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格尔回忆道：“当他听到船要来了的时候，提瓦达会穿上裤子，开始刮胡子，走出来家的时候，刮胡刀还在手里，在去往轮船的路上以及船在行驶的过程中，他还在刮，这一切都是为了能睡到最后一刻。对于一个律师而言，这是不同寻常的。他总是非常非常的狡猾。”狡猾意味着不循规蹈矩，不按规则出牌，寻找捷径。
当回想提瓦达逃避艰苦的劳动时，索罗斯比其他人更能认同父亲的生活方式。乔治·索罗斯后来承认，父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确很少工作。然而，这并不是件坏事。提瓦达能有更多的时间陪在自己身边，索罗斯很喜欢这样。他喜欢和父亲交谈，喜欢从与他的谈话中学到东西。别人觉得提瓦达花钱大手大脚，但索罗斯却不以为意。对于索罗斯来说，父亲钱多钱少都无关紧要。提瓦达不经意间向儿子传递了一个信息，而这个信息伴随他终生：“我所学到的经验之一就是为了钱，而赚钱是没有用的，财富对人来说，有时可能是个负担。”
对于提瓦达这样将物质的生存放在第一位的人来说，有太多的金钱反而可能会有负面的影响，会诱使人们渴望得到过多的财富。而财富太多可能会使人变得脆弱，生存就会变得更困难。提瓦达将自己的这些价值观传给了索罗斯，并且影响了他一生。后来，乔治·索罗斯拥有了人们难以想象的财富，但他却对此毫无兴奋感。
索罗斯潜心投入慈善事业，并且事必躬亲，这充分证明了索罗斯对于赚钱没什么兴趣，但是能亲自深入地去解决世界上的一些困难，这让他感到欣喜万分。
提瓦达给小儿子最好的礼物就是给予他很多关注。提瓦达经常和索罗斯谈话，向他传授一些人生秘诀，索罗斯渐渐理解了这些秘诀，并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除了给儿子自我价值感，提瓦达也帮助孩子建立了自信心。他坚信，索罗斯终究会学会如何克服困境，如何应对混乱的局面，而且索罗斯还懂得了，在很多时候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非常规的办法。
在提瓦达教会小儿子生存艺术的同时，母亲伊丽莎白向他传授了对艺术与文化的品位。绘画、雕刻、音乐和文学都是伊丽莎白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她也试图培养儿子对于艺术和文化的热爱。索罗斯对母亲有着深深的依恋，他喜欢素描和油画，不太喜欢音乐。而他后来对于慈善的兴趣似乎也来源于伊丽莎白对于慈善的兴趣。尽管，他的家人都说匈牙利语，索罗斯最终还是学会了德语、英语和法语。
西摩（yehudittesimo）是索罗斯童年时的伙伴，20世纪30年代她住在布达佩斯。她在20世纪90时年中期回忆起索罗斯时说，他是个非常可爱的小男孩。她在卢帕岛时就认识索罗斯和他的父母。
据她回忆，伊丽莎白活得并不轻松。
提瓦达花钱很随意，大手大脚，对工作漫不经心，这使得家里总是充满了紧张和压力。尽管伊丽莎白尽量克制，但是这种紧张还是时不时地浮现。伊丽莎白很小巧，看起来很文弱，浅色头发，是传统的家庭主妇，她悉心照料着自己的两个儿子，经营着家庭，而这个家不像犹太家庭，更像匈牙利家庭。就像很多居住在匈牙利的中上层阶级的犹太人一样，提瓦达和伊丽莎白都明显地对自己的宗教感到不自在。索罗斯后来对人说：“我生长在一个犹太家庭里，但事实上这个家却是反犹太的。”
索罗斯的眼睛是蓝色的，头发是金色的，这些像他的母亲，不像黑黑的父亲，因而索罗斯看起来不太像犹太人。当别的孩子告诉他“你不像犹太人”时，他会眉开眼笑。没有什么比别人说他长得不像犹太人更能让他高兴的了。
提瓦达很不喜欢犹太教，他甚至想成为一名基督教会成员。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让索罗斯从士兵那里要烟，然后提瓦达会把烟斗交给犹太人的店主。提瓦达这样做完全是让作为异教徒的自己表示出与犹太教的团结一致，对他来说这样会更安全。
尽管乔治·索罗斯想努力地脱颖而出，但在童年时代朋友们的记忆中，他不是一个太突出的孩子。他可能将自己想象成神灵，但是他的朋友并不认为他有什么神的特质，即使是作为一个人而言，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综合所有人的叙述来看，乔治并不是一个天才，但是他很聪明，并且常常能展现出主动性。在他10岁的时候，他编辑了一份叫《卢帕之音》（lupahorshina）的报纸，并亲自撰写了报纸上所有的文章，在夏季里，他将报纸卖给卢帕岛上的居民，得到了一点点回报。内格尔回忆说，索罗斯敢于与长辈对抗，“他认准一个事，就会据理力争。他个性很强硬，很专横，咄咄逼人。”
年轻的索罗斯很擅长运动，特别是游泳、帆船和网球。卢帕岛上有两个网球场，供40个家庭使用。他不喜欢橄榄球，觉得那是一项中上层阶级的运动，不适合他。他对各种各样的游戏有着浓厚的兴趣。其中，有一种叫资本的游戏尤其让他着迷，这是匈牙利版本的大富翁游戏。从7岁开始，他就和其他小伙伴玩这个游戏，毋庸置疑，他玩得最棒。最差的则是乔治·利特文（georgelitwin）。后来，乔治·索罗斯成了金融巨鳄，而利特文则成为了一名历史学家，童年时的伙伴们对此一点也不惊讶。资本游戏中的长盛不衰让索罗斯感到乏味，为了让“游戏”变得更刺激，他引入了新的规则。其中的一条便是增加证券交易，使游戏变得更加复杂。20世纪60年代，已经成为了金融家的索罗斯回到匈牙利，他再次找到内格尔，当被内格尔问到如何谋生时，索罗斯笑着问他：“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玩的资本游戏吗？今天，我还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在布达佩斯，年龄到14岁才能入学。对于贫穷的家庭，早一点送孩子上学是非常困难的。
米克拉斯·霍恩（miklashorn）是布达佩斯的一位经济学教授，他和索罗斯一起上的小学。1940年他们初次见面，当时两人都是10岁。同一年，他们转到了国立学校，这所学校是专为中上层阶级设立的，在接下来的6年里，霍恩一直都是索罗斯的校友。
读小学时，索罗斯热情开朗，这也是为什么他和霍恩不是好朋友的原因。“乔治非常胆大，又爱社交，而我当时很安静。他喜欢和别的男孩打架。事实上，索罗斯学会了拳击，学会了怎样保护自己。”在索罗斯的学校，所有的年级都被划分为两个班级，犹太人在一个班，非犹太人在另一个班。乔治和霍恩当然都在犹太人的班级里。霍恩清楚地记得，当时犹太和非犹太的年轻人发生过很多的摩擦和冲突。虽然，拳头并不是反犹太情绪的产物，但是孩子们都记得大部分打架都发生在犹太人和反犹太人之间。米克拉斯·霍恩说：“你能感觉到争斗的背后存在的反犹太主义，这样的打架其实是带着政治意味的。”
年轻的索罗斯也参与了打架，但是他的校园暴力并不是对反犹太主义的回应。霍恩表示，乔治小心谨慎地让自己不要和任何一边走得太近，他和两边都维持着很好的关系。
尽管成年后的索罗斯喜欢将自己看作知识分子，但是他属于大器晚成型的，他的同学和朋友们都想不起当时他擅长哪一门功课。据米克拉斯·霍恩说：“乔治并不是一个很突出的学生，属于不上不下的那种，但是他能说会道。”
帕尔·泰坦伊（paltetenyi）当时也在这所国立学校上学，跟霍恩一样，他记忆中的索罗斯也仅仅是个普通学生。有件事他至今记忆犹新，那件事发生在1942年春天，当时他和索罗斯都是12岁。
当时，索罗斯和泰坦伊参加了一个童子军集会，在该会上宣布成立世界语协会。有意参加该协会的人需要将名字写在一张纸上，那张纸放在了一个长凳上。索罗斯很喜欢恶作剧，他一把抓起那张纸，让泰坦伊没法签名。“索罗斯非常爱挖苦人。我怕他会取笑我，我想报复他，所以我们俩就打起来了。”他们俩在长凳下面扭打起来，但是很快他们就尴尬地发现，老师正站在他们的身后，怒视着他们。因为打架，每个人都得到一次书面警告。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9月爆发了，当时的乔治年仅9岁。他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多少。因为当时纳粹对匈牙利还没有构成威胁。布达佩斯的居民生活依旧。在前苏联军队入侵芬兰后不久，乔治从当地的一家报纸上看到援助芬兰的呼吁。乔治冲到那家报社的办公室，要响应这一呼吁。这让报社的编辑们印象深刻，一个9岁的孩子想为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们提供援助，这实在是不同寻常。为此，编辑们写了一则报道，讲述小小的索罗斯造访报社办公室的故事。
随着战争愈演愈烈，德国入侵匈牙利的威胁也越来越大。乔治·索罗斯和其他在匈牙利的犹太人被迫卷入这场战争。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战争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