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是如此吗？索罗斯不会说的。他急于打消别人觉得他只是个投机者的想法，继续像个老练的政客：“我非常相信欧洲和欧洲汇率机制，参与者应该关心如何维持这个机制，而不是仅仅想着为自己谋利。”但是，索罗斯感觉自己不再置身事外了。
1993年8月4日，他发表了一篇关于德国马克的公开声明。索罗斯认为，德国中央银行的政策正让德国进一步陷入衰退，因此他抛出马克。“我自己将对马克进行投机，抛出马克，买进美元和日元，”索罗斯在德国电视台上说，“从长远看来，这是对马克应该持有的立场。”他补充说，德国中央银行高利率政策弄巧成拙，必须通过降息来帮助恢复德国经济。
起初，索罗斯似乎是正确的，当他第一次预言的时候，马克兑美元的比价是1.625马克兑1美元，到了7月下旬，比价降到了1.75马克兑1美元。但是到了9月中旬，德国马克对美元明显变得坚挺了，达到了1.61马克兑1美元。
直到这个节骨眼上，很少有人质疑过索罗斯就他的交易做公开声明的权利。精神领袖就是这样做的。但是人们越来越觉得，索罗斯给世界领袖提供建议也许太过了。例如，8月1日，索罗斯出现在英国电视节目中，为西方军事干预巴尔干半岛提供明确的理由。他主张，容忍种族灭绝标志着文明的终结。但是，是谁委任他这么做的呢？1993年8月5日，《每日电讯》在一篇社论中恰如其分地总结了很多人在那年夏天对索罗斯的模棱两可的感觉：“自从索罗斯下了100亿美元的赌注，打赌英镑一定会撤出欧洲汇率机制，他的每句话都被奉为神谕，他在报纸中的每封信和每篇文章都被视为经典。”
“任何人都不应该希望索罗斯先生有病，那些欧洲大陆的政客和中央银行的头目们近来都将欧洲汇率机制的崩溃归咎于索罗斯这样的投机者，但是他们应该克制自己的愤怒，过错完全在他们自己身上。他们错在试图维持无法维持下去的汇率和利率。但是仍然有必要谨慎一些。”
“近来，索罗斯先生越来越夸张地对媒体发表言论，这使人觉得他有点狂妄自大。当我们这周读到索罗斯先生支持空袭，来为萨拉热窝解围时，我们开始觉得他应该休假了。他可能相信，他能轻而易举地决定外汇外交政策。但是即使世界自愿依照索罗斯先生的每句话，也不应该使他愚蠢到对自己所说的话自以为是。”
2天以后，即8月7日，《经济学家》甚至刊登了一篇名为“健谈”的文章：“乔治·索罗斯是不是疯了？报纸和广播日益充斥着这位出生于匈牙利的纽约投资者的重大声明，话题涉及任何事情，从银行业到波斯尼亚。”
“近来，欧洲汇率机制陷入重重困境，索罗斯先生的观点吸引到的注意力，至少和德国中央银行的头脑们一样多。媒体对索罗斯先生感兴趣，这不能说没有道理，毕竟，他是打垮英格兰银行的人。但很多像索罗斯一样有影响力的投资者，都倾向于保持超常的沉默，可为什么索罗斯不那样做呢？”
这家杂志还问到，为什么索罗斯经常公开地指手画脚：“第一个原因肯定是索罗斯先生并不反对人们将他视作这个时代杰出的投资领袖，自己配得上这个荣誉。”
“另一个动机可能是索罗斯不再满足于继续做一个富有的绿色遮光眼罩，而是想影响当代的公共政策。这是令人钦佩的雄心，但是实现这一雄心更好的方式可能是通过他在东欧实施的慈善事业。”
“索罗斯先生明显渴望宣传的最后一个原因，可能是他对量子基金的日常管理没有以前那么关心了。”
那年夏天，《商业周刊》的一位记者有机会问索罗斯为什么他变得如此“健谈”。索罗斯答复道：“我一般不想出现在公众场合，除非我有话要说。如果可能的话，我更喜欢用自己的话来表达。因为我发现了一件确定无疑的事情——如果我接受了一个采访，人们常常会断章取义。虽然引用的都是我自己的话，但本质却被歪曲了，和我的本意不同。”
“我和媒体之间没有爱憎的关系，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我保持很远的距离。如果你现在写了一篇讥讽批评我的文章，发现我的缺陷，或者挑出什么毛病，这不会伤害我。所以，你大可以这么做。”
索罗斯似乎在说，他并不是真的在意媒体，事实并非如此。索罗斯没有一个庞大、老于世故的公关机构，他已经成为了自己最好的发言人。
索罗斯聪明地了解到，如果不接受报纸的采访，而是给编辑发一个传真或者写一封信的话，他更有机会让自己所有的观点被人理解。一次又一次，这种方法行之有效。报社收到索罗斯的传真或信，然后将全部的内容刊登出来。
索罗斯也知道，有时候要对媒体发表评论，有时候要保持沉默。当他采取了大胆的一步，雇用外部公关公司——享有声望的纽约凯克斯特公司（kekst&co.）时，索罗斯决定，凯克斯特公司应该尽可能地少提到他。
对于有些人来说，索罗斯就投资发表公开声明时，他有点聪明过头了。华尔街一位重要的资金经理很明显被索罗斯这样的行为所困扰，他坚持要求匿名。“我不明白所有这些公开声明的原因，特别是当他们在市场上积极交易的时候。”这位经理觉得：“发表这样的声明是不合适的。在索罗斯的情况中，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职业道德问题。”
到了8月底，索罗斯仍然喋喋不休。他再次在媒体上获得成功，这一次他出现在《商业周刊》的封面上，换在过去，他可能将这个成就看作是死亡之吻。可他的一些助手却为此感到极度愤怒。
看看这篇封面故事的开头，就知道多么让人愤怒了。《商业周刊》的记者说，索罗斯将要给这家杂志一个采访机会。索罗斯的资深资产组合经理杰勒德·马诺洛维奇（gerardmanolovici）为此感到不安。
“加里，”他对索罗斯的首席行政官加里·格莱德斯坦说，“我是认真的。你必须阻止这篇报道。”
格莱德斯坦转向记者，抱歉地笑了笑说道：“我们不喜欢宣传，我们希望保持低调。”
一位见多识广的华尔街观察者说道，像索罗斯这样的人物会吸引公众的注意，“这不仅仅是很鲁莽的行为，也会带来很多不幸。华尔街是一种非常俗气的商业场所。”
“在乔治·索罗斯的投资操作中，他的身边都是那些除了挣钱以外什么都不关心的人。他们并不在意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但索罗斯在意。在华尔街，有一个很有事实根据的说法：一旦你变得很瞩目，你就成为了历史；一旦你登上了《商业周刊》的封面，你就得跟它说再见，而索罗斯刚刚上了封面。”
索罗斯从自己的助手那里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压力，其中包括斯坦利·德鲁肯米勒。他们要索罗斯管住自己的嘴巴。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认为，索罗斯的公开声明降低了基金的灵活性。
索罗斯以前的一位同事注意到：“索罗斯或许认为自己是上帝对一般投资者的恩赐，但当他的仓位很大时，他需要大量跟进买入来证实自己。就某种意义而言，索罗斯摇身一变成为了市场。他在货币、固定收入上的投资非常大，以至于基金失去了在市场上的灵活性。”
所以，经过了1993年夏天的“健谈”之后，索罗斯采取了一个新的行动方针。当被记者提问的时候，索罗斯拒绝说自己喜欢或不喜欢什么股票或货币。他似乎感觉到，自己的每句话都被人们密切监控。如果人们能够赋予他权力，那么这个权力也能与他为敌。索罗斯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不再像以前那么健谈了。
索罗斯试图与一些欧洲政客建立良好的关系，但事实上，他很少能够赢得这些人的称赞。他们对索罗斯持续“干涉”欧洲货币感到非常恼火。
1993年9月底，时任欧洲共同体部长理事会的比利时外交部长威利·克雷斯（willyclaes）间接地指责索罗斯试图暗中破坏欧洲统一大业。在法国周刊杂志《观点》（lepoint）的访问中，克雷斯表示：“存在着一种阴谋。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里，存在着一些组织和个人，他们倾向于一个分裂的、扮演次要经济角色的欧洲，而不是一个拥有自己货币和外交政策的强大的欧洲。”
索罗斯的发言人戴维·克隆菲尔德（davidkronfeld）对克雷斯的评论不屑一顾，他表示：“我们不会对这种关于盎格鲁撒克逊阴谋的无稽之谈做出回应。”他再次强调，索罗斯支持一个有效的欧洲货币体制，但是索罗斯确信，当该体制濒临崩溃时，它就不再对欧洲国家起积极的作用了。
总的来说，1993年对量子基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年，它的资产增长了61.5%，1969年投资于量子基金的10000美元，到了1993年升值为2100万美元。而同期投资标准普尔500指数股票的10000美元，如今只增长至12.2万美元，相比之下，后者的增幅简直微不足道。
索罗斯的每一个基金的业绩都十分出色。业绩最突出的是量子新兴增长基金，增幅为109%，其次是量子基金和配额基金，均增长了72%。自1969年起，索罗斯创造了约35%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而同期标准普尔500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0.5%。
索罗斯在1993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最大一笔买入是派拉蒙传播公司（paramountcommunications），第二大和第三大买入的都是计算机网络领域的：新桥网络公司（newbridgenetworks）和dsc通信公司（dsccommunications）。索罗斯最大一笔卖出是迈多克药房连锁店（medcocontainmentservices）的股份，尽管其他大笔卖出都暗示，索罗斯正试图从金融领域中解脱出来；在他的10大卖出中，有5笔是该领域的。
下图显示了索罗斯的几个最大持股，索罗斯大约一半的资产是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