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间，周副市长用力拍了一下桌子，大叫了一声：“是啊，我们还等什么？”
常副市长笑道：“谁说还要等了？”
宣传部黄部长比较激动：“再等就要等一万年了！”
组织部刘部长比较冷静：“对，应该马上就起草！”
周副市长说：“还要专门开一次常委会吗？”
宋梓南看了一眼在场的同志：“常委不都在场了吗？”
宣传部黄部长说：“是啊，常委都表态了嘛！”
宋梓南立即走到办公桌前，按了一下电铃。
小马跑了进来。
宋梓南说：“让秘书处处长马上过来一趟，起草一个常委会纪要，关于决定深圳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特别常委会决议纪要。”
那天常委们就在新园的餐厅里用了早餐，然后分头去各自的办公室上班。周副市长和黄部长都挤在宋梓南的车里，一起去市委办公大楼。
车启动后，颇有诗人气质的黄部长非常感慨地大声说道：“我在想，假如今天我们在老祖宗的书里没有找到这些语录，我们这些市委常委们还有没有这个胆识和胆量，来拍这个板？说起来也是惭愧，甚至可以说都有点凄惨。我们这些一百年后的共产党人，还得到一百年前老祖宗的书里去找行动的依据。老祖宗们的负担也有点忒重了吧？”
是啊，假如今天我们在老祖宗的书里没有找到这些语录，我们这些市委常委们还有没有这个胆识和胆量，来拍这个板？兴奋之余，再回过头来把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提到所有这些手握执政大权的同志们面前，答案会是同样的吗？历史是不能用“假如”来改变的。历史也是不相信“假如”的。胜利者和实践者无须困顿于“假如”和“万一”。但，也是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统治者完全忽略了有可能发生的“假如”和“万一”，就一定是不清醒的统治者。而不清醒的统治者，终将被历史抛弃。现在看来，在这个车里坐着的“深圳的掌权者”宋梓南和周副市长似乎还是清醒的，因为在听了“诗人”黄部长的追问后，他们两人虽然都没作声，但脸上还是隐隐地掠过了一丝难堪和尴尬的神情，而没有不屑于这样的追问，更没有反感这样的追问，也没有像有些在官椅上坐的时间过长的人那样，早已麻木，对这种“不着边际的追问”毫无知觉和反应。他们之所以会产生一点“难堪和尴尬”，是因为他们知道，在深圳今后的改革进程中，一定会遇到黄部长今天说到的这种情况：当权者想做事情，但在老祖宗那儿找不到可以用来为自己开脱和掩护的护身符。他们无法把自己的“乌纱帽”，以至身家性命安全地寄放在老祖宗那儿，他们必须自己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来负责。他们还会做错一些事情，犯一些“很严重的错误”，得罪一些绝对不能得罪也不该得罪的人。到那时候，他们还会有决心去做一些改革需要他们做的事情吗？他们还敢说，中国的历史，由他们来创造吗？
别的地方的官员是可以躲着这样的追问的。只要这个官员有足够的“官场经验”，他们是躲得开的。也就是说，他们既可以安全着落，又光彩前行，其实什么新事也没做，就像是附着在巨轮底部的那些软体或硬壳动物一样，同样享受了“历史性远航”的辉煌……但是，在深圳执政，他们是没法躲开的。起码在这个历史阶段，在深圳执政，你躲不开。至于以后，三十年后，五十年后，深圳的官员会怎么样，深圳是否将永远保持必需的锐气和活力，谁也说不好，也不是他们该操心、能操得了那心的事了……
两个人沉默着，内心却在翻滚着。
过了一会儿，周副市长突然发现宋梓南的坐姿有点不对，忙推了推他，叫了声：“老宋……老宋……”
宋梓南身子已经歪斜着瘫软了下来，而且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但神志似乎还清醒，只是没有力气说话，一只手捂着胸口，一只手对周副市长轻轻地摆了摆，好像是在告诉他，不必大惊小怪，不会有什么事的。但这时，周副市长已经嚷嚷起来：“黄部长，你带硝酸甘油了吗？快掉头，去医院！快去急诊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