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老交通部大楼的资料室里。这一类由苏联老大哥援建的办公楼，在北京还不少见。它们的开间都特别高大、宽敞，完全体现当初这个“苏维埃联盟共和国”疆域特别辽阔，气势特别宏大，决心表达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必定会有无比美好未来的特色。但毕竟也二十多年了，陈旧的房间里，地板漆磨光了，卫生间的墙砖开裂了，墙皮也开始脱落。日积月累在增加的旧书报和销毁期定在二十或三十年的文档，存放在越来越多的老式书报柜和文件柜里，使这个原先在整个大楼里显得最为清净和宽敞明亮的资料室，现在显得尤其的拥挤和阴暗。资料室里除了那个胖墩墩的中年女资料员和余涛，再没有别人。余涛坐在一个角落里，悉心地翻看着有关香港和招商局的书籍、资料。
这时，那个女资料员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电话是找余涛的。但那个女资料员并不知道此时坐在这空空荡荡的资料室里的唯一的另一人就是这个大名鼎鼎的“余涛”。“您找谁？找香港招商局的余董事长？你打错地方了吧。我跟你说过了，我这里是部资料室。香港招商局的余涛董事长怎么会上这儿来？对不起。”说着正要挂电话，余涛忙抬起头说道：“别挂别挂……”
女资料员一愣，问：“你认识那个余董事长？”
“谁找余涛？”余涛问。
“部长秘书。”女资料员答道。
余涛忙起身向电话走去：“我来接……”
女资料员将信将疑地说：“部长秘书要找余董事长本人来接电话！”
余涛没再搭理那个女资料员，拿起电话说道：“袁秘书吗？我是余涛啊，香港招商局的余涛……”
那个女资料员仍然有点将信将疑地打量着余涛的时候，余涛已经放下电话，收起摊在桌子上的那些记事本和资料，向门外走去了——部长秘书告诉余涛，部长要见他，而且就在这会儿，让他马上赶到部长办公室。部长在等着他。
余涛走到部长办公室门前，稍稍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这才伸手去敲门。
部长很热情，问余涛：“这段日子不太好过吧？”
余涛自嘲道：“嗨，比在秦城监狱那会儿好过多了。”
部长亲自从秘书手里接过一杯刚沏的茶，放在余涛面前，说道：“不一定吧。那会儿，反正是‘四人帮’横行，谁都不存什么希望，都在得过且过地混着。现在不一样了，别人都平反了、解放了、轻装上阵了，就自己还那么耗着……这日子可能就会更难熬一些。”
余涛苦笑道：“部长英明。体贴小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