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栋走过来说：“大人，他前年才回国，在英国生活十多年，养成了洋人的习气，见人就拉手，请大人原谅他不懂礼仪。”
“拉拉手也好，还显得亲切些。”曾国藩又转脸对青年匠师说，“你在英国生活十多年，英文一定很好，你要把英文教给他们！”说着，用手指了指四周的匠师们。
青年匠师高兴地点了点头。曾国藩环顾四周，大声说：“各位先生，明天中午由我做东，请大家来驿馆里共饮几杯，我们好好叙谈叙谈如何？”
“谢谢老中堂！”众人大出意外，纷纷向曾国藩鞠躬致谢。
待匠师们走后，曾国藩对容闳说：“明天中午宴请中国匠师，晚上，你代我把科尔、史蒂文森等洋匠，还有翻译馆里的傅兰雅先生都请来，叫驿馆准备两桌好苏菜，我借花献佛，也请他们一次。”
“太好了！”容闳欢喜雀跃。
晚上，容闳陪着科尔、史蒂文森、傅兰雅以及另外几名洋匠喜气洋洋地走进了机器局驿馆。曾国藩特地换了一件绀色寿字团花夹缎长袍，头戴一顶黑呢嵌蓝宝石瓜皮帽，郑重其事地在客厅里接见他们。当容闳介绍到傅兰雅的时候，曾国藩特地将这位蓝眼栗发、高大魁梧的翻译家仔细地看了一眼，然后微笑着说：“久仰！先生所译的书对中国船炮制造起了很大的作用。原以为先生总在五十岁上下，想不到竟这样年轻。有三十岁吗？”
傅兰雅以流利的中国话说：“谢谢中堂的夸奖，我不年轻了，今年三十二足岁了。”
“年轻，年轻，还是旭日方升的年华。”曾国藩一边笑着与傅兰雅谈话，一边招呼客人们坐下。
侍役献茶毕，曾国藩端起茶碗对客人们说：“这是敝人家乡的洞庭君山毛尖，各位请尝尝。”
说罢自己先喝一口。众人都轻轻地端起茶托，学中国士大夫的样子，将碗盖略微移开一点点，右手捂着盖子，浅浅地抿了一口，然后将茶碗连托一起轻轻放回原处，异口同声赞扬：“好！”傅兰雅又补充一句：“中国的茶比咖啡、可可都要好喝！”
曾国藩一一询问客人们，什么时候来中国的，生活习惯不，薪水够不够花。这些洋人的中国话大半都说得不流畅，有的只简单答了几个字，有的用英语回答，再由容闳翻译，只有傅兰雅可以应答如流。他于是代表众人说：“老中堂能于万几之暇来江南机器局视察，并特为接见在局任职的外籍匠师，各人都感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关怀。机器局对我们很照顾，建有专门公馆，薪水在中国匠师的十倍以上，生活也还习惯，这里有做西餐的厨师。不过，大家都说中国的饭菜更好吃。”
一句话，说得众人都笑了起来。曾国藩起身，伸出右手说：“那好，今天就请各位尝尝苏州名厨的手艺！”
以讲究色泽艳丽、用料甜软出名的苏菜，早已令外国人垂涎，而今晚这两桌酒席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如果说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当时已远远落后于欧美各国的话，那么积数千年聪明又会享受者的才智所创造出来的华夏饮食文化，却当之无愧地名列世界之首，令洋人们在满桌珍馐面前自愧不如，给一向以万邦来仪自诩的天朝士大夫们赢得了脸上的光彩，似乎可以抵消一部分来自战场和谈判桌上的耻辱。
桌上的每道菜都有一个极富中华文化色彩的名字，如八戒遇难——红烧猪肉、鲤跃龙门——清蒸鲤鱼、苏武牧羊——炖羊肉、众星捧月——肉丸蒸蛋、孙猴出世——油焖猴头、西施浣纱——菠菜粉条汤、哪吒闹海——炒鳝丝、丹凤朝阳——清蒸全鸡、雄狮酣睡——清蒸瘦肉团，等等。当容闳一一为洋朋友介绍菜谱时，这些远方的客人无不为中国的烹调艺术惊叹不已，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了五千年古老文化的大略。
“这道汤叫作仙姑逢旧友。”最后，容闳指着正中一个白胎青花鼓形瓷碗说。
“仙姑逢旧友？”洋人们对这道菜的命名感到莫名其妙。
“请问容会办。”傅兰雅代表大家问，“这是什么意思，你能详细告诉我们吗？”
“好！”容闳微笑着说，“这是我国江浙一带一道有名的素汤，它的主要用料为蘑菇和香菇。两种菇子混合用，汤味便格外的清香爽口。蘑菇取新鲜的，又叫鲜菇。香菇用的是干货。因为它们属同纲同科，本是同类，于是鲜菇在这里遇到了去年的老朋友，这不是仙姑逢旧友了吗？”
众人似乎尚未明白过来，中国通傅兰雅已听懂了，他兴奋地说：“中国的语言真妙不可言。‘鲜’与‘仙’音相近，‘菇’与‘姑’音相同，而‘仙姑’却比‘鲜菇’更讨人喜欢。妙，妙极了！”
洋人们遂一齐笑起来。
曾国藩举杯笑道：“诸位先生为中国军火轮船的建造立下了汗马功劳，鄙人借这杯薄酒略表谢意，并恳切希望诸位先生把自己的智慧才能都发挥出来，造出更多更好的枪炮兵舰，大清国的历史丰碑将会铭刻各位的英名和功绩。”
客人们全都举杯，一饮而尽。
容闳频频向长期与他共事的洋匠们劝菜，大家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坐在曾国藩右手边的傅兰雅说：“曾中堂，您知道吗，我是一个英国传教士。”
“我知道。”曾国藩一直很少吃喝，只是象征性地动动筷子。这时拿起手边的餐巾，慢慢地擦着嘴唇，他对这个传教士闻名已久，很想与他谈谈。
“曾中堂，去年在天津发生的事件，无论对贵国而言，还是对法国、英国、俄国等欧洲各国来说，都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您奉贵国政府之命，处理这样一件棘手的事情，的确很不容易。今天有这样一个好机会，使我们能够面对面交谈，我很荣幸。恕我冒昧，能向中堂请教一些问题吗？”学贯中西、举止文雅的傅兰雅身上，典型地体现了英国绅士的翩翩风度。他今年虽只三十多岁，却翻译了好几部重要的科学著作，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深受东西方学术界的推重。
曾国藩对这位有真才实学的洋人很是赏识。他点点头，诚恳地说：“傅兰雅先生，与您谈话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商量。”
“谢谢。”傅兰雅彬彬有礼地说，“请问曾中堂，您对教会是怎么看的？”
曾国藩说：“去年天津发生的事情，至今仍使我心头上如压重石，诚如傅兰雅先生所言，那的确是一件令中外都不愉快的事。”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满桌客人全都放下杯筷，倾耳聆听，“耶稣教、天主教信奉上帝，犹如释教普度众生、道教羽化登仙一样，都以劝人为善作为宗旨，故可为世人所接受。敝国对待教会的态度，傅兰雅先生和诸位在座的一定都清楚，是采取包容态度的。早在世祖爷、圣祖爷时期，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便受到破格隆遇，到圣祖爷晚年时，全国已建教堂近三百座，受洗教徒近三十万人。传教士把先进的历法引进我国，还协助朝廷测绘了《皇舆全览图》，做了不少好事。他们也尊重中国人的礼仪习俗，敬天法祖，彼此相处还算融洽。但可惜，后来教廷粗暴地干涉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方式，而传教士又极不应该插手皇嗣继统大事，遂使得朝廷下决心明文禁教。近几十年来，朝廷解除教禁，教会在中国内地大量传播，中国信教的人也与日俱增。遗憾的是，不少传教士仗着本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中国境内惹是生非。他们不遵中国法度，强占土地，欺压中国百姓。这样，引起了中国人的普遍反感，不仅仅老百姓，连官吏士人也极不满。去年天津发生的事情，直接导火线在迷拐幼童、挖眼剖心的传闻，当然，这是荒唐无稽的，但真正的原因，是长期藴藏在中国百姓心中的不满情绪。鄙人的态度，想必诸位都清楚，对天津一部分莠民那种杀人毁堂，以至捣毁法国领事馆、焚烧法国国旗的野蛮做法是坚决反对的，故而处决了十多个杀人凶手，赔偿了五十万两银子。于是鄙人便成了全国攻击的目标，被骂为汉奸卖国贼。鄙人现在已是声名狼藉的人了。”
说到这里，曾国藩苦笑了一声，侍役递上茶来，他喝了一小口，继续说：“刚才傅兰雅先生问鄙人对教会的态度。鄙人可以明确地说，那些仗势欺人的传教士，不能代表耶稣教、天主教，因为耶稣教、天主教要人做善人，不做恶人。真正的传教士只会帮助中国人，而不会欺压中国人。”
傅兰雅的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他带头鼓起掌来，科尔、史蒂文森等人也鼓掌，表示赞同。曾国藩微笑点头致谢，又说下去：“好比傅兰雅先生是英国的传教士，他到我们中国来以后，帮助我们翻译许多关于造炮制船的技术书籍，又把自己的学问传授给中国人，我以为这才是真正信守教规、与人友善的传教士。因而当去年津案发生后，对于不少人主张关闭教会，驱赶外国人出境的偏激言论，我是决不同意的。外国人中也有我们的好朋友，像科尔先生、史蒂文森先生，以及在座的各位先生，不辞辛苦，帮助机器局造了这么多的枪炮子弹，又为我们造的五艘战舰出了很大的力，你们就是中国人的好朋友！”
又是一阵掌声。科尔举杯起身，用生硬的中国话说：“让我们一起为曾中堂干杯！”
曾国藩站起，将杯子与大家的酒杯碰了一下。傅兰雅情绪激动地说：“曾大人，您是中国了不起的人物，您对教会和传教士的看法与我们完全一致，尤其是您能开明大度地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胸怀博大地容纳西方专家，脚踏实地地为贵国的自强兴办工厂、制造船炮，您比那些顽固死硬的守旧派和夸夸其谈的清议者高明百倍千倍。”
对于这个英国传教士、学者的友好讲话，曾国藩报之以真诚的笑容。眼前的傅兰雅以及科尔、史蒂文森，与丰大业、罗淑亚都是洋人，对待中国的态度，却有天壤之别。是的，人与人是不同的，中国人中有尧舜禹汤，也有共工蚩尤，有周公孔孟，也有管蔡盗跖。洋人也是人，他们中间理所当然地有善恶之别，有良莠之分！
“诸位先生，我昨天对容会办下了死命令，要他在明年内造出一艘铁甲兵舰来，这有很大的困难，还要仰仗诸位献智献力，攻克难关。”曾国藩说着起身，举起酒杯说，“我在这里预先向各位先生敬一杯谢酒！”
史蒂文森说：“一定尽力。”
科尔说：“轮船厂可以造得出。”
“这我就放心了。”曾国藩再次把酒杯举了举，“大家一起喝了吧。祝各位与容会办他们精诚合作，让鄙人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人造的铁甲船航行在江海上！”
喝完杯中酒后，满脸通红的傅兰雅兴冲冲地说：“谢中堂款待美意，我们几个人也备了一件礼物，请中堂笑纳。”说完对着门外喊，“仲芳，叫他们把东西抬进来！”
喊声刚落，一个十八九岁的俊少年，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从门外进来，对着曾国藩一鞠躬：“卑职叩见老中堂大人！”
然后伸手向门口一招，只见四个工役抬着一个硕大无朋的圆球进来，圆球当中穿插一根铁棒，铁棒下端是一个大铁板。圆球用白布做成，上面画着许多弯弯曲曲的线条和圈圈点点。曾国藩的眼力已不济事，他看了很久，没有看出个名堂来。傅兰雅说：“仲芳，你给曾中堂说说。”
仲芳走到圆球旁边，对曾国藩说：“老中堂大人，这是制造局全体洋人朋友送给您的一件礼品，它叫地球仪。”边说边用手轻轻一拨，那球绕着铁棒转了起来。
地球仪！这真是一件新鲜把戏，曾国藩过去没有听说过。
“洋人朋友听说老中堂要来视察制造局，忙了几天，由傅兰雅先生指导，做成了这个地球仪，全世界各国各地都在这个球上。”
曾国藩背手来到圆球旁，问：“中国在哪里？”
“在这里。老中堂请看。”仲芳把地球仪转了半圈，熟练地找到了中国。
“上海呢？”曾国藩又问。
“这儿。”仲芳用手指在一个小黑点上，“这边就是海了。”他边说边旋转圆球，手指画出了一条横线，“穿过大海，就到了科尔先生和史蒂文森先生的家乡——美国。”
曾国藩凑过脸去看了一眼。仲芳又用手指画了一条线，落在一个曲线圈圈内，说：“老中堂请看，这就是傅兰雅先生的家乡——英国。”
曾国藩边看心里边想：“好聪明的洋人，用一个球就把世界各国都包括进来了，要不了半天，各国的地理位置就会记得一清二楚。”本欲大大地称赞一番，想一想，又把话噎了下去，只是浅浅地一笑，说：“谢谢各位，我收下了。”
仲芳指挥工役抬下去。正要出门时，傅兰雅叫住了他。傅兰雅走过来，笑吟吟地对曾国藩说：“曾中堂，我要向您推荐一个人才，这位聂仲芳先生今后一定可以成为贵国一位大企业家，他很有经营管理的才干。”
聂仲芳进门的举止就已博得曾国藩的注意，这时又听傅兰雅如此称赞，便和气地问：“聂仲芳，你这样轻的年纪，就受到傅兰雅先生的赏识，不简单呀！”
聂仲芳谦虚地回答：“这是傅兰雅先生对年轻人的偏爱，我其实什么能力都没有，只是喜欢向傅兰雅先生和其他各位洋先生请教。”
“年轻人好学好问，就是最大的优点，凭这一点，今后就前途可观。”曾国藩望着这个年轻人，亲切地问，“你是哪里人，父亲做什么事？”
“卑职名叫聂缉椝，贱字仲芳，湖南衡山人，父亲聂亦峰，在广东高州做知府。”
“你是聂亦峰的公子？”曾国藩颇为惊喜。
“老中堂认识家父？”聂仲芳吃了一惊。
“岂止认得，”曾国藩开朗地笑道，“你的父亲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真的？”聂仲芳乖觉地双膝跪下，叩头，“老伯受侄儿一拜。”
“起来，起来。”曾国藩笑道，“傅兰雅先生说你有经营管理之才，我这个做老伯的心里也高兴，明天上午你到我这里来聊聊，我要看看你跟着容会办和各位洋先生学得怎样？”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次日上午，聂缉椝来到驿馆拜谒曾国藩。他知道老伯是位严谨的理学名臣，便脱去素日常穿的西服，换上一套簇新的长袍马褂，将备用的数据单从西式皮公文包里取出，放进袖口夹层里。这一身打扮果然使曾国藩见了更觉顺眼。他自己则随随便便穿了一件旧布薄棉袍，斜斜地靠在松软的藤椅上，完全是一副长者见晚辈的随和姿态。
“你父亲身体还好吗？”曾国藩端起茶碗，慢慢地吹了一口气。
“家父这两年也常生病，精神还不如老伯您健旺。”聂缉椝端坐在对面一张绒布沙发上，茶几上放着一个精致的白底蓝花景德镇瓷杯，他没有想到要去动它。
“你父亲比我小几岁，功名不算太顺遂。”曾国藩像是沉湎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他的诗做得比我好。人也长得清秀，有南岳才子之称，为人豪放洒脱，大家都喜欢和他交往。谁知科场蹭蹬，道光乙巳、丁未、庚戌一连三科都告罢，朋友们都为他叫屈，他自己倒无事一样。咸丰二年壬子科，他高中二甲第八名，众人都以为他必入翰林院无疑。朝考下来，他喜气洋洋地把诗拿给我看。诗写得真好，既有太白之才气，又有馆阁之庄重，场中诗少有做得这样好的。谁料榜一公布，翰林竟没有他的名。我为他惋惜，他却笑着说，当县官也好，天高皇帝远，我就是百里诸侯，平生才学都可以由我展布。仍旧是笑嘻嘻的，满不在乎。仲芳，这就是你父亲年轻时的性格。”
曾国藩近来喜欢回忆往事，也喜欢跟年轻人谈往事。今天坐在对面的年轻人是个俊秀人才，而所谈的又是他的父亲、自己的同乡老友，如此叙谈往事，不啻人生一种享受！
“家父可能正因为自恃才高，又对世事不在乎，才弄得做了二十年的官，至今仍只是一个从四品知府。”聂缉椝想到同是年龄相仿佛的老乡，曾国藩已贵为大学士，而自己的父亲却屈沉下僚，心中很不是滋味。他本想奚落父亲两句，但那将有失人子之道，必会招致老伯的反感，便改为这样两句自认得体的话。
“你说对了一部分，但要害没有抓住。”曾国藩缓慢地抚摸胡须，心里想说，人生的贫富穷通，吉凶寿夭，皆由命定，不由人力做主。转念一想，这些话不能对后生晚辈讲，那样将会使他们失去上进之心，安于现状，不思奋发。天命和人力之间的关系太复杂了，一个弱冠少年如何吃得深透！这必须在经历过数十年风风雨雨、遭受过多少次失败与成功之后，再回过头来作一番细细的咀嚼，才可能有切身的体会。父兄教子弟，上司饬部属，只能鼓励其充分发挥人力的作用，知难而进，遇险不退，功可强成，名可强立，方可指望其有所造就。
“老伯，家父官运不济的要害在哪里？”聂缉椝是个要强的人，深为父亲的宦途多艰而惋惜，却不知其中缘故何在。曾国藩是个成功者的典范，又是父亲的老友，他的一两句指点，也可能是自己甚至包括父亲几年几十年冥思苦想都悟不到的。
“你还年轻，说出来你一时也理解不了，哪年我跟你父亲见面时，我们两个老家伙再去谈吧！”曾国藩又端起茶碗。略一说话便舌端蹇涩的毛病，不但未见好转，近来反而更甚了。
“仲芳，你为何一人来到此地，干起洋务来了？”这是曾国藩很感兴趣的问题，他对聂亦峰异于常人的教子之方感到奇怪。自己虽然请人教纪泽、纪鸿的英文，也对纪鸿钻研数学很支持，前几年右目未失明时，夏夜里常指着星空教儿女们识星座，但要把纪泽、纪鸿送到机器局来专攻洋务，这个决心总下不了，到底还是走中举中进士点翰林的正途光彩得多。
“我是跟着姐丈来的。”
“你姐丈叫什么名字？”
“他叫陈顺发，广东人，在造船厂当匠师，杨提调把他聘请来的，我于是也跟着姐丈到了机器局。”
“你父亲同意吗？”曾国藩的背离开藤椅，身子向前倾了几寸。
“家父开始也不同意，说我刚中的秀才，要在家操习制艺，好考举人进士，继承家业。姐丈从小在香港长大，对世界局势看得清楚，便来劝家父，说洋务是当今的新事业，最有前途，造炮制船是中国的必需，既为国家作贡献，自己又学到真本领，一辈子不愁没饭吃。家母思想最开通，她也劝家父不要把中进士点翰林看得高于一切。还对家父说，你也是进士出身，至今不过一知府，若丢掉乌纱帽，什么事都干不了。仲芳学造枪炮轮船，今后为国家立了大功，说不定皇上会赏他一个大官。家父见姐丈在广东备受抚藩臬的器重，年薪比他高得多，又见我对举业不感兴趣，一心想干洋务，于是也同意了。我家兄弟多，继承父业的人有的是。今日中国不缺官，当官的人多得很，我真不愿意去凑热闹。”聂缉椝说到这里笑了一下，露出两排雪白整齐的牙齿来，满脸稚气可掬，心地单纯可爱。
曾国藩很喜欢，夸道：“你的选择是对的，中国不缺翰林，也不缺官员，中国缺的是造炮制船的人才。好好干，前途光明得很！”
聂缉椝受宠若惊，喜得脸孔红通通的，灿若朝霞。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曾国藩心里默默地念着，他已从心里喜欢眼前这个少年了。他一向认为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先不论其才具如何，单就这份见识来说，此人将来便有办大事的可能。
“仲芳，傅兰雅先生说你有经营管理之才，你对机器局的经营管理有些什么看法，跟老伯我说说吧！”曾国藩慈爱地望着聂缉椝，似对他寄予极大的希望。
“老伯亲手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是中国最大的船炮制造之地，它的地位和影响远远不是上海炸弹局、苏州机器局、金陵机器局以及其他机器局所能比拟的。江南总局这些年来在老伯、李中堂以及容会办、杨提调等人的领导下，取得了令人瞠目的成就，填补了中国船炮制造的空白。它的丰功伟绩，永远彪炳史册。”
聂缉椝滔滔不绝的恭维话，使曾国藩很满意。“擅长言辞，头脑敏捷。”他在心里这样估评着。
“江南总局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但诸多原因限制了它不能长足发展，其中最大的问题在经营管理方面。老伯，不是侄儿危言耸听，这方面若无得力的改进措施，江南总局将不会越来越兴旺，不久的一天，就有可能挡不住朝野内外的风言风语而停办。”
曾国藩的眉头微微一皱。这一瞬间，他想起了到赵家祠堂指出檄文瑕漏的王闿运，想起了寄居弘毅寺献攻安庆之策的赵烈文，想起了上整饬江南八策的薛福成。初生牛犊不怕虎，这种朝气锐气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不幸的是，古往今来，许许多多富有天才的少年，他们卓越的见识，常常被居高位掌大权的老资格们，轻易地以“狂妄”“浅薄”而加以否定，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导致数不清的天才埋没、卓识冷落的人才悲剧。曾国藩经常以此自诫。他深知天下之大，事变至殷，绝非一手一足所能维持，必须举天下之才会于一，乃可平天下兴国家的道理，因而把发现人才、奖掖人才、培育人才、重用人才作为自己的份内任务。曾国藩于是以更加和悦的颜色对聂缉椝说：“江南总局有不少弊端，我也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你能有心观察到，又能坦率地指出，这便是对总局的一大贡献，我自会很重视。你不要有任何顾虑，什么话都可以敞开说出来。”
得到鼓励的聂缉椝勇气更足了：“江南总局完全靠朝廷拨款，不能独立经营。这几年来，江海关拨出了洋税以及筹拨一百九十八万两银子，而各省送来总局轮船、枪炮修造费仅只两万一千两，总局生产出来的所有军火船只，都直接调军营炮台，没有收回一文钱。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在傅兰雅先生他们看来，这完全不是办厂的路子。”
曾国藩也觉新奇，朝廷出钱办工厂，造出的枪炮调往朝廷管的军营炮台，当然不能再收他们的钱，这不是明摆着的道理吗，为什么不是办厂的路子呢？他问聂缉椝：“你讲讲不对之处在哪里？”
“傅兰雅先生他们常说，西方人办工厂，要靠工厂以自己的力量来支持来发展，这样，办工厂的人才有兴致。也就是说，造出的枪炮子弹、轮船机器，都应该按价出售，工厂扣除成本后要有所盈利。江南总局是靠海关税提成，税收多，提成多，税收少，提成少，造出的东西，不管好坏优劣，亦不在乎多少，都可交代。如此，接踵而来的是另外两大弊病：一是质量差，数量少，式样陈旧；二是浪费严重。”
聂缉椝讲的办厂的路子，曾国藩认为不能改变，像洋人那样要各军营炮台用银子来买军火，目前在中国根本不可实行，但质量差数量少和浪费严重两大毛病，却是必须纠正的。不过，在此之先，曾国藩绝没有想到，这种现象竟然来源于所谓的办厂的路子不对。
“以枪支为例，科尔和傅兰雅说，江南总局拥有工役一千余人，造枪的人数有三成，设备也较齐全，经费不愁，西方这样的军火厂，每天可造二十支，而我们每天只能造三支。三支中必有一支调到军营后，只能吓吓老百姓，不能开火射击。现在西方各国都在大造后膛枪，我们仍在造老式的前膛枪，上月开始试造林明敦式后膛枪，而这种枪英、美等国已废弃不用，他们在造毛瑟枪、必利枪和黎竞枪。至于说到江南总局的浪费，那更是惊人。容会办、杨提调很心疼，但无力扭转过来。我们造一支枪，需要工料成本十七两四钱银子，而从英、美军火厂直接定购一支同样的枪，只要十两银子就够了。威靖号用去十二万两银子，据傅兰雅先生翻译的外国报纸来看，造这样大小的木板船，英国只需要十万两，美国只要九万两就行了。所以我担心，有朝一日会有人提议，停办江南总局，干脆向洋人去买军火兵舰算了。”
这些天来，曾国藩的头脑被徐图自强的美妙远景弄得热烘烘的，经聂缉椝这股冷风一吹，清醒了不少。他郑重地说：“仲芳，你提出的这两大弊病确实是大问题，若不设法解决，真的会有停办的一天。不过，江南总局决不能停办，它是中国自强的希望所在。我们不能靠买洋人的军火轮船过日子，一旦他们翻脸不卖怎么办？他们要挟勒索怎么办？何况，我们就只能永远不如别人，永远造不出比别人更好的枪炮兵船、炸药子弹吗？仲芳，你平时与傅兰雅先生他们谈过如何克服的办法吗？”
“他们说，若办厂的根本路子不改变，这两大弊病就不能指望克服。”聂缉椝低声说。
曾国藩的脸色陡然阴沉下来。办厂的根本路子，绝不是他曾国藩能够改变的，如此说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就只能坐待它的停办关闭吗？中国徐图自强的道路就走不通吗？
“老伯不必忧虑，事情是人办的，解决的办法总可以想得出来。”聂缉椝心中并无任何主意，他只是凭着一种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心理迸出这样两句话。
然而，就是这样两句普普通通的话，使曾国藩大为感叹起来。他再一次意识到自己老了，不行了，顾虑多，忧愁多，当年那种不顾一切拼命向前的勇气少了，胆量也小了，而办大事正是需要聂缉椝这样不畏艰难的后生辈，中兴、自强靠的是他们！想到这里，曾国藩将眼前这位年轻有为的故人之子，上上下下地仔细打量了一番，猛然间，一个念头在心中泛起。他慈爱地问：“仲芳，你父母给你定了亲吗？”
“没有。”聂缉椝略带羞容地摇了摇头。
“哦！”曾国藩兴奋地站起来，快活地在客厅里踱了几步，欲言又止。
聂缉椝莫名其妙地望着这位以威严凝重著称的老伯，不明白自己没有定亲这件小事，何以给他带来如此喜悦！这时，容闳推门进来了。
一个划时代的建议
“纯甫，你来得正好。”曾国藩招呼容闳，“仲芳跟我谈了半天，关于机器局的管理方面，他有些很好的看法。我走之后，你们两人还可以再谈谈，然后和国栋、雪村、若汀他们一起商量商量，也听听科尔、史蒂文森、傅兰雅等人的意见。下个月，你到江宁来一趟，把商量的结果告诉我。”
“机器局管理方面的问题，仲芳跟我谈过多次，有些问题正在想办法解决，但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无能为力。”容闳摊开双手，显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态，“我今天一早到瑞生洋行去了。”
“瑞生洋行是哪个国家开的？”曾国藩问。
“德国商人办的。”容闳答，“我告诉他们，明年的煤炭、木材不要他们代买了。”
“你们煤炭、木材也由外国买来？”曾国藩不悦地说，“进口钢铁、铜、铅说得过去，中国的煤炭、木材还少吗？为何要买洋人的？”
“以前都用自己的，这是在马制台手里改的。他说，我们要求洋人卖机器卖钢铁，洋人要我们搭买煤炭、木材也不过分，做生意嘛，总要让别人有些赚头。秦道台满口答应，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几年因洋煤洋木这两宗，就多支付了二十五万两银子。拿这笔钱造船的话，可以造出两艘威靖号。我想从明年起不再买了，不料瑞生洋行说，秦道台早已签了合同，明年照旧，不能更改了。”
“秦道台当然帮德国商人说话。”聂缉椝插话，“据说洋人赚一万两银子，要分两千两给他。他这几年利用江南局总办的职权赚饱了。银子究竟得了多少，我们弄不清楚，光西洋自鸣钟，瑞生洋行就送给他七八座，客厅里摆满了洋货。”
“也有人说，以前马制台硬要我们买瑞生洋行的煤炭、木材，也是因为瑞生给了他的好处。”容闳说。
“纯甫，你去告诉瑞生洋行，就说我讲的，秦世泰签的合同不算数，我是江南局的督办，以后与洋人的大宗买卖要由我签字才行。”曾国藩气愤地说。
“大人，这不合适。”容闳说，“以往都是由秦道台出面签的，他签字就算定了。洋人最讲合同，我们现在提出废除，他会叫我们赔偿损失，那我们会更吃亏。”
曾国藩听了作不得声，心里骂道：“好个以权谋私的秦世泰，非要撤他的职不可！”
“容会办，瑞生洋行的事，话又得说回来。”聂缉椝说，“不买他的煤炭和木料，他就不会卖钢铁，转而只得向英、美洋行去买。英、美的钢铁贵，质量还不如德国的好，两相抵消也省不了多少钱，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开矿，要办炼钢厂，不过，这事怕也要在七八年之后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曾国藩心想，“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自己太落后了，家底太薄了，眼下只有吃些亏，忍辱负重，十年二十年后就好办了。”
想到这一层，曾国藩略觉宽慰。他对容闳说：“瑞生洋行的买卖，我们再仔细权衡一下，我现在要跟你提另一件事。”
“什么事？请大人指教。”容闳说。
“你要利用机器局的有利条件办一个学校。”曾国藩严肃地说，“世上一切事都是人做出来的，有人才，才会有事业。国家要中兴，要自强，就要开局办厂，造机器，造军火，造轮船，而这些都要人来做，要靠有血性有本事的人来做。人才不是天生的，靠的是教育培养。机器局有这么多好匠师，又有翻译馆，译了许多外国书报，具备了办学校的良好条件。你这个当会办的要把这事摆在第一位，选拔一些聪明好学的年轻人，聘请傅兰雅教洋文，科尔、史蒂文森以及仲芳的姐丈等中国匠师教技术，雪村、壬叔、若汀教数学、化学，再要惠甫、叔耘讲操守，讲礼义廉耻，经过十年八年的教育，机器局就会有一大批品学兼优的专家，机器局岂有不兴旺的道理！”
“老伯的指教太好了，学校开办起来，我第一个报名。”聂缉椝喜形于色。
“你既当学生，又当先生，有些课也可以由你讲。”曾国藩笑着说。
“学校一定办。抓紧时间筹备，还要建几间房子作校舍，力争明年下半年办起来，到时第一堂课请老中堂讲。”容闳坚定地表态。
“行！”曾国藩兴奋地说，“我的第一堂课就讲卧薪尝胆，徐图自强。”
“大人，还有一件事，卑职心里想了很久，因为兹事体大，一直不敢轻易提出。”容闳神色庄重，看来是要谈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
“你说吧，我替你谋划谋划。”曾国藩鼓励他。
“刚才老中堂提的开办学校，培养人才，的确是大清王朝中兴自强的百年大计。这是一个方面，即在国内造就人才。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派人去国外，向洋人学习。”
“纯甫，你这个想法很好，很有价值。”曾国藩的左目射出多年来少见的灼灼神采，“很久前，我便有这个想法，只是这些年来先是忙于打长毛、打捻子，后来又是办教案，办马案，就没有再提这件事了。”
“是的。卑职记得十年前在安庆初次谒见老中堂时，您就说过这个话，卑职一直记在心里。只是看到老中堂实在是忙得分不过身来，且又再未提起这事，恐怕老中堂又有别的想法，所以这些年不敢提。”
“你估计我会有些什么别的想法呢？”曾国藩笑着问，他对容闳这句话很有兴趣。
“因为我自己有顾虑，也就怕老中堂有顾虑。”容闳坦率地说，“历史上只有四夷遣使来华寻师请教，不见中国派人出去求学问道。如果提出派人出国拜洋人为师，很可能便会有人以华夷有别、尊华攘夷等大道理来斥责，结果事情没办成，反倒招来恶名。卑职想老中堂后来之所以没有再提，是不是也出自于这个顾虑。”
“你这个想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曾国藩严肃地说，“同治六年，恭王奏请在同文馆里增设天文算学馆，聘请洋人执教，倭艮峰就坚决反对，责问恭王何必师事夷人。后来又有人因天旱上奏撤同文馆，以弭天变而顺人心。请洋人当教师都不同意，何况派人出国留学！顾虑有人反对，自然是一个原因，但也不是主要的，还有别的一些原因。”
曾国藩说着，端起茶碗轻轻地抿了一口，又说：“其实，我看那些人都是枉读了圣人书。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又说‘入太庙每事问’。圣人虚心求教，原不以对方的身份地位为转移。洋人也是人，他有长处，我们就要学习；学到手后再超过他，制服他。魏默深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话说得很深刻，我在咸丰十年就对皇上说过要师夷智以造炮制船。”
“既然老中堂没有这个顾虑，卑职想派人出国，现在是时候了。派人出去，最好是派幼童。”
“派幼童？”曾国藩放下手中的茶碗，前倾着身子问，“你讲讲，为什么要派幼童？”
“卑职这个想法，是从我自己的切身经历体会出来的。”容闳说，黝黑的脸庞上光彩照人，“派幼童出国，卑职以为有这样几点好处。第一，人在小时最易学语言。我的英文流利，就得力于我七八岁时就跟着英国人学话，我到江宁也有六七年了，却一句本地话都未学会。第二，在外国学习，与在国内学习大不相同。国内学的总是第二手的知识，在国外则可以系统地接受他们一整套关于天文历算理化方面的教育，潜移默化，就能得其学问之精髓。第三，这批幼童在国外日久，眼界大开，并有可能接触到他们造炮制船的各种现场，能看到他们所造出的最先进的船炮。那样，我们就有可能迎头赶上，而不至于年复一年地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第四，我对科尔、史蒂文森，甚至对傅兰雅先生都始终抱有戒备心。我怀疑他们不会把最优秀的技术、最先进的器械介绍给我们。好比说，现在西方都在大量造黎竞新枪和必利新枪，而他们一直封锁，瑞生洋行也不帮我们买。这个消息还是过去的友人来函告诉我的。老中堂，古人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洋人，尤其是对机器局的洋人固然要友好，但也不能完全依赖，尽管他们个人也可能想实心实意帮助我们发展军火造船业，但他们的政府很可能在背地里限制他们，害怕我们强盛。我们强盛得和他们一样了，他们就赚不到我们的钱了。好比说，我们的矿产开发了，我们的钢厂炼钢了，瑞生洋行同机器局的大批生意就做不成了。我们的铁甲舰队建成了，我们的大炮威力比法国强了，罗淑亚就不可能威胁我们了，津案就完全可以听任老中堂办理了。”
容闳这段出自肺腑的话说到了曾国藩的心坎里，也刺中了他心灵深处的最大隐痛。他抚摸胡须的右手微微颤抖起来，嗓音也变得嘶哑：“纯甫，不要再说下去了，这些我比你更清楚。派幼童出国之事，我会奏请，不过具体办起来又有不少困难。第一个便是这人员如何选派。你要知道，现在真正的书香之家都巴望子弟走科举正途，有几个愿去异域跟洋人读书的？”
容闳沉思良久，说：“老中堂说得很对，目前风气未开，要在内地，尤其是在京师官宦人家中寻觅合适人选，还是一件难事。不过在广东，又特别是卑职的家乡一带则可以找得出。好比仲芳出身官宦之家，因为父亲长期在广东为官，他才能到机器局来。这就是风气的影响。待老中堂奏请朝廷同意后，卑职将回广东去亲自考试选拔。”
“纯甫，派幼童出洋留学，学成后回来报效国家，这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建议，我将会尽全力支持，使它付诸实现。你看挑选多大年岁的幼童为宜？”
“八九岁左右。”
“小了。”曾国藩说，“年纪太小，没有自制能力，成天想父母想家，管理人员很麻烦。这尚是其次。关键是年纪过小，在外国住上十年八年后，就会数典忘祖，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没有对君父的深厚感情，怎么谈得上今后的回国报效？”
“老伯顾虑的是。”聂缉椝插话。
“我看十四岁到十七岁之间的孩子最合适。”曾国藩拈须思考着，“到了这种年岁，既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又把华夏学问精华基本掌握了，是一个定了型的中国人，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在异域待多久，他都不会忘记自己是大清臣民……”
正说得兴起，曾国藩忽觉一阵眩晕，接着便是张口结舌，不能完整地说出一句话来，再下去便是什么都不知道了。慌得容闳、聂缉椝忙将他抬到床上，又派急足去请德国医师。
德国医师给曾国藩打针吃药，一连忙了三天，才慢慢清醒过来。曾国藩记得，这种突然发作的眩晕病，已经是第二次出现了，而这次又超过前次。他心里很忧郁。十四年前，他的父亲就是死于此病。第二次发病时倒在禾坪里，抬回家后昏迷一天便过世了，也没有给后人留下一句话。
曾国藩不能这样。他深知自己肩负的担子沉重，以及一身对世人的影响，许多事情需要他在生时交代清楚。他心里有不少话，大至对国家兴亡的看法，小到对往年在某人面前一次失礼的追悔，他都想跟自己的心腹僚属、得意门生，以及三个弟弟两个儿子作一番细细的详谈。六十年的人生岁月，三十年的宦海生涯，二十年的惊涛骇浪，将他锻炼得对人世的一切洞若观火，对天地沧桑了然在心，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进入了昔贤先哲所达到的超人境界。但可惜，在世之日却不久了！他有一种油尽灯干的感觉，他为此很悲哀，于是匆匆结束对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视察，乘测海号回到江宁，搬进刚刚复建完毕的两江总督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