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将会理解，继续创作戏剧于我会有多么不愉快。每逢我把一出新剧交给剧院时，我就有点担心害怕。两个最伟大的演员在排练我的剧作时相继离世，这使我迷信起来。我不否认这一点。好多年以后，我才振作起来写剧本。当时皇家剧院的经理是阿尔弗雷德·贝格尔男爵，他是一位杰出的戏剧专家和讲演大师，他很快就采纳了我的剧本。我几乎是怀揣不安地看那份演员名单，惊叹“里面竟没有一个著名的演员”。这种厄运不会有人能碰得到吧！然而，到底还是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如果把不幸关在门外，另外的不幸会偷偷混入。我过去只想到演员，却没有想到剧院经理阿尔弗雷德·贝格尔男爵。他打算亲自导演我的悲剧《临海的房子》，并写完了导演手记。可事实是：十四天后，第一次排练还没开始，他就死了。看来，我若是搞戏剧创作，咒语一定会应验。甚至到了十多年以后，我的剧本《耶利米》和《沃尔波内》在第一次大战后相继在各国的剧院上演时，我心里仍有余悸。我有意地违背自己的兴趣，于一九三一年写了一个新剧本《穷人的羔羊》。我把原稿寄给我的朋友亚历山大·莫伊西，有一天，我收到了他的电报，问我可否为他保留首场演出的主角。莫伊西，他从故乡意大利把自己优美的嗓音带到德语舞台上。而在此之前，他在德语剧坛上默默无闻。当时他是约瑟夫·凯恩茨唯一杰出的继承人。从外表上看，他富有魅力，聪慧活泼，同时还是一位心地善良、热心肠的人，他给每一部剧作赋予他个人特有的魅力。我想不出还会有更理想的人选，能像他一样充当主角。不过，我顿时就想起了马特考夫斯基和凯恩茨，尽管他向我提出要当主角的建议时，我托词拒绝了他，只是我没有对他说明真相。我知道，他从凯恩茨手中继承了那枚所谓的伊夫兰德指环，德国最伟大的演员总是将它传给最杰出的继承人。最后，他会不会遭到同凯恩茨一样的命运呢？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伟大的德国演员第三次碰上这种厄运。于是，我出于迷信，也是出于对莫伊西的爱，虽然我知道莫伊西演主角会完美无缺，会给这部剧带来美好的社会影响，我还是没有同意他演主角。非但如此，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给戏剧界奉献任何新作。实际上我做出了这样的牺牲，也并没有保佑莫伊西安然无恙。虽说我没有任何过错，却总是被牵扯到莫名其妙的灾祸中。
我心里很明白，别人会怀疑我在讲一个鬼故事。马特考夫斯基和凯恩茨的死可以解释成是意外的厄运。在他们以后的莫伊西的厄运又怎么解释呢？我一直没有同意他担任我剧里的角色，并且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写新剧本。事情是这样的：许多年以后，即一九三五年夏天——在这里，我将自己的编年记事时间提前了——我正在苏黎世，突然接到亚历山大·莫伊西从米兰打来的电报，电报说，他晚上到苏黎世来找我，请我无论如何要等他。我想，这真是怪事。他干吗这样急来找我，我又没有写出新剧本，而且多年来，我对戏剧已相当冷淡。但是毫无疑问，我会高兴地等待他的到来，因为我喜欢这个热情、诚恳的人，我把他视为兄弟。他刚走出车厢就向我迎来，我们按意大利的礼节拥抱。当我们坐小汽车离开车站时，他迫不及待地对我说，需要我为他做点事。他有事求我帮忙，而且是件大事。皮兰德娄为了向他表示特别的敬意，决定把自己的新剧作《修女高唱五月之歌》交给他来首演，不仅仅是在意大利首演，而且是一次世界性的首演——首演应该在维也纳，并且要用德语演。像皮兰德娄这样的意大利大师能让自己的戏剧在外国首演，这还是第一次；即便是在巴黎这样的城市，他也从来没有下过这样的决心。皮兰德娄最担心的是他的诗剧在翻译中失去音乐性和优美的光彩。他不希望由一般的译者来翻译，而是想请我来承担，因为他长久以来对我的语言功底评价很高。很明显，皮兰德娄再三迟疑不决，他想，怎么能指望我把时间浪费在翻译上呢！他把这个任务交给莫伊西，由他传达皮兰德娄的请求。多年来，我一直没有翻译什么，但是出于对皮兰德娄的尊敬，我不想让他失望；我同他有过好几次友好的会面。而且，能够对我亲密的朋友莫伊西表示兄弟情谊，也使我非常愉快。我放下自己的工作一两个星期；几个星期后，皮兰德娄的剧本将用我翻译的译文在维也纳举行国际首演。另外，由于当时的政治背景，该剧首演肯定会引起巨大轰动。皮兰德娄答应亲自出席。墨索里尼当时以奥地利公开保护人的身份，率领他的全部阁僚出席这次演出。首演的那天晚上应该同时是一场奥意友谊的政治示威（所谓友谊，实际上奥地利已沦为意大利的被保护国）。
开始排练的那几天，正巧我也在维也纳。我为能再一次见到皮兰德娄而十分高兴。无论如何，我盼望能听到莫伊西的道白艺术念我译的台词。可真像见鬼似的，二十五年后，那可怕的怪事又重演了。一天早上我翻开报纸，读到莫伊西患着重感冒从瑞士来到维也纳，所以排练不得不延期。我想，感冒也不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可是当我去探望这位病中的朋友，走到旅馆门口时，我心里怦怦直跳——我暗自庆幸不是扎赫尔大饭店，而是格兰特大饭店——当年我到饭店探望凯恩茨而没有见到他的情景突然在我脑海里出现。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后，恰恰是同样的厄运又重新落到一个伟大的德语演员身上。由于高烧，他神志昏迷，医生不允许我再看一看莫伊西。两天后我就站在他的灵柩前，而不是在排练场见到他，一切都像当年的凯恩茨一样。
为了便于说明，我在这里把时间提前，谈谈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魔力总是同我的戏剧创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言而喻，在我今天看来，这种厄运的重演纯属偶然。可是，马特考夫斯基和凯恩茨相继迅速逝去，无疑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影响了我一生的创作道路。如果当年马特考夫斯基在柏林，凯恩茨在维也纳，把当年二十六岁的我创作的所有戏剧搬上舞台，我就可以借助他们的艺术魅力迅速地（也许快得没道理）在广大公众面前成名，我也会因此误了长期学习和了解世界的时间和机会。开始，剧坛为我提供了许多诱人的、连我自己都不敢梦想的机会；可是每到最后一刻，剧坛又冷酷地把这些机会从我身边夺走。可想而知，青年时代的我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后来我才知道，人生的道路是由内因决定的；我们的道路往往偏离我们的愿望，而且是极混乱的、没有道理的，但它终会把我们引向我们自己看不见的目标。
奥蒂莉·冯·歌德，歌德的儿媳。
科西玛·瓦格纳（1837—1930），音乐家李斯特的女儿，后来嫁给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
伊丽莎白·弗尔丝特－尼采（1846—1935），尼采的妹妹。一八八九年丈夫去世后，她一直做哥哥的助手、秘书和护士。
亚历山大·赫尔岑（1812—1870），俄国作家。代表作有散文集《往事与随想》。
阿尔弗雷德·瓦尔特·海梅尔（1878—1910），德国诗人、小说家、出版家，德语杂志《岛屿》及岛屿出版社的创办人。
安东·基彭贝尔格（1874—1950），德国出版家、收藏家。
伊拉斯谟（1469—1536），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和神学家。茨威格著有传记《鹿特丹的伊拉斯谟的胜利和悲剧》。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1515—1563），法国神学家，十六世纪期间宗教自由与良心自由的主要倡导者。
保尔·施伦特（1854—1916），德国剧评家。
伊夫兰德指环是德国著名演员、剧作家和剧院领导人奥古斯特·威廉·伊夫兰德（1759—1814）捐赠的一枚镶有其头像的指环，要一代一代传给最优秀的德语演员，大战期间曾中断数年，战后又继续传下去。
路易吉·皮兰德娄（1867—1936），意大利小说家、荒诞戏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