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空荡荡的村子里。一只野狗在游荡。一个老年妇女领着幼小的孙儿，在田野里捡拾没人收割的庄稼。当她背起已经装满了的破口袋时，突然踉跄了一下，差一点摔倒在地，挣扎着艰难地站稳身子后，她已经没有力气再去背起那个破口袋了。她只得黯然神伤地低下头去看看孙子，又抬起头茫然地看着远方边境线外那林立的高楼。
商店里，贷架上空空荡荡。营业员无所事事地在聊着天。
而在另一个菜市场门前则排着很长很长的队。人们在争购一堆大白菜……
一些工厂的烟囱孤高地耸立在阴沉的天空上，喷吐着浓浓的黑烟。而有的烟囱则孤独地耸立在天空上，完全无烟可喷，和那冷清破败空无一人的厂区做着绝配般的映衬……
有一瞬间，唐惠年甚至怀疑这些照片是不是自己拍的。他问自己：你这个受党教育培养多年的老记者，到基层去，怎么只看到了这些阴暗面？作为中央党报的记者，怎么能只关注这些阴暗面？但是，故意回避这些阴暗面，能不能说就尽到了“喉舌和耳目”的职责了呢？当相当数量的人民受难于这些“阴暗面”之中时，作为“喉舌和耳目”是不是应该突出地把它们呈送到中央领导跟前呢？我毕竟不是要将它们公之于众去左右和影响舆论的导向啊。我只不过是想把它们呈报给中央领导。如果连这样的呈报都不允许，都不必要，那中央各大媒体只要留两个歌唱家，见天对着天安门、中南海唱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和《社会主义好》就行了，还要养那么多的记者干什么？
白组长最后又说了一句：“老唐啊，你再慎重考虑考虑，再把你的决定通知我。行不？”说完他就走了。于是在北京这条著名的牛街上的一家不知名的清真小饭馆的小包间里，只剩下唐惠年一个人。桌上杯盘狼藉，放着两瓶喝光了的二锅头空瓶。唐惠年显然有点喝多了，眼神恍惚，神色沮丧，手头放着那个牛皮纸大信封。我们可以看到，连同那个打印的调查报告副本，还有那些照片，全都在桌上放着。他略有些摇晃地站了起来向包间外走去。走到门口了，才想起，忘了拿那个打印的报告副本和照片，便又折回来把它们一一装进那个牛皮纸大信封里，苦笑了一下，带着它，又摇摇晃晃地向门口走去。
唐惠年带着那个牛皮纸大信封，向西冲着北京站的方向走了一会儿，走到一扇很大的橱窗前站住了。橱窗里布置着非常醒目的批判四人帮的宣传板。还悬挂着华国锋的大幅彩色照片。他在那些宣传板跟前，怔怔地打量了好大一会儿，突然转身走进大门。
大门里有个挺敞亮的大厅。大厅里排着两条很长的队伍。
他觉得这就是火车站了，便啥也不说地走到一个队伍的末尾排起了队。不一会儿，在他身后，又有不少人排上了队。他木木地四下里打量了一下，努力地想了想，觉得还是应该问清楚了再继续排下去更为可靠，便转过身来问排在他身后的一位女同志：“这……这里……这里卖火车票吧……”
那女同志笑了。队伍里许多人都笑了。
有一个排在前边的年轻人回过头来揶揄道：“哥儿们，您太英明了。这儿也不卖飞机票，更不卖轮船票。”
那女同志则善意地告诉他：“这儿是邮局。我们排队等着打长途电话哩。您要买火车票，得上北京站，出了这门，上马路对面去坐六路公交车。”
出了邮局的大门，唐惠年在街旁的槐树下呆呆地站了一会儿，酒劲儿依然还没有过去的他，步伐仍有些不稳，却略有些蹒跚地向马路对面走去。马路上汽车不算多，但也不算少。最多的当然还是自行车。那时候，北京的自行车流，可以算得上是世界一景，尤其是上下班时分，不说是铺天盖地，也往往如洪水、如沙尘暴一般涌来。
刚走到马路中间，一辆反向驰来的汽车快速从他身旁掠过。由于感觉和反应都比较迟钝，他差一点被车撞倒，踉跄了两下，总算站住了身子，手里的那个牛皮纸信封却掉在了马路上。
好几张照片都从信封里掉了出来。
那辆车的司机丢下句话：“兔崽子，活腻歪了？！”一加油门，扬长而去。
也许经这么一惊吓，唐惠年的头脑反而给激得清醒了一点。他再次打量了一下四周，赶紧去捡拾起信封、文稿和照片，躲过来往的车辆，向马路对面的公共汽车站快步走去。马路对面果然是个公交车站。在一根锈迹斑斑的圆铁柱上，挂着不少的公交路牌。因为头仍然有点晕，便用手扶住那铁柱，抬起头，仔细找了一会儿，却没找到那个女同志说的“六路公交车”。正要开口打听，却见一辆加长的六路公交车摇摇晃晃地开了过来，并在前方五六十米处停了下来。原来六路车站还在那边。唐惠年便赶紧跑了过去。
白组长回到办公室，组里当值的一个同志告诉他：“有人找你。好像挺急的。已经打了不止一个电话来找了。一再说，请您回来后，务必给他回个电话。”
白组长端起茶缸，喝了一大口凉茶，问：“谁啊？留回电号码了没有？”
值班的同志答道：“他也没说名字，只说是广东省委的。从留下的电话号码看，是从京西宾馆打出来的。说不定还是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白组长一震，忙放下茶缸，去拨电话。
给白组长打电话的是宋梓南的秘书小马。从白组长那儿得到唐惠年的下落后，宋梓南马上赶到钟灵的房间里，向书记报告道：“找到那个唐大记者的下落了。据新华社内参组的同志说，他已经到北京了，也找过他们内参组。但后来，好像发生了某种误会或者是变故，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准备带着所有的文稿和照片，要回广州去。”
钟灵放下手里正在批阅的文件，问：“哦？走了吗？”
宋梓南说道：“估计还没走掉。我已经让省驻京办赶紧派人去火车站和机场去截他了。”
驻京办的同志兵分三路，一路去首都机场，一路去北京站，第三路则去那个招待所再核实一下，唐记者是否已经退房离去。去机场和车站的两路人马都带着写有唐惠年名字的木牌牌，准备在候车和候机大厅里周详地展示一下。但不管他们怎么地举着牌牌走动，始终也没有找到这个唐大记者。去火车站的同志查找到了当天开往广州的那趟车次，进了站台找，也没找到。其实当时唐惠年确实在火车站，而且也上了趟开往广州的火车。驻京办的同志之所以没能找到他，是因为，他躺在某节卧铺车厢的一个中铺上，闷闷不乐地翻看一本《红旗》杂志。当驻京办的那两个女同志举着木牌走到这一节车厢的车窗前，踮起脚尖，向车厢里张望的时候，唐惠年用杂志盖住自己的脸，已经晕晕地睡着了。双方都不可能看到对方。
最后一遍开车铃响起后，列车员纷纷关门收梯。省驻京办的那两个女工作人员焦急万分地冲到一节卧铺车厢前，恳求列车员：“能让我们上车去找一找吗？”
那个年龄已经不算小的女列车员板着脸：“那怎么可以？火车是你们家的？随便进出？”
女工作人员忙解释：“我们是广东省驻京办的，要找一位重要客人。”
那个女列车员斜瞪了那女工作人员一眼：“驻京办？北京的驻京办多了去了！都这么来找人，铁路不成了游乐园了？有市公安局和公安部开的特殊证明吗？没有？对不起！”说着，把这两位女同志推下车，“咣”的一声，车厢门就关上了。
到机场去“拦截”唐惠年的同志遭遇到的情况似乎也不比她们好到哪儿。他们先是请机场的同志帮着在旅客名单里查找有没有一个叫唐惠年的人。查找下来，没有。驻京办的同志还是不死心，请他们再查一下有没有《人民日报》驻广州记者站开出的购票证明。民航的工作人员就已经有点不耐烦了。那个年代，乘飞机的和管理飞机的似乎都是具有特殊身份的“高等华人”，再加上机票十分紧俏，所以民航方面的工作人员自我感觉特别好，尤其是他们中窗口行业的工作人员，对待一般来办事的平民百姓，常常持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当驻京办的同志第二遍求他们再查找一下名单时，他们已经表现得非常不耐烦了，“今天从北京飞广州，一共就这一个航班。全部旅客名单都在这儿。你们还要我们怎么查？”
省驻京办的同志谦和地说道：“能让我们自己来查看一下吗？”
民航票务处的工作人员冷冷一笑道：“你们自己查？那不行！你们应该知道，目前允许乘坐我们民航班机的都是各方面担负重要任务的工作同志或领导干部。因此，航班旅客名单和他们的去向，是绝对保密的。你们有公安局或其他内卫部门开的特许证明吗？”
省驻京办的同志：“没有……”
对方立即站了起来，一边合上了旅客名册，一边做了个送客的手势，说了句：“那只能对不起了。”就要让驻京办的同志走人了。
后来还是去火车站“拦截”的同志，情急之下，找到列车长，说明事情的重要性，搬出“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广东省委和省政府主要领导需要找到这个记者”这样的理由，列车长才觉得事情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便立刻亲自到列车广播室，让播音员播出了这样一条通知：“现在广播紧急寻人，现在广播紧急寻人。哪位叫唐惠年的旅客注意了，哪位叫唐惠年的旅客注意了，请你听到广播后，立即到七号车厢列车广播室来；听到广播后，请你立即到七号车厢列车广播室来。”这才惊起了昏昏沉沉睡着的唐惠年。
根据中央的安排，由率领中共党政高级干部出国考察访问的谷牧等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介绍他们在西欧五国和港澳地区、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地的所见所闻。宋梓南饶有兴趣地赶了去。但没听多大一会儿，他便发现，钟灵和省里好几位一起来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却都没在会堂里。以前也出现过这样一种情况，省里有个别领导同志要去中央某个部委商谈某个项目，或者他分管的某个工作口里突然出了什么紧急事要他马上去处置，有可能缺席在一次小组会，或者是全体大会，但是像今天这样，省里所有与会的领导全体都缺席——当然是除了宋梓南，还是绝无仅有的。“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了……”宋梓南猜测道，“什么事，会跟其他所有的省领导有关，偏偏跟我没有关系呢？”稍稍往深处想一想，宋梓南有点不安起来。正为此感到疑惑时，钟书记的秘书老夏稍稍走进会场，走到宋梓南的身旁，低声对他说：“钟书记请您马上到他那儿去一下。”宋梓南反问了一下：“现在？”老夏点点头：“现在。”看来，省里的确出了什么重大的事。宋梓南没有再多问，立即起身跟着老夏，悄悄往外走去了。
走出怀仁堂，一辆红旗车已经在不远处的松树下等着了。
汽车直接把宋梓南拉到京西宾馆。宋梓南随夏秘书匆匆走进钟灵的大套间。果不其然，省里所有来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全都在这儿。
钟灵笑着对宋梓南说：“就缺你一个人了。快请坐。刚得到通知，中央主要领导，包括小平同志和叶帅，对我们省委那个‘全国改革，让广东先行一步’的想法很感兴趣，让我们马上到他们那儿去做一次详细汇报。那个唐记者找到没有？”
宋梓南应道：“还在找。”
从来遇事总是很从容不迫的钟灵，这时也表现出一点急迫的情绪来了：“赶快找到他，并且一定要尽快拿到他那份调查报告。深圳宝安和香港两地紧临，但人民生活水准存在如此大的差距，这个实际情况有助于中央下决心同意我们实施这个‘广东先行一步’的想法。”
宋梓南忙应道：“行。我马上再给省驻京办打个电话，让他们赶快再想想办法。”
然后，钟灵就带着省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人马，赶往西山，去见叶帅。
一见面，叶帅就问：“‘广东先行一步’的理由和条件是什么？”
钟灵：“理由就是一个，我们的家乡实在是太穷了。必须赶快把经济搞上去。”
叶帅笑了：“这个话挺耳熟啊！”
钟灵：“是啊，这是您叶帅说的嘛。您这句话说出了我们广东大多数同志多年来积攒在心底的愿望，也可以说非常准确地表达了我们全党的共同愿望。说到条件，全国各省有的，我们都有，但是我们这儿有一条得天独厚的地缘条件，那就是我们紧临香港和澳门。我们只要开开窗，南风就吹进来了。”
叶剑英默默笑了一下道：“你们这扇‘南风窗’也不是可以随意开得的哦。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哦！”
钟灵应道：“我们省委有针对性地研究了一下，计划先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来做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条件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几个地方来。再说，这几个地方地处粤南粤东，偏于一隅，万一事情没办好失败了，对全省全国影响也不会太大。”
宋梓南：“如果中央同意，我愿意回汕头去搞试验。我是汕头人嘛。将来要杀头，就先杀我的头！”
叶剑英颔首笑道：“你这个话，我已经听你说过不止一次了。古话云：‘军中无戏言’哦！”
宋梓南：“今天钟书记也在场。我表这个态，当然不是戏言。广东自然资源如此丰富，地理人文环境又那么优越，广东人自古以来就敢想、敢干、敢闯，有不甘于现状的好传统。有这么多有利条件，我们广东的许多地方，居然还那么穷，我们这些在广东手握生杀大权的‘封疆大吏’可以说无颜见江东父老。拿自己的脑袋博广东的明天，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一个共产党的党性所在。这不光是我一个人的心愿，也是我们省委省政府所有成员的决心。请叶帅无论如何也要替我们到中央去争取这个优惠条件。说起来，您也是我们广东老乡哦！”
叶剑英大笑道：“宋梓南，你要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拉一个广东帮出来，那可不行啊！”然后他又转过身来问钟灵，“你们办这样一个试验区，叫什么好呢？你们想过没有？”
钟灵答道：“我们正为这犯愁哩。想了好几个名字，觉得都不怎么妥当。”
一个省委领导补充道：“我们也设想过，叫它‘自由贸易区’，怕别人会误会我们就是冲着资本主义去的。叫‘出口加工区’吧，又让人觉得是跟台湾学的。叫‘贸易出口区’吧，还是不很确切，因为我们的试验肯定不能仅仅局限于外贸。研究来研究去，勉强定下一个‘贸易合作区’，好像也不是很理想……”
叶剑英想了想：“叫‘贸易合作区’，不理想。中央不是一直让进出口委员会在过问这件事吗？你们可以找谷牧嘛，找找具体负责的江泽民，让他们给出出主意。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尽快直接给小平同志做一个汇报。听听他在这方面的想法。”
宋梓南忙问：“这些枝节问题上，我们能去打扰小平同志吗？”
叶剑英笑道：“这怎么算是枝节问题？改革开放搞试验，任何小事都是大事。当然要听听小平同志的看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