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恐惧已经消散了——不是被克服的，也不是靠说理摆脱的。它消失了，因为有些别的东西替代了它的存在：自信与依赖，对脚下那片土地与生俱来的依赖——如今已转化为对飞机的信赖，因为大地已经消失不见，没有其他事物可做寄托。飞行，不过是短暂的逃离，逃离来自大地的禁锢。
雨继续下着，机舱内是全然的黑暗。我的高度计显示，大西洋位于下方两千英尺处。我的斯佩里仿真地平仪显示，我正在水平飞行。遵照气候图表的数据，我将航向调整了三度，并照着飞行。我盲目地飞着，任何可参照的线索都有帮助。无线电是个帮助，但晴朗的天气也会是个帮助。航空部的那个男人并未说将有暴风雨。
我感觉到风速加快，雨势加强。机舱内的汽油味是那么浓烈，飞机的轰鸣声又是那么嘈杂，我几乎已经失去了知觉。渐渐地，你都不相信自己还能以其他方式生存。
晚上十点，我正沿着大圆航线飞向纽芬兰的格雷斯港，时速为一百三十英里，顶风时速为四十英里。由于天气，我不知道自己要多飞多少时间，但我觉得应该是十六小时到十八小时。
十点半，我仍在使用机舱大油箱内的油，并希望能用尽这些汽油，顺便终结起飞以来一直让机身摇晃的液状旋流。这只油箱没有测量仪，但在侧面写着一句保证：“这箱油管用四小时。”
这句保证里没有任何似是而非的东西。我相信它，但距离十一点还有二十五分钟的时候，我的引擎咳呛着熄火了，“银鸥”在海上失去了动力。
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飞机低沉的轰鸣才是种完满而抚慰人心的寂静。引擎发出最后的断续声响，随后降临的真正的寂静让我惊呆了。我感觉不到任何恐惧，感觉不到任何情绪。我带着某种愚蠢的漠然旁观自己的双手忙得歇斯底里。当它们移动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已经被测高仪的指针催眠了。
我猜想，对本能反应的抵抗就是所谓的“保持镇定”，但本能反应是有缘由的。如果某个夜晚，你坐在一架引擎熄火的飞机里，而你和海面之间隔着两千英尺的距离，你的本能反应一定是拉起操纵杆，指望能加大这两千英尺的距离，尽管只是增加那么一点儿，没什么反应比这更合理。但那些观点、知识、准则会告诉你，你的寄托不在于此，而是正相反——该引导你珍贵的飞行器朝向海面，这看来似乎是可怕的自暴自弃，却不但是理智之举，还是明智之举。你的意志和感情会拒绝这么做，而你的双手——陌生人的双手，将带着无情的精确遵守这条行为准则。
我坐在那儿看着自己的双手推下操纵杆，感觉到“银鸥”做出反应，开始朝海面俯冲。这当然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机舱油箱显然已提前见底了。我只需要打开另一个小活栓……
但机舱里很暗，要看清楚测高仪发光的标度盘，并意识到我现在的高度是一千一百英尺非常容易，但要看见靠近机舱地板的某个活栓并不容易。一只手不停地摸索，再次出现时握着手电筒，而手指，带着令人崩溃的镇定移动着，找到了活栓，打开，然后我等待着。
在三百英尺的高度，引擎依旧没有动静，我清楚测高仪的指针正像纺锤般高速旋转着，走完飞机与海面之间剩余的距离。有一些雷电，但迅疾的闪电只是更突显了黑暗。海浪能卷多高——二十英尺？或者，三十英尺？
这或许是我航行的终结，想要摒弃这个念头毫无可能。但我的反应并不符合常规。我这一生中经历过的各种事件并没有像发疯快进的电影镜头一样经过我的脑海。我只是觉得一切仿佛发生过——确实如此。它曾上百次出现在我的脑海、我的梦境，所以此刻我并不真的恐慌。我感觉这场景很熟悉，就像一个世代相传的家族故事，因为被讲了太多遍而不再激动人心。
我不知道引擎再次启动时距离海浪有多远，但所有声响几乎已经失去了意义。我看着自己的手重新放松地握住操纵杆，并感觉到“银鸥”开始向暴风雨爬升。我看见测高仪的指针再次像纺锤般旋转起来，增加着我与海面之间的距离。
暴风雨很猛烈，却叫人宽慰。它就像个朋友，摇晃着我说：“快醒醒！你刚才只是在做梦！”
很快我就能思考了。经过简单的计算，我发现刚才引擎大概熄火了超过三十秒钟的时间。
我该感谢上帝——我确实感谢了，但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我感谢了设计无敌“吉卜赛”型发动机的杰弗里·德·哈维兰德，毕竟，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是由上帝设计出来的。
一艘闪光的船——破晓时分，一些矗立在海中的峭壁。对于飞行员来说，这些东西的意义永不会更改。假如有一天，人类能在一小时内飞越海洋，如果人类真能创造出这样一架战胜时间的飞机，那对于这架魔幻飞行器的驾驶者来说，陆地的景象不会再如此友好。他使用狡猾的科技教给他的作弊手段，欺骗了规则。他会感觉羞愧，急于寻求大地的庇护。
我看到了船只与破晓，接着看到纽芬兰的悬崖站在缭绕的雾气中。我感觉到了想象已久的欢欣，还有带负罪感的喜悦，因为我战胜了天气和海洋不可动摇的威仪。但我的胜利只属细微，我敏捷的“银鸥”并没有敏捷得可以轻易摆脱它们。夜色和暴风雨困住了它，我盲目地飞了十九个小时。
现在我很累，觉得冷。机舱玻璃上可以结冰，雾气与陆地玩着魔术师的把戏。但陆地在那儿。虽然我看不到，但我已经见过。除了相信它就是我想要寻找的那块陆地外，我无法接受别的念头。我无法想象我的导航仪出了差错，因为已没有时间去怀疑。
向南是莱斯角，向西是布兰顿角岛。凭借量角器、地图和指南针，我一边重新设定了航线，一边还哼着汤姆教我的小调：“偏向西——磁场密，偏向东——磁场稀。”韵律很傻，但它是种慰藉，尤其在此时此刻。它指明了两极——指明了磁场与真相。我向南飞去，发现莱斯角的灯塔伸在雾气中像根示警的手指。我盘旋了两周，向着圣劳伦斯湾飞去。
过不了多久，就会到新不伦瑞克，接着是缅因州——然后就是纽约。我可以预计这一切。我几乎可以说：“好了，如果你保持清醒，会发现现在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但要保持清醒是不可能的。我很疲惫，而且自从飞机搭载重负在阿宾登离开地面起飞的那个不确定的时刻起，我就没有移动过一英寸。但我不能闭上眼睛。我坐在由玻璃窗和油箱包围的驾驶舱里，感激着太阳和它的光芒，也感激能看见下面的海洋。这些实际上是我要跨越的最后一段水域。四百英里水路，接着就又是陆地——布兰顿角。我可以在悉尼市重新加油再继续飞行。事情变得简单，就像在基苏木停靠一下，然后接着飞。
成功助长了自信。但除了上帝，谁又有自信的权力？我在顺风飞行，最后一箱油还有超过四分之三，世界在我眼里就像崭新的世界般明亮，从未被染指。如果我有更多智慧，我早就该知道，这样的时刻就像童真一样转瞬即逝。还没有看见陆地的时候，引擎就开始剧烈颤动。它熄了火，咔咔作响，再次启动，蹒跚向前。它咳呛着，向海面排放出阵阵黑烟。
一切都有对应的说法。这种情况的对应说法是气塞，我想。因为还有足够的燃油，所以这一定是气塞。我觉得我可以通过连续打开和关闭空油箱来排除它，于是我这么做了。栓塞的把手是锋利的小金属销子，当我开开关关十多次之后，发现我的手在流血，血滴到了地图和衣服上，但这种努力却没有奏效。我凭借一台运行不良、走走停停的引擎滑行着。油压表与油温计都很正常，电磁发动机也在工作，然而，随着遭遇失败的念头逐渐渗透进我的脑海，我的高度正在缓缓下降。如果我成功抵达陆地，我将成为第一个从英格兰出发飞越北大西洋的人。但在我看来，在一个飞行员看来，迫降是场失败，因为纽约才是我的目标。但愿我能降落再起飞，那样我还是能完成计划……但愿，但愿……
引擎再次停摆，接着又缓过气来，每次当它突然加速，我就竭尽全力爬升。接着它又喘息着停止，而我又向海面滑行。然后我再爬升、再下降，就像只海上的蜂鸟。
我发现了陆地。现在能见度非常高，我看见陆地就在四十或五十英里开外。如果我还保持着航向，那下面就是布兰顿角。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每分钟都几乎清晰可见：它们像绞索般缓慢地经过你眼前。而每次引擎熄火，我都能看见绞索断裂，于是屏住呼吸等待裂口过去。
陆地出现在下方。我抓过地图确定自己的方位。即便以我目前这样磕磕绊绊的飞行速度，离悉尼机场也只有十二分钟的航程，我可以在那里降落、整修，然后继续飞。
引擎再次熄火，我开始滑翔，但现在我不再担忧。它会重新启动的，就像它一直在做的那样，而我会飞到足够的高度，抵达悉尼。
但它没有再次启动，这次它是彻彻底底地睡了。“银鸥”向着我丝毫不认识的地面下降。那是巨石林立的黑色土地，我悬浮其上，单凭希冀与毫无动静的螺旋桨。只是我不能长久地悬浮其上。地面正加速迎上来。我倾斜、转弯、侧滑避开巨石，机轮着地，我能感觉到它们陷入地面。飞机的鼻翼扎进土中，而我继续前冲将头撞在驾驶舱前端的玻璃窗上，听见它碎裂的声音，感到鲜血顺着我的面孔流下。
我踉跄着爬出飞机，精疲力竭地站在没过膝盖的淤泥里，站在那儿呆傻地凝视着，不是看着无生机的土地，而是我的手表。
二十一小时二十五分钟。
飞越大西洋。从英国阿宾登到某处无名沼泽，一路马不停蹄。
一位布兰顿角岛上的居民发现了我，这个在泥塘中举步维艰的渔民先是看见“银鸥”鼻子栽在泥里、尾巴翘在半空，接着看见我挣扎在他世代生活的松软土地上。我已经漫无目的地晃了一个小时，黑色淤泥已经漫到半腰，从头部伤口流出的鲜血就和这些淤泥狭路相逢。
远远地，看见那个渔夫挥动手臂为我指路，大喊着指出泥沼中较为坚硬的地方，我在上面又朝他走了一个小时，就像被烈日灼瞎的冥府来客，但我不是被烈日灼瞎的，我已经四十个小时没有睡觉了。
他将我带到他位于海边的小屋，我发现小屋建在岩石上，屋里还有一台古老的电话机——放在那里以备沉船事故。
我打电话给悉尼机场，告诉他们我很安全，并阻止了一场没有必要的搜救。第二天早上在纽约班内特机场，我的确走出一架飞机，那里依旧有人群在等待我，但我走出的那架飞机不是“银鸥”。其后在纽约逗留的那几天中，我一遍又一遍不住地希望着：我要是能从“银鸥”走出来就好了，直到这愿望失却了意义，而时间继续前行，战胜一路上与之相逢的许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