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副市长奉命去北京后的第四天，打回电话来兴奋地向宋梓南报告道：“老宋，这边就剩文部长最后一句话了。其他各方面都没问题了……一会儿我们就去见文部长，只要他点个头，我们就可以跟香港方面签协议了！”
宋梓南一听，也兴奋起来：“文部长那儿应该更没问题了！他不是一直很支持我们和香港方面合作经营这个方案的吗？”
常副市长连连点着头说道：“是啊是啊，只要天不塌下来，估计今天下午事情就能形成个大模样了。我们下午就去见文部长。你就等着我们这边的好消息吧。”
但是，不管是宋梓南，还是老常，他们绝对想不到，就在这一天的下午，那个被他们认为绝对不可能塌下来的“天”，却真的塌了下来。当常副市长带着深圳邮电局和省有关方面的同志分乘两辆出租车驶进邮电部大门，兴奋地等着文部长的最后接见，最后敲定跟香港大亚公司进行合作这个项目的时候，他们却得到了通知：“今天下午，部长去国务院开会了。部里其他的司局长也都有别的安排了。原定下午的见面会，推迟了。什么时候再开，现在还说不好。请深圳的同志耐心在招待所等着。”
常副市长立刻意识到，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托词，是官场常用的托词。部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使得部长和所有的司局长都不便出来跟他们见面。而且还不便向他们说明，他们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能请他们“耐心在招待所等着”。
常副市长等人板着脸走出邮电部大楼。出租车刚行驶了不长一段路，突然间，常副市长对司机说道：“靠边，停车。”一直紧跟着的另一辆出租车也停了下来。
常副市长走下出租车。其几位同志也下了后头那辆出租车。他们都走到人行道上。
常副市长点着一支烟，闷闷地说道：“这里一定有名堂。”
市邮电局的王局长说道：“我也觉得不对头……”
常副市长沉吟了一下，对王局长说：“你去摸一下底。尽快搞清楚这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越快越好。”
这时，一直在办公室等着北京回话的宋梓南也有一点焦急了，不时地看看墙上的钟，问小马：“常副市长那儿有电话来了吗？都一下午了……应该有结果了啊！”
小马应道：“还没有。要不要打个电话过去问问？”
宋梓南摇了摇头。经验告诉他，这样的关键时刻，发生什么样事情的可能性都会存在的，要给在第一线具体处理问题的同志以充分的时间去处理随时发生的各种难题。如果真的发生了难题，又是他们处理不了的难题，第一线上的同志会主动打电话来请示的。催促绝对不是一个高明领导在这个时刻应该做的事。
先期回到招待所的常副市长却有一点沉不住气了。他看看手表，已经快到吃晚饭时间了，王局长却还没有回来。摸不到内情，他也无法向宋书记报告。无法报告，得不到家里的明确指示，就没法进行下一步的努力。他实在没法猜测，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竟然会使堂堂一个部长改变了已然做出的决定。难道是国务院的领导对与香港合作解决深圳电话问题有什么新的精神？要不然，怎么会让一个部长突然间改变决定了呢？
随同一起来北京的一个同志走过来放低了声音问常副市长：“我来等电话吧。您先去楼下食堂里吃点东西。”
常副市长摇了摇头。
那个同志又体贴地说道：“要不，我去替您把饭打上来？”
常副市长一下从床上折身坐起长叹一声说道：“宋书记还在等我们的回话哩！”
这时，另一个同志冲进门来，大声报告道：“王局长回来了！”
常副市长一下站了起来。
王局长提着一大兜苹果走了进来。
常副市长迫不及待地迎了上去：“怎么样，搞清楚情况了吗？”
王局长高兴地说道：“搞清楚了，搞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