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副市长说：“可我们到这个会上，是去和中央对话，不是去和那些人对话。”
宋梓南说：“不管和谁对话，也得实事求是地对待特区这几年的工作，特别是要坚持高举改革开放这面大旗。”
宋梓南这样回答，让周副市长感到非常意外，他悄悄愣怔了一下后再劝道：“总书记已经两次把省里的任书记找到北京去谈话了。我们都知道，‘文革’期间，那么大的压力，任书记都从不写检讨，最近他根据中央的要求，为这一时期在沿海地区出现的各种问题做了两次检讨。从这一点看，我们也应该可以觉察出，中央这一回的确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要解决改革开放中已经出现的实际问题。这次座谈会主要不是让我们去摆成绩的。我们硬顶是没有好结果的。”
宋梓南固执地说道：“我没有硬顶，也不会硬顶。但是特区的成绩必须谈够。这不是我宋梓南的成绩，也不只是深圳几百万人的成绩，它是党的成绩，邓小平思想的成果，是全国人民求变求改革的结果！如果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中国还是有可能走回头路的。而一旦走回头，中国就完了！！”
周副市长不说话了。他忧虑地看着这位老领导，真是有点不明白，这么简单的一笔“政治账”，搁到任何一个政治新手面前，都能算得清楚，都不会如此固执己见，为什么他一个在领导岗位上已然辗转几十年，不仅身经百战，而且也战果辉煌的老同志，竟然会这样的转不过弯来，要硬碰硬上？也许，宋书记执着这么干，真有他的远见谋略？周副市长忐忑。
是的，固执己见有时是让众人感到非常头疼的一种毛病。中国历来时兴“中庸”。“中庸”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得过且过”。当我们真心寻找一度强盛的中国在近现代数百年历史上为什么会落后于欧美强国，甚至落后于日本那样的东亚“小国”的根源时，往往忽略了“中庸”这个老病根儿。我们视偏激为“洪水猛兽”。且不知，历史的进步往往是在偏激（先知）和固执（执着）中找到必需的突破口和得到必需的激情和动力的。那天，在货运编集站冯宁住的小工房里，再次发生的一场争执，同样表明了这样的一种人文冲突，在中国当代几乎无处不在。为了推销那批电子元器件，冯宁决定不惜工本，要去参加一个全国性的电子元器件经销洽谈会。这当然要开支一笔经费。老主任觉得冒这样的风险，对于他们这样一个小公司，代价太大。
主任说：“有必要花那么高的成本，到全国的洽谈会上去活动吗？”
冯宁说：“有必要。”
主任说：“你真是一根筋！”
冯宁却说：“你答应过我，一年内不干预我的经营活动。”
主任说：“我不是在干预你，冯宁，你想明白看清楚了，我这是在挽救你……”
冯宁说：“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为什么前几任经理都没本事办好这个公司，甚至包括你那个准女婿。因为他们都没能摆脱了你这种一次次诚恳的‘干预’和‘挽救’，所以最后走向了‘死亡’。这和中国足球为什么老是踢不出名堂来是一样的道理，行政干预！一帮不懂足球的人在操纵足球……”
主任立刻变色：“别跟我说什么足球！你冯宁嘴硬，你有能耐。行行行，你有能耐。一年后，我再跟你算总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