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段时间，委员会不再向他提供资助。于是，他给委员会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信，告诉他们，虽然这样他也不至于饿死，但是他觉得很受伤，难道这就是一个犹太人对待处于困境中的同胞的方式。
这封信有了答复。索罗斯的信让他如愿以偿，委员会又恢复了他的每周补助，而且，最棒的是，这次的钱直接邮寄给他，而不需要他再费劲地爬上3楼的办公室。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些钱，但是仍然对早些时候受到的无礼待遇耿耿于怀，于是在他腿上的夹板取下之后，他搭便车去了法国南部，回来之后才通知委员会可以不用再寄钱过来了。
犹太人保护委员会对他的态度让他很不满，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仍然对所有的慈善机构心存怨恨。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建立自己的慈善项目之前，他先要克服自己对慈善机构的“相当大的成见”。
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学习帮助索罗斯克服了一些孤独。他仍然很贫穷，但看起来过得比以前开心了。有一年暑假，他在伦敦一个较贫穷的地区找到一份做室内游泳池服务员的工作。因为来游泳的人寥寥无几，所以索罗斯有足够的时间去旁边的公共图书馆阅读。他在图书馆里度过了这个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阅读书籍，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里。后来，他说这段时间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夏天”。他的职业目标尚未确立，但是他很享受畅游在思想的世界里，他喜欢写作。或许他可能成为一位社会哲学家或一名记者，但那时的他，还不太确定。
索罗斯很容易想象到自己继续留在伦敦经济学院，成为大学教授，或许就像卡尔·波普那样的哲学家。如果他能像波普那样把自己的见解呈现给全世界，就像弗洛伊德或爱因斯坦那样，那该多好啊！有时候，他又梦想着自己成为另一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达到这位举世闻名的英国经济学家的高度。这就是乔治·索罗斯努力取得知识成就的开始，知识成就成为他人生和职业生涯中的主题之一。不幸的是，索罗斯的成绩不够好，他的学术抱负似乎要失败了。
1952年末和1953年初，他都在苦苦思索着一堆哲学问题。他对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尤其感兴趣。他甚至提出了自认为非常杰出的发现：“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基本上我们所有的关于世界的看法都有缺陷，抑或是歪曲的，尔后我就专心研究这种歪曲对于塑造事件本身的重要性。”
他开始写一本书，书名叫作《意识的负担》（theburdenofconsciousness）。在这本书中，他阐述了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概念。但因为对自己写的东西并不太满意，他将手稿搁置下来。十几年后，他想重新拾起这本书，当他觉得“我理不出以前写的东西的头绪”时，就又放弃了。
索罗斯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他不太可能成为教授了。索罗斯认为，这次写书的失败使得他决心放弃哲学而转向赚钱。
无论索罗斯多么想从教，他都得谋生，而且是尽快赚钱。他现在已经22岁了，尽管他渴望对人类的知识做出巨大的贡献，但他必须先填饱肚子。经济学的学位对此却没有什么帮助。他做了一切自己所能找到的工作，第一份工作是手提包销售员，地点在英国的海滨度假胜地布莱克浦（blakpool）。
生意十分难做。为了吸引顾客，他必须先让别人相信自己和其他销售员并无二致，但是这对一个带有浓重口音的外国人而言是相当困难的。向店铺批发自己的商品也让他很苦恼，店家可能都不需要这些商品。有一次，他跟一个小店老板做成了一笔生意，可是这家店里杂乱地堆满了没卖掉的商品。索罗斯心想，这人完全不需要我的手提包，然而，他还是压制住自己的这些想法，并且告诫自己不能流露出个人感情。他把商品卖给了这个老板，但是他心里的内疚却久久地拂之不去。
可以说，对于索罗斯这样最终从事投资的人来说，伦敦经济学院是个很好的培训基地。然而，关于金融市场，索罗斯在学校却什么也没学到，只知道金融市场的存在，仅此而已。但在毕业之际，他已经感觉到投资是个赚钱的好领域。为了跨入伦敦投资银行的门槛，他给伦敦所有的投资银行都写了封信，希望他可以转运。当sf银行（singer&friedlander）给他提供了一个见习生的工作时，他欣然接受了。
这家公司的股票操作十分繁忙。索罗斯觉得很有吸引力，于是成为了一名专做黄金和股票套利的交易员，这个职位要做的就是从不同的市场差价中获利。事实上，他的表现并不出色，但他喜欢金融世界，金融市场的交易让他兴奋异常。或许对他来说成为一名社会哲学家或记者可能会更刺激，但是此时的他更需要养活自己。在这里前景很乐观，索罗斯发现这个世界越来越引人入胜了。
索罗斯在伦敦的这段经历一般被认为大部分是失败的，这一点连索罗斯本人也不否认。但是，有一个人却要为他辩护，这个人就是埃德加·阿斯泰尔（edgarastaire），伦敦股票经纪人，在那时他们俩就认识了，后来他又成为了索罗斯在伦敦的合伙人，“他从来没有安定下来。他当时只有二十五六岁。在这个行业中你什么也做不了，年轻人不允许做任何事情。”
不管怎样，1956年，这位年轻的投资银行家相信，是时候继续前进了。于是，他远赴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