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
壹
1966年，杨绛和钱锺书一前一后遭到监管。
工资没有了，存款也被冻结了，只给一点点生活费，吃的也都被限制了，只允许吃窝头、咸菜和土豆。此外，穿着等各个方面都受到了限制。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告一段落，斗争会成了日常，隔三岔五就会有一次，弄得人身心俱疲。
当时，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方式有很多。钱锺书的头发就被剃成了纵横的两道，成了一个“十”字。这也是当时那个时期所谓的“怪头”。这样肯定不好见人，杨绛便想了一个妙招，干脆把钱锺书所有的头发都给剃光。
可是，没想到没过两天，杨绛也遭受了这“待遇”。那是杨绛人生中最不幸的一天。那天，她回家比较晚，一进院就看见大楼前的台阶上站满了人，王大嫂一见到杨绛就偷偷摆手，示意她退出去。可是，她还没来得及回避就被“极左大娘”看见了，喊着她的名字将她喝住。她只好硬着头皮走上了台阶，站在了钱锺书的旁边。
其实，他们夫妇俩都是陪斗的，却无法避免被整。那个用杨柳枝猛抽她的姑娘，拿着一把锋利的剃发推子，把杨绛和当时旁边的两个老太太的头都剃成了“阴阳头”。当时有一位女士含泪合掌向那个姑娘拜佛似的求饶，终幸免被剃头。这样的举动，杨绛是绝对做不出的，她就由着那个姑娘将自己的头发给剃了。
同样被剃了“阴阳头”，一个退休干部，可以躲在家里不出去；另一个中学校长，素来穿干部服、戴干部帽，可以戴着帽子上班。但杨绛不行，她没有帽子，大夏天也不能包头巾，又不能躲在家里不出门。
钱锺书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结果到头来还是杨绛反过来安慰他，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吧。结果，还真被她想到了办法。几年前女儿阿瑗剪下两条大辫子，杨绛一直用手帕包着留在柜子里。于是，她便找了出来，熬了一夜，自己做了个粗糙的假发套。为此，她还打趣说小时候很羡慕弟弟剃光头，没想到现在算是实现了“半个”愿望。
只是，她发现戴上之后真假发之间的区别太大了，假发套不透风，颜色与真发也不一样，但是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第二天，她硬着头皮戴着假发出门了。
坐公交车的时候，杨绛一上车就被售票员看了出来，对着她大喊：“哼！你这黑帮！还想上车？”杨绛又气又恼，辩解说：“我不是黑帮！”乘客们都好奇地看着她，她心里想：“我是什么？牛鬼蛇神、权威、学者，哪个名称都不美，还是不解释为妙。”所以，她忍受着无数异样的眼光，坚持到下车。只是，此后一年之内，她再也不敢坐公交车，上班下班全靠两条腿。
大街上也不安全，人们发现了她奇怪的头发都指指点点；买菜的时候，没有谁愿意卖给她，后来每天都是钱锺书去买菜，她只负责一周出去买一次煤。即使这样，她走在大街上还是会提心吊胆，生怕会有什么事发生。后来，她终于托人买了个蓝布帽子，可是孩子们眼尖，总能认出来，然后伸手去揪她的假发，所以她看到孩子们都躲得远远的。
那时的“运动”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文学所的小刘原本是打扫卫生的临时工，现在则肩负起监督文学所全体“牛鬼蛇神”的重任。当时，包括杨绛夫妇、何其芳、俞平伯、陈翔鹤等专家都属她监管。
杨绛的工作是打扫厕所，钱锺书的工作则是打扫大院。他们每天不是劳动改造，就是写检查，一切曾经正常的工作都被取消了。
打扫厕所本是小刘的本职，现在是杨绛的了。杨绛在仔细看过两间污秽不堪的厕所后，于是置备了几件有用的工具，比如小铲子、小刀子，又用竹筷和布条做了个小拖把，还专门带了些去污粉、肥皂、毛巾、小盆等之类的物件，放在厕所里。没几天，厕所竟一尘不染。后来，翻译家潘家洵的夫人还对杨绛说起：“人家说你收拾的厕所真干净，连水箱的拉链上都不见一丁点儿的灰尘。”
杨绛回忆说：“小刘告诉我，去污粉、盐酸、墩布等等都可向她领取。小刘是我的新领导，因为那两间女厕属于她的领域。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领导。她尊重自己的下属，好像觉得手下有我，大可自豪。她一眼看出我的工作远胜于她，却丝毫没有忌妒之心，对我非常欣赏。我每次向她索取工作的用具，她一点没有架子，马上就拿给我。”这番极具幽默感的话也只有杨绛才能如此巧妙地说出，听罢让人忍俊不禁。
不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杨绛并不反感这样一份工作，反而很庆幸，因为收拾厕所有着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可以躲避红卫兵的“造反”；比如，可以销毁“会生麻烦的字纸”；比如，可以“享到向所未识的自由”，摆脱“多礼”的习惯，看见不喜欢的人“干脆呆着脸理都不理”，“甚至瞪着眼睛看人，好像他不是人而是物。决没有谁会责备我目中无人，因为我自己早已不是人了”。
在她看来，这是“颠倒过来”了意想不到的妙处。所以，她在做着这份工作的时候，并不觉得苦。
贰
1969年，他们一大批知识分子被集中到一起生活。由于他们两个年纪比较大，所以允许他们俩回自己的地方住，但也要按时参加集体的学习和训练。
他们不在同一单位，训练的地方也不在一起，不过都在同一食堂吃饭，所以他们俩偶尔可以在食堂外见一面、说说话什么的。11月3日那天，天气奇冷，杨绛正在学校门口等公交车，猛然发现钱锺书在人群中正向自己走来，很匆忙的样子。杨绛心想，应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果不其然，钱锺书走过来凑近她，小声道：“待会儿告诉你一件大事。”然后就跟着杨绛一起上了公交车。在公交车上，他告诉杨绛说组织上要安排他去干校，这个月的11日就得走。杨绛听后，心里一惊，这个变故太突然，她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她原以为会跟钱锺书一起庆祝他的60岁生日，没想到这个愿望泡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