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工作人员说：“您跟乔部长下的任务是一定要找到他，把他请到您这儿来；乔部长也是这么给我们下的任务，把他请到您这儿来。我们再没水平，‘请’这个字还是听得懂的嘛。既然是‘请’，我们还能怎么的他了？”
这时，另一个工作人员匆匆跑了进来，气喘吁吁地报告道：“冯宁这小子跑了！”
余涛一惊：“跑了？怎么又让他跑了？”
那个工作人员说：“昨天晚上您跟他谈过后，我们就按您的意思，给他在工业园区招待所开了个房间，说好今天上午十点，再陪他过来一起见您的。可是，刚才上他房间去一看，他已经不在了，临走时，把房门钥匙都交前台了，也没留任何话……”
余涛非常生气地说：“你们当时到底是怎么跟那个年轻人谈的？”
工程处的一个领导说：“我们劝他暂时离开蛇口……”
余涛问：“让他离开蛇口？为什么？”
工程处的那个领导欲言又止。
余涛道：“说呀！”
工程处的那个领导说：“当时我们认为，那个‘四分钱’的点子是他出的。他走了，上头就没法追究下去了……”
余涛哭笑不得地说：“他一个年轻打工仔，不管出什么样的点子，没有我们这些手握大权的人点头、批准，这个点子能全面推广实行吗？点子是他出的，但责任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上面开始追究了，你们就把责任全都推到他一个年轻打工仔头上去了，怎么都那么聪明，那么会当官呢？”
工程处的领导都不作声了。
余涛非常生气地说：“这事传出去了，外边的人会怎么看咱们蛇口，啊？谁还敢到咱蛇口来？就是来了，谁还愿意替咱们出新点子？谁都不出新点子，谁都按老框框、老条条做事，咱们这个蛇口还搞什么试验，搞什么改革？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出这么一点事就赶紧把责任往下面推、往老百姓身上推，眼睛里只有自己头上这顶乌纱帽，为了这顶乌纱帽，可以不择手段，甚至可以忽略和伤害老百姓应该享有的权利。这符合中央的要求和小平同志的思想吗？这种事情绝对不允许再发生在蛇口！”
工程处的一个领导慌忙应道：“我们马上派人去找他……”
但这时，冯宁已经上了巴士，他没有买到坐票，就站在车门附近。挤满旅客的巴士车缓缓地驶出了车站大门，面前的公路似乎漫无尽头。车里的人昏昏欲睡，冯宁也有些瞌睡了，但因为无依无靠，他不敢真正睡过去，只能一手抓住车门把手，偶尔地打个盹儿。这时，在他旁边座位上坐着的一个年轻母亲从随身带着的旅行包里掏出一包食品给孩子吃，然后就随手把包食品的报纸扔在了地上。
报纸飘落在了冯宁脚旁。
瞌睡中的冯宁当然不会在意这张并不完整的旧报纸。但是不经意间，他忽然看到报纸上有这样一个大标题：“工程处总结改进劳动付酬方法，余涛董事长在大会上勇做自我批评”。
一下子，瞌睡醒了，他忙弯下腰去捡起这张报纸。在字里行间，他竟然多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冯宁”，并且还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工程处的同志现在急切地想找到这个叫冯宁的年轻人，还要表彰他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敢闯、敢突破、敢创新的改革精神。”
冯宁震惊了，他呆住了，他拿起报纸向司机走去，他想下车。他对司机说：“师傅，您能停一下车吗？我有东西落在车站了。”
司机瞥了他一眼：“回车站去取东西？我可没法等你！”
冯宁忙说：“不用您等。不用……您只要停一下车就行了。”
蛇口工业园区临时指挥部所有的人都不会想到，那个自行失踪的冯宁居然又“自行”跑回来了。秘书急匆匆去向余涛报告了这个消息。余涛也觉得“不可思议”，笑道：“这小伙子，跟我们在玩啥呢？”一直到冯宁掏出那张旧报纸，放在余涛面前，说明了，要不是报纸上的这个报道，他还真不敢再回来见董事长，甚至都不想再回蛇口。
余涛拿起那份报纸看了看，笑道：“看来，这报纸媒体什么的，还真管点用。”
冯宁不好意思地笑了。
余涛说：“小伙子，我说过，要重奖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当过兵？”
冯宁说：“五年。”
余涛说：“好，我们要建公安派出所。怎么样，去当警察吧？再给你一个蛇口的正式户口，还想要啥？”
冯宁却说：“谢谢余董。”
余涛问：“听口气，你好像不太满意我这点奖励？”
冯宁忙说：“不是……”
“那到底有什么要求，快说！”
“今天能见到余董，我特别高兴……”
“少说这些废话！”
“我到蛇口来，有两大心愿：一是想感受一下咱们蛇口的改革气氛，再一个就是妄想着有朝一日能近距离见见您余董。”
“我又不是什么明星。”
“明星有什么好见的，不过都是一些水上浮萍而已。”
“好大的口气。”
“我爸是个老革命，市实验中学的老校长。今年死在我老家看守所的监室里了……”
“他改行去看守所工作了？”
“不，他当时的身份是看守所里的一个嫌犯……”
“哦？”
“我爸是一个特别正派老实的好人。您一定会很奇怪，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被关进看守所的。”
“你知道我的经历吗？我在中国最高等级的一个监狱里被关过五年，其实我也是一个特别正派、特别老实的大好人。”
“但您那时是在‘四人帮’时期，我爸不是……”
“‘四人帮’倒了，这标志着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年轻人，你也要看到，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变迁，不跟开灯关灯似的，‘啪’，拉一下灯绳，全都亮了。‘啪’，再拉一下灯绳，又全都黑了。几十年来的许多习惯势力、许多习惯的做法，特别是某些政策法令都还没有改变，一些人的观念一时半会儿更是难以改变，他们还坚守着老的那一套。这时候，如果有先行者想冲破这些政策法令的局限，就有可能要付出重大代价，甚至还会头破血流，会头破血流的啊。小伙子，迎接新时代的曙光，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像想象的那么轻松浪漫，有时还是需要一批人用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做代价的。我不了解你父亲的具体情况，我想他可能就是属于在社会转型的轨道上，被牺牲的一个悲剧性人物吧……”
冯宁低下头，没接余涛的话茬儿。这一段时间以来，关于父亲，他已经说得太多了，遇到一个熟人，他就会说一遍。一开始是自己特别想说，后来，自己不太想说了，但那些熟人特别同情和关心，总想问个究竟，他就得从头到尾地再说一遍。后来，他下决心了，不说了，绝不说了。不做无能的祥林嫂，重要的是不让自己重蹈父亲的覆辙，再不让任何人发生父亲那样的人生悲剧。
“现在，你老家那儿，应该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了吧？再发生你爸那样的事，应该不会再有人去逮捕关押他们了吧？”余涛问道。
冯宁很难过地说道：“政策是有了变化，事情也平反了，可我爸已经不在了……”
余涛长长地叹一口气说道：“是啊，也许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代价’吧……”
冯宁说：“他们想留我在老家给市领导开车。”
余涛问：“那也不错呀，为什么还要到蛇口来？”
冯宁说：“许多人都说，在蛇口、深圳，可以看到中国的明天。”
余涛说：“但现在还不能说在蛇口和深圳看到的就是中国的明天，现在还不行。”
冯宁认真地问：“那还得多长时间？”
余涛淡淡一笑：“那很难说的，最起码也得三五年后，试试看吧。这的确很难说。”
冯宁不说话了。他想，如果连这么一个赫赫有名的，碰到什么事，既敢干也有那个能耐直接闯进中南海去说话的余董都觉得“难说”，那还有啥可说的呢？
余涛停顿了一会儿问：“不想去当警察，蛇口户口呢，要不要？蛇口户口也不要？”
冯宁沉吟了一下：“让我再想想。”
余涛打量了一下冯宁，很认真地说：“蛇口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
冯宁惭愧地说：“可我没有文凭。”
余涛问：“你不会拒绝读书学习吧？”
冯宁忙说：“那怎么会？我也琢磨过要不要去考个大学。”
余涛忙点点头说：“这个想法不错，你毕竟还很年轻。”
冯宁说：“但后来我又觉得，当前对我来说，最最重要、最最紧迫的，还不是去搞一张文凭。”
余涛问：“你觉得对你来说，当前什么最重要、最紧迫？”
冯宁犹豫了一下：“反正不是拿文凭……”
余涛笑着问道：“不想跟我说，跟我还留一手？”
冯宁忙说：“不是不是……”
余涛挥了一下手，说：“好吧，不说就不说吧，咱们谁也别勉强谁。归根到底，人生的路只能靠自己的脚去走出来。”说着，在台历上写了个电话号码，然后撕下这页台历，交给冯宁，“以后有事，打这个电话就可以找到我。这是我秘书的电话。”
冯宁拿起那个电话号码看了看。
这时秘书走了进来：“余董，今天工地上的战况报来了。”
余涛对冯宁说：“你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便走了出去。
余涛一走进大办公室，就被那些工作人员包围住了。一个工作人员激动地对余涛说：“今天工地上全线飘红。人均日推土量从昨天的二十五车提高到今天的九十六车，提高四倍左右。最高的一个工人今天推了一百二十五车！”余涛立即从那个工作人员手里把那份战报“夺”了过来，仔细地看了看，马上走到电话机旁，给宋梓南拨了个电话。但怪了，无论是书记办公桌上的直线电话，还是秘书那儿，都没人接。迟疑了一下，刚想挂电话，电话里却传来宋梓南秘书小马的声音：“你好。宋书记办公室。请问您是谁？”余涛应道：“蛇口余涛。”
小马忙问好：“是余董啊，您好。”
余涛问：“宋书记呢？”
小马说：“他在开常委会。”
余涛“哦”了一声。
小马恭敬地问：“有什么事需要我转告的吗？”
余涛想了想，问：“他这个会大概还得开多长时间？”
小马说：“这可说不好，他经常让人把晚饭送到会议室，让常委们边吃边开，一直开到后半夜……”
余涛迟疑了一会儿说：“那好吧，请你替我转告宋书记，今天一早，我们接到省有关部门的通知，蛇口可以继续执行新的奖罚制度……效果之明显令人惊叹……仅今日一天，日平均工效就比昨天提高四倍左右……感谢市委、省委和中央对我们蛇口改革事业的支持……另外，前些日子，我们给市里打了个报告，希望市里在户口审批权、边防证发放权、物资进口的批准权和企业成立的审批权这几个方面给蛇口以更大的独立处置的自由空间……”
余涛给小马打完电话，回到办公室里，冯宁已经不在了。余涛愣了一下，忙叫：“哎，人呢？”
秘书忙应声跑过来问：“谁？”余涛问：“那个小伙子啊！”秘书说：“哦，他说他不打扰您了。走了。这是他留给您的字条。”
余涛忙拿起字条。
只见那字条上写道：“尊敬的余董，今天我见到了我一向以来所敬重的人，我会记住今天这个日子的。我会好好干下去的。谢谢，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召见。冯宁敬上。于即日。”读完字条，余涛发现，冯宁并没有带走那张他特地写有他秘书电话号码的字条。是无意间的疏漏，还是故意显示清高？还是什么……
对这个毫无政治背景的年轻人居然表现得如此的“高傲”，余涛真有些不理解了。他拿起那张字条，将它揉成团，扔进字纸篓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