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连祥说："厂长真是有本事啊，我们都服得不得了。"一系列改造后，糖厂有钱发足月工资了，第二年褚时健便宣布，不准许工人们再在非榨季去打工，大家沉下心来搞技术，学习技术。从丁连祥这些工人的角度来看，大家不出去打零工，整天在一起干活儿，工厂更像工厂了。而且，生活也安定了，丁连祥结婚后在糖厂一共生了5个孩子，家里人丁兴旺。褚时健替他发愁："丁连祥你咋个养哦？那么多娃娃。"丁连祥抱着孩子正乐："厂长，娃娃嘛，好养得很，灰里土里，灰不溜秋就长大一个，不怕。"h3原料之重/h3燃料成本下降了，出糖率提高了，工厂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摆在褚时健面前的另一个大问题是：原料。
新平主要以种水稻和甘蔗为主，农民们因为更需要饱腹的粮食，所以都愿意种水稻。但国家有硬性的任务，就是必须种多大面积的甘蔗，这样才能保证完成县里的经济任务。
农民种甘蔗没有种水稻那么历史悠久，经验多办法多，甘蔗林一旦出现问题，农民就束手无策。从糖厂的角度来说，甘蔗有问题，就意味着原料出问题，严重影响生产。褚时健从小生活在农村，对土地和农产品比较有底。到糖厂后，他经常往山上的蔗田跑，和蔗农交流，了解甘蔗的生产情况。日照好，糖分就比较高，这个农民都知道，但脑子都没往具体事情上动一动。
褚时健通过了解发现，很多甘蔗田里的甘蔗长得不好，是因为脚叶太密，通风、光照不足，于是他建议农民做疏叶工作，打掉一些脚叶，不仅通风，阳光也能照进来，使得甘蔗的含糖量提高。农民们忙不过来，发动工人帮忙，目的就是要甘蔗长得好。
他还从厂里抽调了一个工人，专门为蔗农们修理农药喷雾器，一家一家上门检查喷雾器，一家一家说好话，让蔗农们及时喷药除虫。甘蔗打了农药后，不生虫了，产量提高了。
褚时健向来擅长跟农民打交道，跑甘蔗地的时间，少不了要在农民家吃个饭，褚时健记得自己还闹了个笑话。蔗农大多是傣族，傣族最爱吃杧果，褚时健和厂里的技术人员去得多了，农民们也热情起来，端着一盆水和一盆杧果就出来招呼他们。褚时健实在，说："你客气了嘛，我喝口水要个杯子就可以了，拿盆我喝不成。"农民笑得不行："厂长，这是给你洗手的。"
傣族人多吃糯米，但产量并不高，不是贵客到都不拿出来。褚时健和他们打交道多了，农民们也煮糯米饭给他吃。褚时健很感谢："我吃点大米饭就可以了，糯米饭你们留着。"对方也实诚："厂长，大米我们是用来喂猪的。"
因为经常到地头田间，褚时健和农民们的关系很亲近，厂里一些针对农民的建议，他们也就自然接受了。
除了甘蔗的质量，产量多少也非常重要。褚时健注意到其实有很多甘蔗地的产量不差，但因为车开不进去，甘蔗大量被浪费在地里，因为是国家要求种的，农民也就只能浪费了。褚时健觉得这种指令性计划的生产实在太浪费资源，索性从厂里申请一些费用，帮助农民把路修出来。那时都是简易泥路，拖拉机、小货车能开进去就解决问题了。
一些荒地也被利用起来。褚时健和有大量荒地的生产队商量，工厂负责把荒地连接公路的路给修出来，生产队负责组织农民种甘蔗，生产队自然没意见。褚时健早上一跟队里谈好，马上就找人动手，两三天就把那条路修出来了。生产队见他说话算话，也很守信用，马上就开荒种甘蔗。于是，糖厂每年又多收了几百吨甘蔗。
有的时候，为了调动当地人种甘蔗的积极性，褚时健还用上了一些"非常手段"。
傣族人酷爱喝酒，而当时酒类属于凭票购买的紧俏物资，市场上买不到。褚时健便想到，用当时糖厂生产的甘蔗烤酒跟傣族村民交换甘蔗。
用甘蔗渣烤酒是糖厂的另一主要产品，褚时健小时候在家乡就烤过酒，后来在元江的农场也烤过酒，干这个在行。他一到糖厂，就去糖厂的酒窖查看。糖厂用的是传统方法烤酒，长2米、宽1.5米的酒窖一次大概能出50斤酒。褚时健一听，知道这出酒量太低了。他把自己多年摸索出的烤酒经验传授给工人。首先是改良酵母菌。酵母菌买回来后，放到温糖水里培养，过段时间，酵母菌不断地长大，然后再泼到甘蔗渣上发酵。其次是让工人在酒窖盖子上盖上厚厚的一层泥巴，不让空气进去，这样就能把酵母菌培养得更充分，一窖甘蔗渣的出酒量便从50斤一下子提高到了100斤。
酒不用上交，可以留着自己卖，糖厂就把甘蔗烤酒当成奖励，分卖给附近的傣族村民。褚时健向村民们保证说："如果甘蔗种得多，我们到时候一家就多卖给你们3斤酒。"这太激励好酒的农民们了，当然会多种。
通过以路换甘蔗、以酒换甘蔗这些办法，褚时健得到了糖厂发展必需的原料。他后来回忆曼蚌糖厂，说这些经历让他想明白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想做成一件事情，必须让相关各方能够利益平衡，都能从中获利。褚时健认为，做生意不能只想着让自己赚钱，适当让利，常常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而利益平衡也成了日后指导他在经营中做出决策的重要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