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对量子基金来说是个不错的年份，基金增长了39%。到了1996年，良好的业绩却没有延续下去，上半年，基金只增长了5.7%，到了1996年末，只比上半年的增长多了1.5%。尽管如此，索罗斯仍然骄傲地夸耀说，人们普遍认为，在投资基金中，拥有27年历史的量子基金保持了最出色的投资记录。
1996年，索罗斯决定将自己一半的收入（3.5亿美元）捐献给他的慈善事业。
1996年，乔治·索罗斯已经65岁了。他依然没有放慢自己的脚步，无论是他的投资还是他的慈善，而且他根本没有想过要放慢脚步。20世纪90年代的10年中，只要他的健康状况良好，他都和早年一样地努力工作。
索罗斯的好友拜伦·韦恩在2008年春总结了索罗斯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在他看来，索罗斯的工作总是沿着一个向上的轨道前进。“当我在20世纪60年代见到他时，他只是华尔街的一个分析师。但到了60年代末，他创立了自己的基金，20世纪70年代，他渴望成功，并且做到了。”
韦恩回忆说，到了20世纪80年代，索罗斯逐渐名声显赫。“他创立了开放社会研究所，他仍然在创造辉煌，但现在是作为兼职的慈善家在努力打拼。20世纪80年代，他业绩十分辉煌。”
向投资界展示他具有吸引公众注意的特别能力的关键点是，他在1992年狙击英镑中获得的暴利。韦恩补充说：“在赢了那场巨大的赌博之后，索罗斯成为金融界和慈善界的重要人物，他开始考虑成为影响世界事务的人物，他开始拓展自己的开放社会研究所。”
他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开放社会研究所。他的确没有指望自己退出之后，这些研究所还能继续运作下去。在他的心中，唯有他有能力维持这些研究所需要的资金支持。但到了21世纪初，索罗斯改变了他的想法，他开始考虑如何能够让自己的儿子管理生意，如何使得开放社会研究所不会僵化，可以及时调整以适应新的变化。
1988—2000年的12年间，索罗斯一直在思考，自己退出之后，曾并肩作战的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将会接管基金。但报纸上的报道暗示，德鲁肯米勒已经厌倦了索罗斯给基金、给自己以及给他本人带来的种种宣传。2000年，德鲁肯米勒离开索罗斯基金，索罗斯自己在基金中的作用也在减小。此时的他开始认真地考虑，自己去世之后，索罗斯帝国会发生什么事情。索罗斯让很多人来经营业务，作为挑选接班人的实验。
威廉·斯塔克（williamstack）曾是德盛环球投资公司（dresdnerrcmglobalinvestors）的首席投资官，他在索罗斯基金只待了一年。索罗斯在2002年初宣布，马克·施瓦茨（markschwartz）将接替威廉·斯塔克。马克·施瓦茨曾是高盛亚洲区的前任主席。索罗斯计划在施瓦茨之后将业务交给其他人，但是他的两个儿子表示，他们想要参与到业务中。
2004年10月，施瓦茨接班刚两年，索罗斯就宣布，让自己的两个儿子罗伯特和乔纳森在基金管理业务中担任高级职位。看起来，索罗斯做出这一改变可能是想表示，他想要实施接班人计划了。
索罗斯基金的投资者收到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到当时41岁的罗伯特·索罗斯将成为首席投资官，而34岁的乔纳森·索罗斯将和他的兄长一同担任索罗斯基金公司的副主席。那时，索罗斯基金管理着128亿美元的资产。
为了稳定基金，索罗斯必须考虑，有一天他可能要回来经营业务。“他变了。”拜伦·韦恩说：“他从赚大钱，扩大基础转变到保留基础，保留基金的购买力。他想要做的是价值100亿美元的业务。索罗斯想每年大约捐出基金资产价值的5%，那差不多是4.5亿美元。他过去捐3亿~5亿美元，现在他每年捐出6亿美元，我觉得没有人比他捐得多了。”
投资成为乔治·索罗斯生活中越来越不重要的一部分，他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了推动慈善事业上。20世纪90年代，索罗斯每年捐出一半的年收入。
20世纪90年代，索罗斯对世界事务十分着迷，德鲁肯米勒似乎将基金打理得井井有条。用拜伦·韦恩的话说，因为有德鲁肯米勒作为候选人，可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或者此后的某个时候接管基金，所以索罗斯想象自己可以成为“全职的伯纳德·巴鲁克，我认为索罗斯不想成为国务卿，他想做国务卿的顾问”。
“他觉得自己还没达到目标。他有机会影响克林顿政府，但没有机会影响布什政府。他写的每一篇专栏文章，人们都会读。他对那些重要舆论制造者的影响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2008年秋天，78岁的索罗斯依旧在寻找能发挥更大影响的途径。
1996年2月，一场风暴正酣，美国最有才能的哲学家、政治科学家聚集在乔治·索罗斯在韦斯特切斯特郡的乡村寓所中。风暴带来的大风极为强劲，连窗户都剧烈地摇动起来。
这样的周末有很多，被称为“索罗斯的隐退”，目的是帮助索罗斯考虑，如何捐出更多的财富。1994年，索罗斯向自己的慈善事业捐赠了3亿美元，他想捐出更多。
索罗斯举起酒杯向客人们敬酒。索罗斯给他们提出了一项挑战：如果他将自己的慈善事业扩展到美国的话，他们会建议把焦点放在哪里？
在花费几十亿美元帮助世界其他地方之后，索罗斯现在非常担忧，美国自己的社会开放性正受到侵蚀。
看到美国没有抓住柏林墙倒塌和前苏联解体的机会，索罗斯感到很失望。索罗斯觉得，美国应该花大量资金来支持东欧和前苏联的民主力量。美国对南斯拉夫的种族屠杀的后知后觉又让索罗斯感到很愤怒。1993年，索罗斯人道主义基金会通过联合国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提供了50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1994年，保守的共和党在国会选举中的胜利也让索罗斯恼怒不已，因为他觉得，通过排斥民主党人，美国人放弃了对贫穷的公民和移民的义务。结果，索罗斯越来越为美国担忧。他开始更多地关注美国，因为他感觉人们在美国享受的开放社会正岌岌可危。
索罗斯计划将自己的慈善努力集中于美国，因为美国的社会明显需要帮助。对于索罗斯来说，美国是创造全球开放社会的最佳场所，因为美国已经明显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
索罗斯也确实将慈善的焦点放在了美国。1996年，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正式设立美国项目，致力于儿童的校外教育、法律公平、生育权和其他问题。
1996年，索罗斯的美国项目承诺3年捐赠1200万美元，用于代数项目（algebraproject）。该项目是发展内城和乡村地区数学教育的。同一年，索罗斯的“犯罪、社区和文化中心”也提供了140万美元给30个项目，帮助囚犯自我改造。
索罗斯认为，开放社会的主要敌人是一个新的、内部的威胁，索罗斯称之为“过度的个人主义”。
自从20世纪50年代起，索罗斯就居住在美国。索罗斯变得富有不仅仅是凭借自己的投资天赋，还因为美国给他提供了赚钱的自由。这一切索罗斯都清楚，他赞赏美国的自由和开放，还有创业精神，这些使美国人在全世界勇往直前。“在这一方面，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有着巨大的区别，”索罗斯在2008年5月的一则采访中说道，“而且，在美国，你还能发现巨大的多样性，内容极其丰富。”
当然，美国也有让索罗斯不喜欢的地方。
“一个开放社会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可能最让我烦恼的就是人们为了成功而崇拜成功，不尊重所谓的内在价值——过去称之为‘公民道德’或者‘对真理的追求’。”
20世纪90年代中期似乎是一个好时机，索罗斯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美国亟待改进的地方。索罗斯不同意对某些社会问题的官方处理策略，他希望根据自己的想法，重新处理。
因此，索罗斯开始在美国扩展他的慈善事业，首先是关注减少非法药物使用和无效的毒品政策带来的危害，改善美国的临终关怀处理方式。
1994年，开放社会研究所在美国项目上的开支为195000美元，捐给林德·史密斯中心（lindesmithcenter）（毒品相关的）和美国的死亡项目。
1998年，研究所总的开支增长到5.747亿美元，其中美国项目占了1.185亿美元。2007年，美国项目支出为7790万美元。
1996年12月以前，索罗斯对通过政治来改变美国表现出的兴趣很小。索罗斯自己没有卷入美国的政治中。他很少为候选人或主要政党捐钱。1996年，索罗斯给出的最大政治捐赠就是捐了10万美元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他也给三位参议员候选人捐了5000美元，给25位国会候选人每人捐了500美元，大部分是民主党人，有少数自由的共和党人。和他的实力相比，这些捐款的数目太小了。
索罗斯帮助美国社会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毒品问题。他强烈地感觉到，美国处理问题的方式削弱了对毒品的打击。
索罗斯认为，宣告滥用毒品违法的弊大于利，阻碍了有效的治疗，把太多人送进监狱。索罗斯提议在美国毒品政策上进行根本的变革，这一想法遭到了华盛顿政客和媒体专栏作家的攻击。但是索罗斯没有被吓到，他期待有一天，美国的毒品控制政策能更好地反映一个开放社会的理想。
自1993年起，索罗斯为倡导改变美国毒品政策的基金会和团体捐赠了1500万美元。由伊桑·纳德尔曼（ethandelman）成立于1994年的林德·史密斯中心，是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研究所的一个项目，旨在支持毒品政策改革的研究。该中心一直运作到2000年。
2000年，研究所为毒品政策花费了560万美元。2000年7月，林德·史密斯中心从研究所分离出去，与毒品政策基金会联合形成药物政策协会网络（drugpolicyalliancenetwork）。
通过研究所的美国项目，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继续支持不同的毒品政策改革，2007年的预算为400万美元。
索罗斯说，和东欧慈善努力相比，他在美国的慈善事业的效果不太明显。“我感觉，在前社会主义国家，我做出的贡献更大，因为我的立场独特。”索罗斯在《慈善纪事报》（chronicleofphilanthropy）1996年9月5日的那一期中说道：“在美国，我的立场并不独特。我只是众多参与者中的一个。在东欧，我们是在开辟道路；在美国，我们是加入群体。”
索罗斯过分谦虚了。他的确是很多努力解决美国社会问题的参与者之一，但是，他捐了这么多钱，吸引了这么多关注，从这点上说，他又是独一无二的。
索罗斯捐了100多万美元给州表决提案，建议加利福尼亚和亚利桑那州实施更为宽松的毒品法律。这些提案希望扩展毒品在医疗上的使用。加利福尼亚州提议的法案是允许任何人种植和使用大麻，亚利桑那州提议的法案是允许医生为病情严重或者晚期病人开一种被禁止的毒品，包括大麻、迷幻剂和海洛因。两个提案都于1996年11月通过。索罗斯被认为是带领这些提案走向成功的人。
索罗斯越多地使用金钱的力量，反对他的声音也越大、越尖锐。保守的政府官员和毒品专家厌恶地大声叫嚷，说大麻在医疗上的使用是一个自大的社会实验，会导致大麻和其他毒品的合法化。但是这些批评都没有让索罗斯放慢脚步。1997年8月，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宣布捐赠110万美元给旧金山潮汐基金会（tidesfoundation），为吸毒者提供清洁的注射器，阻止艾滋病的传播。
2004年，史蒂芬·斯坦纳（stephensteiner）与乔治·索罗斯在毒品使用问题上有了一次接触，这也是唯一的一次。2001年，因为过量使用毒品，斯坦纳失去了年仅19岁的儿子两年以后，斯坦纳获悉索罗斯赞成并资助毒品政策自由化，这位失去亲人的父亲猛烈抨击索罗斯。“我觉得这简直骇人听闻。”斯坦纳告诉我：“我跟索罗斯说，毒品合法化是不可取的，这样不会达到他的目的——减少犯罪。我责怪索罗斯和他的部下，他们不应该说如果毒品合法化，犯罪就会自然消失。”
斯坦纳说，即使能够减少犯罪，我们也已经看到了酒精合法化后带来的伤害。他继续说道：“如果你看一下索罗斯对英镑、对法国内部交易的所作所为，你会认为，人们应该会排斥他，你会觉得永远不会有人去倾听他的想法。但是，这个人拥有太多的金钱。因为他的金钱和媒体的自由，他能够继续留在华尔街。这是一个邪恶的家伙。”
斯坦纳知道，和索罗斯的一些冲突在所难免。2004年10月29日，索罗斯在华盛顿的国家新闻俱乐部（nationalpressclub）发表演讲，斯坦纳去听了。“我决定，我要站出来，公然指责索罗斯，努力引起媒体的注意。”
斯坦纳拿着自己儿子的照片走上了讲台。“我拿着麦克风，开始自我介绍，谴责索罗斯，‘我的名字叫斯蒂芬·斯坦纳。我失去了年仅19岁的儿子。乔治·索罗斯关于毒品自由化的政策是错的。他是一个邪恶的人。’”
“他的保镖对待我有点粗暴。他们将我扔出了演讲厅。他们没有对我提出控告。我被攻击了，我的肩膀脱臼了，所以我会控告他们。我没有向他们吐唾沫（像一些人说的那样），也没有向他们扔馅饼。”媒体完全忽视了斯坦纳的努力。当时，那里有15台电视摄像机，但是没有一家电视台播放这次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