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时，女生宿舍还没有建好，加之女生也不多，所以学校就将她们安排在一位美国教师的住宅里。这是一座小洋楼，条件在当时已经十分好了。第一年，杨绛被分在四五个人同住一屋的大房间里。第二年的下学期，她被分在一间小些的房间里。尽管这里只能住下两个人，令人高兴的是同住的竟然是她的中学同班好友——淑姐。
相熟的两个人同住一屋，真的是让人心满意足的。
这间本是美国教授家男仆卧室的小房间，屋外风景是静好的，一片花丛密林在窗下，窗户上还有常青藤，枝丫蔓延。房间暗却静谧，别有一番小情趣。房间里，有一张桌子，两个凳子和两张小床。大概因为门框歪了或是门歪了，房间的门关不上，得用力抬才能关上。一旦关上门就更不方便，所以杨绛她们晚上睡觉的时候索性不锁门，只是把门带上，防止它被风吹开。
有优越的住宿条件，有相熟的好友作为室友，也有充满新鲜事物的学习空间，杨绛对这一切感到心满意足。所以，她对什么都保持着一种很高的热情。一向文静的她竟然对体育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加入了女子排球队，在技艺渐长的情况下还参加了比赛。
对于这次比赛，她记忆深刻，过了很多年以后，她还可以清晰地记起那时动人心弦的场景：“我们队第一次赛球是和邻校的球队，场地选用我母校的操场。大群男同学跟去助威。母校球场上看赛的都是我的老朋友。轮到我发球。我用尽力气，握着拳头击过一球，大为人意料。全场欢呼，又是‘啦啦’，又是拍手，又是喜笑叫喊，那个球乘着一股子狂喊乱叫的声势，竟威力无穷，砰一下落地不起，我得了一分（当然别想再有第二分）。”
还真别小看“这一分”，这可是最关键的“一分”。当时她们两队正打了个平局，正是增了杨绛的这“一分”，对方气馁作罢，那场球赛她们队赢了。所以，后来每当她看到电视屏幕上的排球赛时，总会想起自己曾发过的一个球，便忍不住悄悄吹牛道：“我也得过一分！”
在东吴大学上了一年学以后，学校就让她们分科了。
杨绛的老师认为杨绛学而优，又不偏科，适合读理科。但杨绛自己不但不这样认为，反而为了选专业大费脑筋。她说：“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所谓‘该’，指最有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
于是，她带着抉择的疑问回家求救去了。
她问父亲：“我该学什么？”
父亲回道：“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
听后，她仍然觉得心里没底：“只问自己的喜爱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
父亲开导她道：“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就这样，在和父亲有了这一番对话之后，她的心释然了。在老师的一片惋惜声中，她选择了文科。
当时，东吴大学还没有文学系，只有法预科和政治系。起初，她打算选读法预科，好给父亲做帮手，并借此接触一下社会以及各式各样的人，积累足够的经验后可以写小说。然而，父亲虽说让女儿自己选择，却极力反对她学法律。世事凶险，他断然不希望女儿步自己的后尘。太多的无能为力和无可奈何，使得他不忍心看到女儿和自己一样经历一些内心痛苦。
无奈之余，杨绛只好选择了政治系。
不过，尽管杨绛选择了政治系，尽管她还是政治学的高才生，但她一生对政治学毫无兴趣。当时的她只求功课能过得去，便将所有的其他时间都花费在图书馆里，遨游在书海之中了。
东吴大学的图书馆可谓藏书无数，十分可观，中外名著应有尽有。杨绛一向嗜书如命，便在这里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读了海量的书籍。
曾经，有这样一段饶有趣味的对话：
父亲问杨绛：“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
“不好过。”杨绛说。
“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
“一星期都白过了。”
父亲笑道：“我也这样。”
可见，书于杨绛而言是食粮；可见，知女莫若父；可见，女好学如父。
如上，便是杨绛的一些少年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