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中国的政治局面，就像皇帝的新衣，大家都知道，但都无法开口。
怪象在褚时健的视野里越来越多。褚时健的固定职务是行署人事科科长，负责整个玉溪地区干部的人事任免及干部的困难补助。所谓困难补助，是指月收入在50元以下的干部，地委组织部核定后，开名单给行署人事科，由褚时健这里发放补助。一日，时任行署专员的冯姓领导专门叫上褚时健一起吃饭。褚时健以为专员要谈工作，不以为意。饭桌上，专员拍着褚时健的肩说："你不知道啊，我一天要抽两包'大中华'，工资都被我抽完了。媳妇责怪我得很，说我抽多了。"褚时健听得云里雾里，他不知道专员为什么会这么讲，因为根据政策，专员家的收入不低，专员是国家干部13级，一月120元钱。专员妻子是干部17级，也有90多元。而且专员只有一个孩子。"我心里还在想，你家收入不低嘛，怎么抽个烟还被责怪？"
大概专员看出褚时健的疑惑，又拍他的肩："你咋个没理解？"褚时健确实没理解专员其实是跟自己要福利费的意思。后来专员又专门请褚时健的岳母吃了一次饭，意思也是暗示希望褚时健把自己加在发放福利费的名单上，但褚时健还是没有理解他的意思。
直到1958年底的一天，这位专员同志组织了一次针对褚时健的会议，会议主题就是要褚时健自己检讨，褚时健才恍然大悟。褚时健平时大概也知道一些专员对自己不满，不过严重到组织玉溪行署的所有科局级干部到会来让自己检讨，他的确没想到。
专员让大家发言，结果全体沉默，没人吭气。专员火了："你们不说我说！褚时健你这个人事科长怎么当的？！专员要饿死了你都不知道！"褚时健坐在椅子上，一下就明白了：原来如此！他不禁笑了起来，心想："专员啊，你真是肮脏了。"这一笑，让专员更恼怒，专员使劲拍了一下桌子："专员批评你，你还敢笑！"
褚时健觉得深深失望，党内怎么出了这样的干部？只有私利，没有国家观念。褚时健苦恼极了：这到底是怎么了？
专员对褚时健的私怨似乎非常深，他甚至对一位地委副书记咬牙道："不把人事科的褚时健划成'右派'，你把我这个专员撤了！"
1958年底，全国'反右'运动已经接近结束，但运动突然回光返照般又卷土重来一轮，历史上称为"反右补课"。这一次，又划定了一大批"右派分子"。12月，褚时健接到通知，自己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
褚时健拿着通知书，无奈、委屈、愤怒......种种难言的情绪。他问行署专员："你们揭发我这几条，哪条站得住脚？你顶多说我一句同情'右派'是不是？"h3话别/h3一旦被划为"右派"，就必须尽快到指定农场或其他指定下放地方去报到。褚时健的新去处是红光农场。褚时健一夜未眠，心情不平静，不知道该找谁说。第二天，一个星期天，褚时健去了马静芬工作的大庄中心小学。那段时间，女儿在大庄和马静芬待在一起，他去和妻子女儿告别。
马静芬已经有了预感。在褚时健来之前两天，玉溪政府就有几个人到了她的住处，"背了枪，到处翻，到处找，把我吓坏了"。背枪的人什么也没透露，只说来找东西，马静芬不敢反抗，只能抱着女儿躲在角落。
之后两天，没有任何说法和消息，她决定回到玉溪家中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把女儿映群背在背上，她准备出校门找找车，看能否把她们母女捎回玉溪。正走到校门口，她竟看见褚时健脸色低沉、脚步匆匆地走来。马静芬问他："你怎么来了？我正要回家去。"褚时健的回答好像生了气："还回什么家？走，走！去你宿舍。"
两口子带着孩子急匆匆回到马静芬的宿舍，甫一进门，褚时健就掏出家里的存折交给马静芬："你放好。我要走了。"马静芬大惊，待褚时健告诉她自己已经被划为"右派"，要马上去元江了，马静芬心里已经乱了套，只是问："过几天就走，你咋个现在才来说？"褚时健告诉她："我被管制了，没办法告诉你。今天能来都是因为星期四就要走了才让我来的。"马静芬慌了神，眼泪流了下来："那我们去哪里？"褚时健沉重得感觉自己都要受不了了，他定定神告诉妻子："你们就在玉溪待着，好好过。以后的事以后说。"
几天后，1959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没有新年的明媚，四处阴云密布。褚时健收拾简单的包袱，与另外一些"右派分子"一起，坐上一辆破烂的客车，去往元江县红光农场，去往他人生中、命运里前所未有的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