地上的指挥员的心情的。说不定，今天回到宾馆，兴之所至，走到那张大案桌前，挥笔写下了一两句对深圳的评价和寄语之类的话，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啊。放下电话，他颇有些焦虑地等待着。
不一会儿，电话响了。
他忙拿起电话。电话果然是张主任打来的。张主任说：“可能是没题，那张大案桌上的宣纸还是空白的。”宋梓南有些失望地说了声：“你休息吧。快休息吧。”说着便慢慢放下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