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天，索罗斯出现在英格兰银行，他应邀分享自己对通过货币紧缩政策复苏金融市场的看法。他在1980年购入价值10亿美元的英国债券，这引起了银行家的兴趣。那一次是他最伟大的时刻之一，因为那次投资回报甚丰。
索罗能够进入到全球的金融市场网络，不仅仅得益于他对投资的敏锐直觉。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他开始认真地要在东欧和前苏联建立基金会，作为推动开放社会的方式时，索罗斯就更有理由接触到政治经济领袖，特别是欧洲的政治经济领袖。
一个内阁总理参加索罗斯基金会的会议，抑或索罗斯在出席理事会期间拜访一位政治领导人，这都是很平常的。1993年11月，索罗斯上午和摩尔多瓦的总统见面，晚上与保加利亚的总统见面，接着带领作家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lewis）到他的基金会进行为期两周的访问。索罗斯自夸道：“你看，我和一国首脑共进早餐，而和另一国首脑共进晚餐。”
相对于其他投资者而言，这些会面显然给索罗斯提供了一个优势。当然，和政府官员共进早餐并不能让索罗斯知道，这个国家会在哪一天贬值自己的货币，或者提高利率。金融领导人不会在席间透露这些，即使是对乔治·索罗斯，或者更准确地说，特别是对乔治·索罗斯更不能透露。
但是，近距离接触这些领导人使索罗斯能感觉到别人不知道的事情。要从一次见面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他可能要等上几个月。这个信息可能是位财政部长在3个月前吃饭时即兴发表的一个评论。关键是他将这次的谈话内容储存在自己的记忆库里，以备他用，但是其他人却要从报纸上读到这些信息。
伦敦华宝证券公司（rburgsecurities）的首席国际经济家乔治·马格努斯（georgemagnus）指出：“索罗斯了解世界上的事件和世界进程。他的欧洲背景使得他从同辈人中脱颖而出，给了他不一样的视角来看待世界，特别是德国的统一，以及各种各样的欧洲概念。他具有一种世界观，没有被某国国内事务的复杂性所影响的世界观。他所做的就是构建宏大的画卷，并将其转化为机会。”
这样的世界观给了索罗斯极大的自信。詹姆斯·马克斯（jamesmarquez）是索罗斯在20世纪80年代的合伙人，他回忆说：“他不是一个对自己的成功沾沾自喜的人，他会说，事情本应如此。”
“你能听到他经常说‘显而易见’‘很明显要发生这种事情’，或者‘这件事的原因很简单、直接’。当其他人只能看见树木时，他却能看到整片森林。”
这其中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其他的投资者没有资格进入世界领袖的圈子。即使他们有资格，也很少有人愿意像索罗斯一样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和世界领袖们在一起。其他的投资者更习惯于交易室里的紧张氛围。大多数人会认为和世界领袖周旋是消遣娱乐，甚至是浪费时间。但是索罗斯却不这么想。他明白待在交易室里的必要，但是他还看到了离开办公室的价值，不仅仅是与关键决策者见面，还可以留给自己思考的时间。正如索罗斯所说的：“要成功，你还需要闲暇，需要思考的时间。”
索罗斯的朋友拜伦·韦恩能感觉到索罗斯这种对生活和金融的轻松态度。他说：“索罗斯觉得，他不能依赖别人。有些人将全天的时间用在和经纪人谈话上。索罗斯认为那不是使用时间的正确方式。相反，他更倾向于和少数几个对他的确有益的人谈话，他更喜欢思考、阅读和反省。他寻找有哲学敏感度的人。他不是只对能赚大钱的人感兴趣，没有灵魂的人对他来说没有吸引力。他不觉得他一定要待在办公室才能成功。”
“他曾经对我说了一段很有用的话，他说，‘拜伦，你的问题在于，你每天都去上班，而且你觉得，因为你每天都在上班，所以你就应该做些事情。我不是每天都上班，只有在我觉得有必要的那些天我才会去，而且在这一天，我确实做了些事情。但是你每天去上班，每天做一些事情，这样你不会意识到，什么时候才是特别的一天。’”
在20世纪80—90年代，索罗斯是怎样度过他的一天的呢？
典型的一天是从上午8点或8点半开始的，索罗斯整天忙着开会。但是他的基金经理人可以随时进来，和他讨论仓位问题。索罗斯喜欢一对一的工作方式，和每个基金经理人单独谈话。他对于委员会式的会议很反感。有时，索罗斯听完一个经理人的想法后，可能就会建议让这个经理人打个电话，找一个能够支持相反观点的人。艾伦·拉斐尔从1984—1988年与索罗斯共事，他说：“如果你喜欢什么，索罗斯就想让你和不喜欢那样东西的人谈话，他总想有一些智力上的摩擦。他总是会重新思考仓位。你总是重新思考、思考再思考。情况变了，价格变了，条件变了。作为基金的经理人，你有责任不断地重新思考你的仓位。”
然后会有以下的对话。拉斐尔可能对索罗斯说：“这个仓位已经挺适中的了。”索罗斯说：“你觉得应该抛出一些了吗？”拉斐尔说：“不。”“你想再买入一些吗？”索罗斯来来回回地问问题，仔细审视这些仓位。拉斐尔说：“索罗斯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提出正确问题的能力。然后，他会看着图表说出他关于仓位的想法。”一旦做决定的时机成熟，他会花不超过一刻钟的时间来研究。
拉斐尔这样的经理人有一些灵活性，他不会事事都请示索罗斯，小仓位，比如说500万美元，可以不用索罗斯来决定，自己直接建仓。“但是，跟他讨论真的对你有益，因为他很聪明。”
对于索罗斯来说，投资成功的关键在于他的生存技巧。可能很难将它当成一个实用的技巧，但是对于索罗斯而言，这确实有助于解释他所取得的成就。
索罗斯在《金融炼金术》中指出，操作一个对冲基金能最大程度地测试一个人的生存技巧：“当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使用‘贷杠’能够产生很好的结果，但是事情不如你所料的时候，它可能使你一败涂地。最困难的事情是如何判断风险水平。没有普遍的标准，对每一种情况都要根据它自己的利弊来判断。在最后的分析中，你必须依靠你的生存本能。”
1987年股市崩盘事件可以解释这种生存本能。事后看来，似乎索罗斯过早地平仓了。但是，对于詹姆斯·马克斯来说，这就是典型的索罗斯风格，放弃以便将来东山再起。虽然索罗斯过早退出，蒙受了重大损失，但是索罗斯却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马克斯说：“对于很多人来说，接受这样的结果很困难。但是索罗斯却能做到，因为他坚信他可以东山再起。当然，他做到了。他在1987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想，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索罗斯综合了这些特质，包括智慧、勇气、淡泊和直觉，这些特质最终使他取得了今天的成功。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不能告诉他精确地瞄准位置，不能告诉他何时瞄准，但是通过反身性理论，索罗斯知道应该把枪口对准哪里，反身性理论还提供了追踪潜在机会的方法。然后这些特质发挥作用，给他更高的准确度，引导他寻找到目标。
接着索罗斯会采取行动。他不是以一种冒进的方式采取行动，而是通过测试和调查，试图证明他认为是正确的事情。他会建立一个假说，在该假说的基础上，采取投资行动。然后，等待看这个假说是否能得到验证。如果得到验证，他会进一步建仓，他的自信程度决定了这个仓位的大小。如果这个假说无效，那么他也毫不迟疑，马上撤出投资。他总是在寻找能建立假说的情况。
马克斯回忆说：“乔治过去常说‘先投资再调查’，他的意思就是说，形成一个假说，先投一点资，来测试假说，再靠市场来证明你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本质上，索罗斯钟爱的这个策略可以称为在市场上“找感觉”。索罗斯只是偶尔使用这个策略。当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共事的时候，索罗斯有时会告诉马克斯，他想将这个策略应用于某个他们正在做的交易。
这些时候，通常的情景是这样的：经过多番讨论，两人决定冒险尝试一下。马克斯会设计一个阶段收益，留出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投资。索罗斯会说：“好的，我想购入3亿美元的债券，所以先卖出5000万美元的债券”。
马克斯提醒索罗斯：“你是想‘买’3亿美元的债券。”
“是的。”索罗斯回答道，他接着说，“但是我想先看看市场是如何反应的。我想看看我作为卖家的感觉如何。如果做卖家很容易，我能轻易地抛出这些债券，那么我才想成为买家。如果债券很难卖出，我就不确定我应不应该做个买家了。”
索罗斯的所有理论和策略都不是准确无误的。但是有人相信他的理论和策略都正确。他们看着索罗斯的投资记录，觉得任何能取得这样杰出成绩的人都不可能会犯错。索罗斯被这样的想法逗乐了：“人们觉得我不会犯错，其实是他们被误导了。我和其他人一样也会犯很多的错误。但是我觉得我擅长承认错误。这就是我成功的秘诀。我领悟出的真谛就是人都有可能犯错。”
注释
对冲基金的最经典的两种投资策略是“短置”（shortselling）和“贷杠”（leverage）——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