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曲终
当中国大陆欢庆解放，鼓乐高奏，礼炮声声，万众欢颜之际，陈果夫与陈立夫及他们的父亲、家人在台湾孤岛的台中市，在唉声叹气中迎来了新的一年。
1950年的台湾，处于一种极度混乱之中。
经济上，台湾全岛面积只有36000多平方公里，山脉占去三分之二，可耕地不及三分之一，人口600万。在一般情况下，人民生活尚能过得去，现在一下子涌来200多万军民，人口压力大增，这就使经济状况本来不太好的台湾陷于生产失调，通货膨胀中。
政治上，国民党大陆政权完蛋，败走孤岛后，各派系互相埋怨，互相争斗，矛盾更加激烈。李宗仁远走美国，蒋介石复出未久，各行政部门残缺不全，一盘散沙，物换星移，人事全非。
军事上，国民党军队虽还剩下60万，但都是败兵残卒，乌合之众，虚张声势有余，正式临战不足，官兵成分五花八门，而且惊魂未定，充满恐惧心理。总之，整个台湾岛处于惶惶不可终日之中。
陈立夫到台湾后，还想整理一下旧部，再张昔日雄威，但cc派有的留在大陆，有的逃亡海外，来台的一些cc派人物，有的忙于找房子安排家属，有的不想重操旧业，还有的刚从大陆逃来，余惊尤存，因此一下子很难再成势力。陈立夫面对这倒塌了的cc派乱摊子，不禁发出无可奈何的慨叹，整天在百无聊赖中度日。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正式复职，他将大陆失败的责任一概推给李宗仁，开始着手收拾残局，苦心经营台湾孤岛。蒋介石认为，台湾目前局势不稳，以前大陆的一套人事显然不适用了，要稳定人心，必须调整人事，因此，他大幅度更换了各级行政人选。其中包括：提拔陈诚担任行政院长，以取代阎锡山；派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提拔年轻的周至柔任国军总参谋长兼空军总司令，非黄埔出身的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仍由桂永清担任，蒋经国为国防部政治部主任。
对于特务工作，蒋介石依然十分重视。还在1949年7月，蒋介石就在高雄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召集人为唐纵，主委周至柔，成员有蒋经国、郑介民、毛人凤等。其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到了1950年，“政治行动委员会”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并规定“举凡一切党政特务机构，均归其管辖指挥”。实际上，这个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取代了原中统，军统的一切业务。
在蒋介石关于人事变动的所有新任命中，都没有二陈兄弟的份，此时，陈果夫正在重病中，不可胜任工作，但陈立夫却还年轻，仅只50岁，且身体正好，很可干一阵子，而蒋介石不给予他在调整后的政1982年12月22日，陈立夫颁发金鼎图书奖。权中占一席之地，这说明陈立夫在蒋介石心目中已无任何地位了。过去的cc派分子，一部分见陈立夫倒霉，便纷纷改换门庭，投奔蒋经国的门下，一部分无门可投的便似无娘的孩子，没有着落。而此时，陈诚、蒋经国已统一了原军人势力和团派势力形成绝对优势，cc派锋芒尽揠，锐气尽消，从此一蹶不振。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海南岛和舟山群岛，台湾岛内一片惊慌，蒋介石宣布台湾进入战时状态。6月初，“战时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宣称要“向奢侈者挑战，向腐化者开刀”。台湾岛上再次笼罩恐怖气氛。后来，朝鲜战争爆发，这种气氛才逐渐冲淡。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开始考虑如何整饬政治，以匡系人心，早在1949年的岁末，蒋介石就反省了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及其教训，他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国民党本身的腐败，“党内不能团结一致，同志之间，派系分歧，利害摩擦，违反党纪，败坏党德，以至整个的党形成一片散沙，最后共党乘机一击，遂致全盘瓦解，彻底崩溃”。因此，需要彻底改造国民党。基于这一目的，1950年1月，蒋介石便一手操纵成立了“国民党改造研究小组”，加快了国民党改造的步伐。
蒋经国、陈诚的势力逐步强大后，便开始向一蹶不振的cc系发动总攻击，他们提出必须对大陆失败的责任进行清算。陈诚首先向陈立夫发难，他指使在立法院的青年团委员提出一个议案，要求扩大行政院职权，削减立法院的权限，结果，陈立夫组织反击，在立法院会议上否决了这一提案。陈诚知道后大发脾气，愤怒地说：“他们一定是cc派，现在这个行政院长，除了陈立夫之外，没人能干得了，我不干了！”陈诚知道自己光有军方力量还不行，必须联合蒋经国才能赶走陈立夫，不然，自己没有出头之日。为此，蒋经国、陈诚大造舆论，认为大陆的失败是党的失败，党的失败是cc派的失败，作为cc派的首领，二陈兄弟应对失败负责。在此攻势下，清算二陈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1950年7月12日，在台湾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240人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实施本党改造，清算cc派。在此情况下，陈立夫知道自己大势已去，也表示赞成改造党，他向蒋介石说：“从本党历史看来，每次挫败后，急应把党改造一下，以期重振革命精神。”并主动承担责任，说：“党没办好及一块缺失，最好把责任推给我们两兄弟，将来改造后，我兄弟二人亦不必参加，庶几总裁可以重振旗鼓。”陈立夫一番先入为主的陈言，倒使蒋介石有些为难，下不了抛弃二陈的决心。
但陈立夫手下的人却不懂其中的玄机，企图给蒋以压力，阻止改造党。在一次中央委员谈话会议中，李宗黄等表示：“我们的意思是认为本党之改造，至为必须的，最好是由干部作建议，请总裁决定执行，免得总裁为难，而且亦合乎民主。”蒋介石一听勃然大怒，深恐改造大事一经讨论便节外生枝，愤然斥责道：“你们如果不要我来改造党，你们跟陈立夫去好了？”蒋认为陈立夫嘴上说得好听，暗地指使人反对他改造党。对此，蒋介石也不得不作认真考虑，他与二陈的关系虽然渊源深远，但在日前情况，他深知，要渡过难关，必须倚恃忠心的军队和美国的援助，他不能得罪军方实力派陈诚，也不能为了二陈而失却美国的援助，因为美国人对二陈，特别是对陈立夫十分反感。同时，他要将大权传给儿子蒋经国，而不赶走cc派势力，就不能铲除蒋经国当权的阻力，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权衡，蒋介石决定抛弃二陈。
7月22日，蒋介石在台北主持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通过《本党改造之措施及其程序》，会议决定授权蒋介石遴选15～20人组成中央改造委员会，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均停止行使职权。7月26日，蒋介石发表演说，声称国民党在大陆造成失败，必须自我检讨，说如不彻底改造，将有亡党危机。他提出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负责重组国民党，过去庞大的组织由大改小，撤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改以中央评议会代替。他宣布了酝酿已久的国民党改造方案和新的中央改造委员会，中央评议会委员名单。
新成立的中央改造委员会由陈诚、蒋经国、谷正纲、张其昀、张道藩、胡健中、陈雪屏等16人担任委员，中央评议会聘任吴敬恒、居正、于右任等25人为委员。在16人的改造委员会中，二陈兄弟均未上榜，cc派中仅张道藩列名其中；25人的中央评议会委员中，也仅只病入膏肓的陈果夫一人列名其中，从以上安排中，已经可以闻到人事倾轧的浓浓的火药味了。
国民党这次改造的结果，首当其冲地解除了陈果夫与陈立夫为代表的cc系的“党治”大权。二陈执掌国民党党权长达20多年，权力膨胀造成了绝对的腐化，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又主持国民党中央财委，担任农民银行董事长、中央合作金库董事长，大肆敛财，使国民党集贪污腐化于一身，就连与他们关系一直很好的陈布雷生前对他们也有意见，说：“我过去还相信陈氏兄弟在金钱上总比较清白，不会贪污。今天一看，他们和孔、宋一样，在抢肉骨头。他们也接收，他们也争，他们也办起什么银行和经济事业来了。他们过去骂孔、宋，今天唯恐学不到孔宋。”陈布雷当然看不到，cc派的腐败实质上是国民党的腐败。现在，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了，cc派便成为被攻击的主要目标，代替整个国民党、代替蒋介石负起了大陆失败的整个责任，他们被排斥在权力之外。从此，二陈在国民党中的政治生命结束了，他们所领导的cc派开始成为一个历史上的名词。
陈果夫与陈立夫以反共开始，为巩固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想到蒋介石为开脱自己，竟将在大陆失败的责任全推到他们身上，为了传位给儿子，又将他们一脚踢开，心中不免又气又恼，又怨又恨，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又不好发泄，只得寻找机会，借题发挥。
病中的陈果夫受此打击，病情越益加重，遵医生嘱咐，不可说话，陈果夫痛苦难言，以此为题，作了一首哑巴歌，歌词曰：“哑巴哥，说不出话真痛苦，……听得人家说话，肚里更加不开心，若闻笑骂声，面孔胀得红又青，摩拳擦掌，胆小不敢争。有时候像煞吃过黄连嘴里苦，有时候像煞受了冤屈没处伸。哑巴哥，不能说话苦得很。”这哪里是写自己的病情，分明是受了陈诚、蒋经国的攻击，得不到蒋介石信任时自己委屈、苦痛心情的一种曲折反映，也是对蒋介石的一种无力的抗争。
当然，陈果夫在表面上也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他给自己写了一副对联：“合法、合情、合理，做成大事；轻权、轻利、轻名，修得长生”，以为警戒，似乎他把名利看的十分淡薄，但内心总是觉得不舒服，有时又不免大发牢骚。8月20日，张道藩来访，陈果夫见了老部下，顿觉十分亲切，张道藩虽然名列改造委员会委员，但cc派既然完蛋，他也只是一种摆设，大权实为陈诚、蒋经国在握，二人见面，都有一种惺惺惜惺惺之感。二人谈起台湾政局，又不免议论起陈诚与蒋经国来，陈果夫又是一阵冒火，张道藩即劝他此种情况下以不多说话为佳，陈果夫仍然不能平静下来，他说：“有关国家前途之事，此时不言，实在有点忍不住。”但不管陈果夫发牢骚也好，借机讽喻也好，他们政治上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陈立夫与陈果夫不同，他对蒋家政权，既有不满的言语，更有不满的行动。他还年轻，身体也还可以，他似乎要对自己过去的一切，不管是辉煌的也好、是肮脏的也好，进行冷静的思考和反省，他要躲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他也似乎看穿了自己曾经从事过的，现在又抛弃了自己的“政治”，他觉得台湾这小小的岛屿没有自己的立身之地，多有“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之慨，他要离开台湾，离开“政治”，远走重洋。他向蒋介石表明了自己的打算，他诚恳而坚决地说：“我受总统熏陶25年，但我很惭愧，没什么表现，很感罪戾。我出国了，今后一切政治问题，请勿再找我，我一向对此不感兴趣，……”言语之间，一半是哀怨，一半是愤懑。
陈果夫知道弟弟要离开自己、出走异国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感伤，这一去可不像当年留学美国，几年后还会回来，他知道陈立夫的性格，这一去再不会回来了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支持陈立夫远走高飞，台湾的现实他比谁都清楚，人事倾轧，残酷无情，陈诚、蒋经国已露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因而离开台湾是最好的选择。但他知道自己病情日益沉重，将不久于人世了，这次离别将是兄弟间永久的诀别。8月3日，陈果夫顾不得病痛之苦，爬起床来，支撑着身体，给陈立夫写了一封信，信中虽也冠冕堂皇地要陈立夫离台到国外后，多“考察研究经济恢复与建设事业”，但更多的却是在平淡的语言中所透露出的他与陈立夫之间的手足深情。
陈立夫在一切都准备好后，最后一次在台湾公众场合露面是出席“中国工程师协会”的年会，这个协会是陈立夫所能坚守的最后一“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叶落归根，晚年的陈立夫极其想回到故乡，以慰相思之苦，可他深知，他不可回。浓浓的思乡情也只有在梦中了。在和会员们见面时，一些cc派分子都劝他不要离开台湾，表示愿意继续跟随他奋斗。这种情谊令陈立夫十分感动，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出走是否正确。但也就在此时，蒋介石派人送给他5万美元，说是作为资助费用，这架势，实际上是赶他快点离台。蒋介石这一举动促使陈立夫下定最后决心，尽早离开台湾。
临行前，为了顾及各方面影响，陈立夫还是专程去向蒋介石辞行。蒋介石正好外出没回，宋美龄在家。宋美龄知道陈立夫要走了，装出十分亲热的样子，送给他一本《圣经》，关切地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吧，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没想到几句关心的话，倒激起了陈立夫心中无限的怨气，他指着墙上挂的蒋介石肖像，言语低沉，字字含恨地说：“夫人，那活的上帝（指蒋介石）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耶稣的信任吗？”说得宋美龄一时无话可答，十分尴尬。
1950年8月4日早晨8时，陈立夫偕夫人孙禄卿及一子一女，由台北坐飞机启程。他将先到菲律宾，再由菲律宾飞往法国，转瑞士，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议，开完会后，他将寄居美国，在那里度过他晚年的岁月。这天早晨，到机场送行的有300多人，大多为陈立夫的门生故旧，即cc派同人，也有亲戚朋友，台湾党政要人，这些人中，有的是怀着真心实意的情感来送行，有的是碍于情面，作礼节上的应付，有的则是幸灾乐祸。总之，300多人的送行场面，既壮观，也热闹。但对于陈立夫来说，此时此刻，心中多少滋味，却是难与君说，飞机徐徐升起，他望着那逐渐模糊的人群，逐渐模糊的海岛，突然想到了杜甫的两句诗，“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一种孤独感涌上了心头，他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台湾，更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他的家乡——吴兴。
溘然长逝
1950年8月5日，也就是陈立夫离开台湾的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接替原中央党部职权，挂牌办公。这样，自1926年以来，第一次没有陈氏兄弟参与的国民党中央机构开始运转。此时，留在台湾的陈果夫所有的要职都被拿掉，只保留了3个荣誉性的职务：中央评议委员、交通银行董事、中央银行理事。当然，这些对陈果夫来说，已是无所谓了，因为他已是一步步走近死亡的人了。
最关键的是经济上陷入困境，陈果夫所患的是肺结核与肋膜炎，以及晚年并发的喉结核等，这些病都需要高昂的药费，有些药要到国外去买。过去权高位重，这些问题自然好解决，现在时过境迁，陈果夫开始体验到捉襟见肘的尴尬。刚开始，陈果夫自视清高，不肯仰人鼻息，后来，日子一天天艰难，他才不得不放下架子，给交通银行总经理赵棣华写了一封信，叙述了自己的处境后，提出发给自己兼职董事车马费的要求。赵棣华多年为陈果夫部下，素知他的为人，现在见其亲笔信，知道他实在是困苦不堪，于是亲自将车马费送至府上。同时请台湾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将陈果夫的窘境转告蒋介石。
蒋介石得知陈果夫状况后，似乎有点过意不去，想到当年陈其美对自己的恩情，也想到二陈兄弟对自己的忠心耿耿，同时也为了安慰一下那一些被踢开的老部下的人心，蒋介石当即给陈果夫批了5000银元作为医疗费，另外还批给一笔特别费用，以作紧急之用。1950年10月29日，正逢陈果夫59岁生日，蒋介石带着太子蒋经国亲自前往陈家祝寿，并亲切询问病情及治疗情况。听陈果夫说主要以中医治疗后，蒋介石还劝说“还是西医可靠”，表现出一片关切之情。尽管如此，陈果夫“郁郁苦不展”的心情还是难以抚平。
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再加疾病缠身，他内心极度痛苦，1950年是他最难熬的一年。为了消磨时光，他想写一本回忆录，将他40多年来的经历与主张，如水利、合作、广播、电影、金融、礼俗、医药、卫生、建筑、计划、经济、教育、人事、个人道德、组织、政治制度、世界大同、cc来源、党务、豪门等分门别类写出来。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俾世人嘹我心之所向，与遭谤之由来”、实际上，他是要向蒋介石表白，他是忠于蒋介石，忠心耿耿为蒋介石办事的，希望以此让蒋介石能发恻隐之心，对他陈家另眼相待。
他雄心勃勃，希望在短时期内完成这部大型回忆录，但他的病情却是一天天加重。9月份，吐血一直不能停止，断断续续拖了一个多月。后经台中陆军医院副院长徐佐周、外科主任王估、内科主任张协时等到寓所联合会诊，方才止住，但体质已比前大为虚弱。
一位亦师亦友的伙伴，一位相随一生的恋人。
9月份，张静江在美国纽约病故，消息传来，陈果夫又是一阵感伤，不禁想起当年在上海办交易所时二人亲密相处、大革命时期二人过从甚密的情谊，便勉强支撑起床，写了一篇《纪念静江先生》的短文，交《中央日报》发表。不久，他的故友赵棣华、张简齐、俞松筠等相继谢世，更添几分惆怅，不觉有一种“杜曲晚耆旧，四郊多白杨”的感觉，他感到死神也在慢慢向他逼近。
陈果夫虽然躺在病床上，他还是比较注意大陆及海外各方面的情况。12月，他得知大陆方面召开中医药会议，很是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共党各方对此似比吾人在京时更为重视。”这在当时海峡两岸严重对立的情况下，陈果夫的态度应该说是客观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1950年年底，陈果夫完成了回忆录之一《苏政回忆》，他似乎松了口气，自觉精神状态还好，准备到了第二年，再写其他方面的回忆录。12月31日，陈果夫坐在床上静默沉思，很多往事都涌上心头。每年的最后一天，他总有回顾一年工作的习惯，这一年，他似乎感慨更多。回首往事，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大概的总结，认为他自己在好多方面做到了超凡脱俗，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住繁华都市多年，未尚入妓院、舞场、赌场之类，为无聊之消遣。（二）管钱始终不将钱作为私有，或为金钱所管，反之，愈不爱钱。（三）读书未尚为书本所囿，或自以为知足。（四）管人事不作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五）做官未尚作威、作福、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悻进之图。始终保持平民本色。（六）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七）办党务不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八）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抱乐观与进取之心。
客观地说，陈果夫为自己所作的这个总结，有些还是公允的，如第一条、第三条、第八条，陈果夫基本上是做到了。但其他各条，却是自欺欺人的，不爱钱吗？不植党吗？不作威、不作福吗？不作固位之想，没有倖进之图吗？陈果夫的一生为此作了最好的注解。
1951年1月22日，陈果夫由台中市迁往台北市，住青田街一幢公寓楼。到台北后，延医购药比以前方便多了，这对医病确实有利。但来访客人却比以前增多，这又不利于病人的休息。而且台北是整个台岛的政治中心，陈果夫处于政治失意中，觉得不可像在台中那样说话随便。一天，有位来客开玩笑说：“台中天高”，陈果夫马上接道：“皇帝远！”这一幽默的对答曲折地反映了陈果夫在台中的自由心境及在台北的谨慎处世态度。
6月至7月间，台北天气酷热无比，处于病中的陈果夫觉得十分难受，每天只能起床一个小时，时间稍长一点便不能支持，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病床上，体温总在摄氏38度左右，而且肺部“脓愈多，心脏亦渐弱，自12日起，由吴迪、林茂生商定用pas，一面服，一面由旧创口射入，每针药水原为10cc。但初次仅打2cc，约3刻钟后，咳嗽味苦，可见其已入空洞矣。14日注射4cc，越10余分钟，咳嗽甚烈，吐出苦水苦痰，有时几乎转不过气。”
8月18日，经医生用x光拍照，证实结核菌已由左肺侵入右肺，并由右肺侵入血管，再由血管侵入脑后，其生命已经处于垂危时期。陈果夫知道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了，一种“日觉死生忙”的感觉悄然升起。但他还关心着台湾的政局，还关心着国民党的前途，他将自己经过长期考虑的对国民党、对政府、对社会、对人生的各种意见集中起来，挣扎着起床，由人搀扶着，写于纸上，名曰“诤谏之文”，派人呈送蒋介石，以表明他对国民党、对蒋介石的一片忠心。
8月25日上午，陈果夫病势急转，体温骤然增高，口中发出呓语，到下午2时后，便进入昏迷状态，体温高达摄氏40.5度，医生匆匆赶到，进行紧急会诊后，便觉再无回天之力，延至4时52分，陈果夫溘然长逝，终年60岁。
陈果夫死了，他是在愁思重重而又强作欢颜的复杂情感中离开人世的。在他60年的岁月中，在他从家乡吴兴出发直到台湾海岛的漫长人生轨迹中，他对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无疑是做了一些好事的，如在辛亥革命中，他积极参加反清斗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抗战时期，他主张抗日，主张国共合作，为时人所称道；在主持苏政时期，他治理淮河、整治民风吏治，多少对人民是有益的。但陈果夫把自己绑在了蒋介石的战车上，顽固地反共反人民，为维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尽心尽力，到头来，不仅不能有所成就，相反为蒋介石所抛弃，成为一个悲剧式的人物，这是陈果夫所不能预料到的。
国民党蒋介石虽然对陈果夫已不再信任，但人已经死了，也得装模作样地表示一下哀悼，以安抚其他在台的cc派人物以及一些国民党的元老。在陈果夫逝世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便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推定委员37人，重要人物有陈诚、蒋经国、何应钦、王世杰、吴国祯、周至柔、张道藩等，由cc派骨干洪兰友任总干事。
8月26日，陈果夫的父亲，81岁高龄的陈其业专程从台中赶至台北护丧。26日、27日蒋介石两次到存放遗体的极乐殡仪馆吊唁，他望着陈果夫的遗体，脸上现出哀痛的神情，几度鞠躬，似乎要陈果夫的在天之灵对他予以原谅。同时，蒋介石还送来了亲笔写有“痛失元良”的挽额，可谓仁至义尽了。其他一些国民党上层人物，即使一些原是陈果夫敌手的人，也跟着蒋介石来称赞陈果夫，说他是“标准党人，是北伐到迁台之前的中心人物”，“在党内确有其组织的天才和领导的高度智慧，非常人所能及”等，总之，一夕之间，陈果夫成了千古完人。
蒋介石回来后，还觉不尽满意，9月15日，他亲自颁布了所谓“褒扬令”，称陈果夫“资性弘毅，志行纯笃，缵承革命家风，效忠三民主义，越四十年如一日。”对他民前加入同盟会、参与武昌起义、讨袁、北伐，抗战等一一历数，对他办黄埔军校、主持淮河水利，匡维礼俗，研考卫生、改革地政、倡导合作等一一称道，认为“卓著勖勤”、“均彰相携相守，年老后的爱情融合进了血浓于水的亲情。懋绩”，特别是刻意表彰他“对于共匪倡乱，尤能烛识机先，悉力防杜，冒险犯难，弗渝初志”。以期借陈果夫之死，在台湾岛内掀起反共声浪。但蒋介石越是这样三番五次地哀悼、吊唁、表彰，越是使人感到他的装模作样和虚伪做作，是一套笼络人心的做法。
此时，远在美国的陈立夫得知乃兄逝世的消息后，悲从中来，但他没得到蒋介石的许可，不敢贸然返台参加葬礼，只能独处异乡、洒泪遥祭。
陈果夫的墓地选在台北市郊观音山西云寺右侧一块山地上，这里环境幽静，景色秀美，是十分理想的地方。但陈果夫倘若地下有知，也并不会中意的，他倒是喜欢他的家乡浙江吴兴，莫干山的娴雅多姿，太湖水的浩瀚无际，这是他始终萦怀于心的。他曾经写过一首名为“故乡”的诗：“我希望我的故乡，山河无恙；我希望我的故乡，人文发扬；我希望我的故乡，腥膻洗尽，从此无人敢侵略；我希望我的故乡，爱我如慈母，不让我飘泊他乡，我爱我的故乡，我永远不愿离开我的故乡。”诗行中，跳跃着他爱故乡的乡心，诗韵里，寄托着他爱故乡的乡情，可现在，他却离开了他的故乡。秀丽的观音山和浩瀚的太湖虽然都是中国的锦绣山河，但茫茫的海峡却将它们隔成两个天地。尽管吴兴已是山河无恙，人文发扬，腥膻洗尽，无人敢侵略，而陈果夫只能抛骨异乡。
1951年11月4日，陈果夫灵柩在观音山墓地举行了安厝典礼，鼓乐声中，一代特务政治的始作俑者就长眠在这里。
客居异国
陈立夫曾于1948年参加过一次世界道德重整年会，那次是由美国参众两院45位议员联名邀请，何等荣耀之至。而今才过两年，陈立夫已是被人抛弃的败军之将，由于当时瑞上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不欢迎陈立夫，使之连入境都成困难，后由世界道德重整会议担保才予签证。两次开会，待遇有如云泥之隔，陈立夫不由感慨万端。因此，会议开完，他便搭乘一艘英国邮轮，前往美国，并决计长住那里。
陈立夫到了美国，说是要息影政治，但真要远离政治又谈何容易，长期以来形成的立场、观念，要改变却并非易事，“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
到美国后，从事什么工作以打发余生呢？陈立夫正在筹划之时，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当地华人中有一份极具影响力的报纸《华美日报》要转让，而且风闻中国共产党急欲将此报买到手。陈立夫一听，心中的反共情结又被勾起，他想，不能让报纸被中共买去，成为其宣传工具，一定要抢购过来，以此为阵地，宣传反共复国，使之成为反共的精神堡垒。
于是，陈立夫匆匆找来了在美国的一些故旧和cc派人物，由曾担任过粮食部长和财政部长的徐堪拿出一万美金，陈立夫、潘公展、项定荣、薛光前、赖琏、董霖、陈庆云等七人凑足一万美金，共2万美金买下了《华美日报》，由徐堪任董事长、陈立夫任副董事长、潘公展任社长、赖琏任主笔，开始了办报的行当。
陈立夫广泛利用过去的关系，罗致一些舆论高手，撰写各类文章。由于潘公展曾担任过《申报》总编辑，赖琏担任过《中央日报》总编辑，有办报的经验，因此，《华美日报》一度办得较有起色。而办报也成为陈立夫到美国后所做的第一项工作。
但报纸的发行量毕竟有限，经济收入也不大，不是养家糊口的长久之计，必须再找另外的工作。最初，有很多人介绍他去大学教书，陈立夫颇有些心动，因为他是学矿冶的，可以教矿冶学，另外，他对哲学和中国文化也有研究，可以教哲学或中国文化，他也很愿意去做教师工作。但就在此时，他女儿陈泽蓉中学毕业，要到纽泽西湖林城一所私立学院学美术，为了照顾女儿生活，陈立夫想到湖林城去。
湖林城冬天十分暖和，是美国著名的避寒胜地，这里有很多颇具规模的大旅社，冬季生意兴隆。同时，湖林城又是美国有名的养鸡中心，大大小小遍布众多的养鸡场。这时，有个叫胡定安的人，过去曾任江苏医学院院长，也在美国谋生，他与陈立夫过去私交很好，便找到陈立夫，提出到纽泽西去办养鸡场，陈立夫没多考虑便一口答应。
陈立夫为什么愿意到新泽西去养鸡呢，据他所说，有三条理由：第一，可以照顾女儿生活；第二，美国蛋价较高，养鸡颇能赚钱；第三，此前投身政治，伺候蒋介石和党内党外不少人，而竟不被谅解，此后不想再伺候人，现在去照料鸡，去找一种与伺候人完全不同的感觉。恐怕第三种理由是最重要的，也是他之所以要去办养鸡场的内心真实写照。
陈立夫约好胡定安，先去新泽西考察了数十家养鸡场，最后选择一家比较便宜的小型养鸡场并买了下来。成交时要47000元美金，可先付2万元，其余分期10年内给付。尽管首期只付2万元，但对陈立夫来说，是一笔大数额，他当时只有4000元家当，而胡定安也只能拿出4000元，陈立夫只好向一些朋友去借，孔祥熙十分噱慨，一下子拿出8000元，另外4000元则由其他朋友凑足。这样，养鸡场终于买了过来，陈立夫也开始从事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职业。
美国养鸡，一般都是机械化，饲料都是用机器定时传送和控制，鸡蛋的挑选、分类、装箱也一般用机器。而陈立夫的鸡场则是简陋的小鸡场，十间鸡舍，每间养500只鸡，总共养了5000只鸡。什么都是人工，好在当时陈立夫50多岁，健康状况还好，一百磅的饲料，他一弯腰就能扛起来，成天在鸡场干得乐呵呵的，甚至过去有的脊背疼宿疾，也经鸡场的劳动而不再复发了。
陈立夫是学工程的，什么都讲按科学办事，实现从党务专家向养鸡专家的转变并非难事。他喜欢钻研，喜欢看书，他很快掌握了一些养鸡的专业技术，如他自己所说：“干哪一行，必须了解一行”。通过学习，他懂得了“买小鸡也是一项大学问，最重要的是能辨别雌雄问题，因为买了雌鸡才会下蛋，如买来公鸡就蚀老本了”；小鸡买回来，“冬天又怕冷，要有保暖设备，待慢慢大起来，并须请专家打针，然后放到室外，且应严防黄鼠狼侵害，因此门窗要紧，日夜加以照料”；鸡下蛋后，对蛋的销售，“也有一定程序，通常是以机器挑选、分类，使蛋能保持一定重量，不使过小者掺杂其中，并加以洗濯，以维护生产品质与信誉，为保持新鲜度，须当天装箱，以供收买者取货”等。为了节省运费，陈立夫买了一辆破旧汽车，鸡蛋装箱后，他自己亲自驾车，将鸡蛋运到附近销售。
在陈立夫的辛苦努力下，鸡场顺利办下来了，半年下来，竟赚了5000元，为了减轻劳动力，加快鸡场发展，陈立夫用所赚之钱买了三部输送饲料的机器，并开掘了一口深水井，逐步改善了养鸡的条件。再加运气好，没有出现鸡瘟等麻烦事，鸡场的利润也提高很快，一片兴旺景象。陈立夫十分开心，精神比以前好多了，开始从“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的苦闷情绪中解脱出来。
但好景不常，几年后，美国东西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使纽泽西养鸡中心的地位受到巨大威胁。因西部地区养鸡是放饲于田野间，鸡蛋质量好而且成本低，高速公路的开通，使之能够非常便捷地运到纽约市场销售，纽泽西失去了近水楼台的优越性，市场份额逐步被抢走。陈立夫隔壁是一个犹太人办的鸡场，他很有眼光，告诉陈立夫说：“高速公路一通，西部鸡蛋源源运来，竞争困难，我们不能养鸡了。”于是，犹太人断然把鸡场卖掉了。与陈立夫合伙的胡定安见势不妙，也抽掉股份走了，剩下陈立夫夫妇留下来惨淡经营。
陈立夫的鸡场每况愈下，每月最少减收3000元，生活也越来越困难，尽管一再节省开支，还是周转不灵，不得已，只得向朋友借贷维持，待辛苦赚得一点微薄利润时，又忙着去还贷，处于负债经营，捉襟见肘的境地。远在台湾的蒋介石知道陈立夫的窘境后，出于旧情，每年总有一两次寄来二三千元，数目虽不多，对陈立夫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这也使得陈立夫在岁月洗刷下逐步抹去怨蒋情绪时，又淡淡生出一丝感激之情。
虽然鸡场经营困难，生活艰难窘迫，但陈立夫十分乐观，白天，他像年轻人一样奔忙于鸡群之中，手不停脚不停地做着重活、苦活；晚上，闲了的时候，陈立夫找来一本《易经》，看得津津有味。这部完成于殷周之际的书，一下子对陈立夫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那晦涩的语句阐述的万物交感、发展变化的观念，似乎与心有灵犀的陈立夫有相通之处，特别是书中所强调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这种物极必反的原则，似乎早就为陈立夫指明了他在国民党中由泰到否的这种必然归宿，他越看越有兴趣，以至一放下手中的农活便拿起这部奇书，不倦地看、反复地读，并融汇自己的体会，写出读书心得。同时，陈立夫将儒学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之四书全部集纳，重加次序，归纳诠释，使之成为一个系统整体。后来汇集成册，取名《四书道贯》，本来，陈立夫从抗战时就已开始做这一巨大的文化工作，但由于处于战争年代，没能做成。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周恩来见了陈立夫，都关切询问《四书道贯》的撰写和进展，称赞他在进行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由于政治事务缠身，也无暇完成这一工作，现在异乡他国，终于能坐下来，完成这一心愿了。
《四书道贯》写成后，陈立夫将初稿送给一些朋友阅读，如刘百闵、潘公展、陶百川、钱穆等，请他们提意见，这些人看后一致称赞，认为有学术价值，钱穆还为书写了序言。世界书局的吴开先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是陈立夫的老部下，出于对过去上司的尊敬，答应承印《四书道贯》一书。结果，出版后，竞十分畅销，一版再版，总销量达万余册，学术上的收获使陈立夫陶醉，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精神寄托。
陈立夫“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隐居生活没有过多久，便有人知道了他的行踪。于是，不时有记者、作家及当年故旧前来访问，陈立夫的平静生活又被打乱。他热情地接待客人，向客人介绍他的农场、他的经营、他的生活、他的读书体会，对这些，他津津乐道，兴趣盎然。一旦客人谈及台湾政治及以往在大陆时期的经历，他就缄口不言，保持沉默。有些记者并不灰心，穷追不舍，再三提问，陈立夫实在被问急了，便简单地回答：“过去国民党是我一手搞的，过去的党打败了，打败了就打败了，败军之将不可言勇，有什么好谈的呢？”有人问他是否还准备再回到台湾，重返政坛，他的回答十分坚决：不想回台湾，更不会再返政坛。表示要在美国度过他的人生的最后岁月。
但世间的事情往往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1961年2月中旬，陈立夫接到蒋介石从台湾拍来的电报，告诉他“尊翁病危，盼即返国”这一消息，使他百感交加。他想到10年前，为了政治原因而义无反顾地丢下80高龄的老父远走异国他乡，已属狠心；后来其兄陈果夫病逝，他强忍悲痛，没回台湾，也属不近人情；这次老父病危，如果再不回台湾，必为千夫所指。作为提倡中国文化、提倡传统道德，把忠孝二字挂在嘴边的陈立夫来说，没有理由不返台看望父亲。于是他将农场的几千只来亨鸡卖了，辞退了工人，然后返回台湾。
2月24日下午3时20分，陈立夫偕夫人孙禄卿在蒙蒙细雨中飞抵台北机场，1000多人守候在机场迎接，台湾党政要人陈诚、蒋经国及故旧朱家骅、李石曾、陈启天、莫德惠等人亲临机场，欢迎这去国十年的天涯游子。对此，陈立夫深受感动，他在机场发表书面声明，说明自己回台湾纯粹是探望病中的父亲陈其业，没有任何政治意义，不久，他将返回美国。说陈立夫心中的政治之火完全熄灭，也不符事实，几十年的政治生涯，留给他的印记是深刻的，他当年远走美国也只是想避避风头，后来看到陈诚、蒋经国的根基越来越稳，他东山再起的念头才逐渐打消。这次有机会重返台湾，看望父病是主要的，但他也还想顺便观望一下台岛的政坛，试探一下蒋介石对他的态度。如台湾能够容他，他想尽快结束寓居海外、自谋生计的这种孤独生活。
第二天上午9时，陈立夫前往总统官邸晋谒蒋介石。显然，陈立夫心中的政治之火并没有完全熄灭，他想试探一下蒋介石对他的态度，是否会因岁月的流逝洗刷一些过去的恩怨，对他有所回心转意。但陈立夫想错了，此时的蒋介石，正一心要把太子蒋经国扶上总统宝座，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他怎能让陈立夫卷土再来，扰乱他这个独来独往的王国呢？所以，蒋介石见到陈立夫后，表现出一副不冷不热的样子，只是询问了他在美国的一些情况，并告诉他陈其美夫人姚文英在台湾大学卧病的情况，以及陈果夫当年逝世的后事处理情形，说完这些后，便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除蒋介石不冷不热的态度外，台湾各报对陈立夫的返台也很少报道，“新闻界除对陈氏行踪及其尊翁病况略有报道，此外甚少评论，以陈氏过去之煊赫，受其扶掖提携者颇不乏人，似不应相喻于无言中，显出如此落寞。尤其与陈氏关系极深的某党报（指中央日报——著者），竟无一词一字欢迎之意，不得不令人有冷暖炎凉之感”。当然，这怨不得新闻界，报纸宣传的基调是蒋介石对陈立夫态度的反映。蒋介石不欢迎陈立夫，报纸岂敢去大张旗鼓地宣传呢？台湾的一切令陈立夫十分灰心，他决心处理父亲的事后即离开台湾。
陈立夫返台后，主要是侍候病重的父亲。他一下飞机，“即奔侍病榻，目不交睫者二十日”。但陈其业年事已高，虽经名医诊治，终于寿终正寝。陈立夫办完丧事后，即悄悄返回美国。他这次总共在台湾呆了42天。临行前，他考虑到将来不可能再回台湾，特别去游览了日月潭和高雄港，再次领略了台湾宝岛的壮美风光。
涸辙犹欢
回到美国，陈立夫整理家园，再续旧业，一切又和以前一样，喂鸡、卖蛋、读书、写字，又成为陈立夫的主要乐趣，由于时间充裕，他还应邀担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客座教授，隔几天，到大学去讲讲课。日子过得倒也逍遥，真有一种“或植杖而耘籽，乐琴书以消忧”的快乐心情。
然而，养鸡场困难越来越大，销售额直线下降，陈立夫再也不能为此冒险犯难死撑下去了，于是，万般无奈之下，他决定关闭养鸡场。从1953年开始到1961年，八年的养鸡生涯终于结束了。
鸡不养了，无事可做，陈立夫反倒有一种失落感，似乎自己远离了社会，远离了生活。正在此时，一个中国人办的基金会向他发来了邀请。这个基金会想将普林斯顿大学盖斯特图书馆数千本中国医药书籍加以整理，考虑到陈立夫对中国医药事业的研究兴趣和厚实的中国文化根底，便请他主持其事。陈立夫正闲着无事，想到如能将这些中医典籍整理出来，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因此一口答应下来。
普大图书馆的这批中国医药典籍，是由一位犹太人盖斯特先生所收集。这位盖斯特先生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大富翁，早年曾患有严重眼疾，给他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事业有成后，遍访世界各地名医，但始终不能如愿治愈。后来，他到了中国，了解到河北定州的眼药自古以来就十分出名，于是他买来定州眼药，使用后不久，盖斯特的眼疾奇迹般地痊愈了。因此，盖斯特深感中国医药的神奇与伟大，以后，他每年拨出一笔资金，交付大使馆里友人代为收购中国医药书籍。若干年下来，为数已相当可观，他便把这些书运往加拿大，暂时放置在一政府机构的地下室，但地下室通风条件不好，不利于古籍的保存。后来，他想将书放到友人爱因斯坦那儿去，因那儿有个研究中心，爱因斯坦说：“我的研究中心不大，没地方存放，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刚刚落成，宽敞明亮，条件不错，可以存放在那儿。”于是，这批中国医药典籍便存放到了普大图书馆。普大图书馆曾邀请胡适做目录，胡适花了两年时间才完成这一任务，可见这批典籍数量之多。
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很快拟定了一个古籍整理计划，大要是将中医对各种疾病如伤寒、中风、糖尿病等的诊断、医治及治病的各种药方编成一套中医药大全的书，并作中、西医的对照。计划送到基金会，该会主席弗格森提出一个建议，说是既然搞中西医对照，最好找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西医教授一起参加，将会有利于整理工作。于是陈立夫找到了一个叫莫尔的普大医学教授，莫尔的夫人是中国人，他本人也会说中文，陈立夫问他是否有兴趣共襄义举，莫尔欣然接受了邀请。
随后，基金会请著名中药研究专家陈克恢先生审阅了陈立夫上报的计划，陈克恢看后十分满意，在审阅意见中表示：“请陈立夫先生主持此计划很好，因他对中医药也深有研究。”于是，基金会通过了陈立夫的整理计划，表示第一年给予2万美金的费用，此后每年也将陆续拨给经费。
如果此计划能完成，真可说是件名利双收的事情。但天有不测风云，那位协助的美国人莫尔却起了黑心，他想排开陈立夫，由他自己独做，以独享这巨大的名利。莫尔单独向基金会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结果，基金会主席弗格森断然拒绝了莫尔的意见，弗格森说：“此事不可以这样做，因为该计划最初是由我们邀请陈先生并由陈先生拟定整理计划的，你是帮他，加个名字而已，你只可帮他，怎可喧宾夺主呢？”莫尔见其狡计不能得逞，便以退出作为威胁。陈立夫亲自登门协商，莫尔却不接见。后来，陈立夫又托普大图书馆中国图书管理人童世纲转圜，表示：“阁下要办也可以，我帮你也行，但应规规矩矩的把整理工作做好，而不要拿了钱不干事。”莫尔是想根本排掉陈立夫，自己独干，而且是想拿了钱应付一下了事，所以再次拒绝了陈立夫。
这样，整理中医药典籍一事因莫尔的捣乱而功败垂成了。陈立夫深深感叹，美国社会，人心也实在险恶。
整理中医药典籍没弄成，陈立夫经济已是十分困窘。此时，他的好友何廉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便好心地和校长商量，聘陈立夫为该校高级研究员。由于该校现代史研究所韦勒伯博士正主持一项中国近代历史笔录计划，包括访问孔祥熙、李宗仁、顾维钧、陈光甫、曾琦、张发奎、胡适之等中国近现代社会名人，记录整理后出版回忆录。因此让陈立夫协助做这一工作，并要陈先整理自己的回忆录，以第一章作为范本，向福特基金会申请批准赞助经费。
陈立夫接受了邀请，于是，由哥伦比亚大学派一位叫夏莲英的华人小姐，每周到陈立夫家作录音访问一天，这样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后来，哥大现代史研究所认为陈立夫还年轻，应先去访问年龄较大者，因此便将夏小姐派往香港，去访问陈光甫、曾琦、张发奎等人，而将访问陈立夫的事搁置下来，陈立夫也就无事可干了。
万般无奈之下，陈立夫便和过去几位养鸡的朋友商量，合伙做皮蛋生意。他们说做就做，弄来一张做皮蛋的方子，利用陈立夫闲置的鸡舍做厂房，很快，皮蛋做出来了，而且漂亮好吃，拿到市场上去卖，很受华人欢迎，称之谓“陈立夫皮蛋”。
这个曾经在中国现代史上左右国民党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在他的时代已黯然灯熄，悄然离开从此“蒋家天下陈家党”，已是历史长廊里遥远的回音。生意一炮打响，使陈立夫很受鼓舞，于是他们扩大业务，将皮蛋厂组成食品公司，扩大规模，增加品种，如做月饼的蛋黄、湖州粽子、年糕、辣椒酱等。这些产品虽说手艺不是最佳，但在异国他乡，很能勾起华侨的乡情，受到华侨的喜爱，都深受欢迎。特别是辣椒酱，味道好、价格便宜，远销到西部旧金山一带，华人亲切称之谓“陈立夫辣椒酱”。
正当陈立夫的食品公司生意蒸蒸日上的时候，一场森林大火突然发生，陈立夫的三排鸡舍厂房、外加他一部新买的座车在大火中化为灰烬，望着败壁残垣，焦土余烟，陈立夫心中也如死灰一样，伤心到了极点，燃不起半点希望。
本来，陈立夫的养鸡场过去一直是投保1.6万元，后来不养鸡了，鸡舍闲置。保险公司的人因和陈立夫有8年的交往关系，便好心地劝他说：“鸡不养了，何必再保那么多的险呢？可以少保一点。”这样，陈立夫便只投保4000元，但刚好退掉不久，便发生了这场大火，因此保险公司只理赔4000元，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时，好心的人劝陈立夫卖掉地皮以安度余生，也有的劝他回台湾去，免得为生计发愁，儿女们都打来电话，写来充满亲情的信，希望他和子女们一起，安享天年。
儿女们的建议一度打动过陈立夫的心，此时，陈立夫的长子陈泽安在威斯康辛大学已获博士学位，次子陈泽宁也已完成博士学业，服务于美国一家大电子公司，女儿陈泽蓉已结婚，家庭经济条件十分优越，老四陈泽宠在普渡大学研究所攻读航空工程，可以自立。陈立夫与子女多年不在一起，现在是困难时期，确实想与家人团聚，得到亲人的温暖，也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这是每一个老人都有的心情。但不久，陈立夫就改变了主意，他希望过自食其力的生活，也留恋“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的农夫生活。
陈立夫于火灾后又开始了艰苦的创业。他以保险公司赔偿的4000元作为本金，在焦土上又修造房屋，买来少量的来亨鸡喂养，并少量的制作皮蛋、咸蛋、豆腐乳、粽子等到附近镇上去卖，活脱一个乡下老农的模样，他已完全洗尽了过去cc派领袖的政治铅华。
当陈立夫手工制作这些食晶时，夫人孙禄卿给他当副手，切豆腐，理粽叶，伴调料，干得十分起劲，正是“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有时闲下来，陈立夫看书，孙禄卿则重操旧艺，画上几幅国画，拿到镇上去卖，也可聊解无米之炊。每日劳动，虽十分辛苦，但夫唱妇随，相濡以沫，日子过得十分惬意。
重返台湾
在得知陈立夫的鸡场毁于大火的消息后，蒋介石曾表示关心，他让蒋经国给陈立夫写信，希望陈立夫能回台湾工作，并先后开出了一些工作岗位，如驻联合国代表、驻日本大使、考试院长，驻西班牙大使，驻希腊大使、巡回大使等，但都为陈立夫一一拒绝，虽然他很想回台湾，但不愿在自己困难时去接受别人的施舍，这是他的性格。
后来陈立夫夫妇重振家园，渡过了难关。正当他们在“不觉辛苦亦觉甜”的村野生活中过得十分顺心的时候，1966年10月，又收到了蒋经国的来信，信中说：“今年适逢家父80寿辰，准备好好庆祝一番，亲朋故旧能济济一堂，也算图个圆满。”邀请陈立夫回台湾参加庆祝活动，并盼能返台定居。尽管陈立夫与蒋介石有过那么多的恩恩怨怨，但他仍然是忠于蒋介石的；再加人至暮年，锐气消尽，过去的恩怨已被岁月的流逝所洗褪；而且，他在困难时，蒋介石给他寄过钱，有过工作安排，这些帮助令陈立夫心存感激。因此，他不想扫蒋介石的兴，便答应了蒋的邀请。
去参加蒋介石的生日庆典，以什么作为寿礼呢？陈立夫颇费了一番心思。他还清楚地记得，1944年，蒋介石过生日的时候，朱家骅为了讨好蒋，请人铸了9个直径2尺的铜鼎献给蒋介石。结果，美国人对此大肆渲染，说蒋介石让人给他献九鼎，寓意是想当皇帝。国内舆论也紧跟其后，指责批评蒋介石的封建思想，搞得蒋介石不好下台，气得蒋介石大骂朱家骅“混蛋”，而朱家骅画虎不成反类犬，此后，仕途受累，一蹶不振。过去的历史已成教训，陈立夫知道自己虽早已远离政坛，但也是个敏感人物，寿礼送的不适，会平白招惹是非，马虎不得。基于这些考虑，陈立夫便把自己多年精心钻研所著的《四书道贯》作为寿礼。一则，表明他不过问政治的意愿，以文化品物作为寿礼，志趣高远，符合气氛；二则，蒋介石国学根底深厚，但多年来，人们只知他是军事人物，寿庆上来个附庸风雅，蒋介石会高兴。
1966年10月26日，陈立夫悄悄回到台北，虽然如此，还是有人知道了他的行踪，一些记者拥向机场。陈立夫一下飞机，就对守候在机场的新闻记者表示：“此次返台，专为总统祝寿，别无他意。”希望媒体不要过分渲染他的返台，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在“总统”府，陈立夫见到了蒋介石，他发现，这次返台，蒋介石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和过分的亲热，紧紧握住陈立夫的手不肯松开。陈立夫深受感动，即捧出寿礼，献给蒋，蒋介石接过来，见是一本书，果然十分高兴，他饶有兴趣地翻开扉页，口里喃喃念道：“四书道贯”。
陈立夫一生风风雨雨。但是他晚年能够抛开党派成见，呼吁台湾海峡两岸和平统一，振兴中华。这也是值得肯定的。陈立夫诚恳地说：“这是我在美国学习《易经》、整理四书的一些心得，还请总统多多指教。”实际上，蒋介石也了解陈立夫写《四书道贯》的情况，并知道此书在海外有影响，已重印了好几次，而且知道陈立夫将此书作为寿礼的用意，当即表示：一定认真阅读。
蒋介石在生日庆典后，专门邀请陈立夫到慈湖他的寓所去住了一晚上。在慈湖，青山秀水下，两位白发苍髯的老人促膝谈心，互诉肺腑之语，完全像一对知心的朋友。
思古怀旧是老人的通病，陈立夫感慨地说：“立夫身在异地，思乡思亲，如煎如熬，心中没有一日平静……”说到这里，一时语塞，老泪都几乎滚落下来。
蒋介石急忙安慰说：“人老了，总想过去的事，水是家乡的甜，人是故旧的亲。”
“是啊，总想过去的事，可是过去的事没办好，累及总统……真是惭愧啊！”陈立夫的话，一半是自悔，一半也道出了自己不快的情绪。
蒋介石听出陈立夫话中的怨艾，便略带歉意地叹道：“往事如烟，不堪回首，瞻望未来才是重要的。”顿了顿，蒋介石正式向陈立夫提出邀请，希望他回台湾居住。蒋介石诚恳地说：“你还是回来吧，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总不至于在外漂泊一辈子吧。趁我还在，早作些安排，晚年可以过得安稳一些。果夫去了，我必须为你负责，否则，百年之后，我何颜面重见英士先贤。”
听蒋介石提到他二叔的名字，陈立夫感到与蒋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久已淡漠的“蒋陈情结”又清晰起来。对蒋介石的邀情，他默默无语，不再拒绝。蒋介石的态度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变化，是由于陈诚逝世了。蒋经国通往“总统”宝座的道路已经铺平，陈立夫也垂垂老矣，不能对“太子”造成任何威胁了。对此中微妙，陈立夫十分清楚。但多年客居异国的生活使他感到孤独，他十分想念自己的祖国，台湾虽然不是他的故乡，但总是中国的土地，他一踏上这块土块，便感到格外亲切，他的内心是愿意居住在自己国土上的，年纪越大，这种思想越强烈。
慈湖的谈话，天南海北，无所不及，这是陈立夫与蒋介石相处多年来一次最自由的谈话。他们谈美国，谈台湾，谈过去，谈现在，又谈到了陈立夫写的《四书道贯》，蒋介石说：“我先看过你这本书的前言及结论，觉得你写得很好，只是书名太深了一点。”陈立夫即请蒋介石提一个更好的书名，他说：“假若总统有更好的书名，待下次再版的时候可以更改。”
蒋介石说：“让我再想想看。”并提议让陈立夫到台湾各军校去作演讲，陈立夫欣然答应。
过了两天，蒋介石让蒋经国带来他的亲笔题字和口信，说：“《四书道贯》不必改名了，只要把我的题字插入该书第一页就好了，使‘道贯’二字更易使人明了。”蒋介石的题字是：“陈立夫著‘四书一贯之道’”，落款“蒋中正”。蒋介石的题字和口信使陈立夫“殊深感激”，返台定居的心情也逐步强烈起来。
根据对蒋介石到军校演讲的允诺，陈立夫开始到各军校演讲。台湾军校有十几所，讲完后，其他非军事学校也来邀请，这样一讲就不可收拾，在讲到第七十五所学校时，就感觉体力不支，终于在台北国际狮子会作演讲时病倒了。很快，陈立夫被送到荣民总医院诊治，确定为急性肝炎。
蒋介石知道后，亲自到医院看望，并关切地向医生询问病况，医生说明病情后，蒋露出焦虑的神色，嘱咐医生尽力医治。随后，蒋又专门从香港请来著名的肠胃科专家张光璧先生进行会诊，张先生说：“荣民的医治很好，陈先生的病虽很严重，但无危险，要多休息！”
一场虚惊很快过去，陈立夫的病情逐趋稳定，再而渐渐痊愈。病中蒋介石的关照又一次感动了陈立夫，也使他最后下了决心，离开美国，返台居住。不久，他回美国，将各种事务处理完毕，于1969年4月正式回台湾居住，结束了20年的流亡生活。几番风雨，几许沧桑，回首过去，陈立夫当有无尽的感慨。
20年的岁月给陈立夫留下斑白双鬓，也冲刷了他的冷酷与傲慢，走下飞机的陈立夫如一谦谦君子。他向记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希望自己能平平静静地安度晚年。他知道自己的政坛生涯早已结束，不想再卷入政治漩涡。当有人问他是否出任要职时，他一口回绝，说对政治已完全失去兴趣，宁愿做些知识性的研究。陈立夫是明智的，他多年追随蒋介石，对蒋深有了解，当年台湾危机重重时，蒋介石尚且把他逐出政坛，现在台湾已趋于稳定，怎么还会重用他呢？“之推辟赏从，渔父濯沧浪”，他十分欣赏古人的风范。当年在大陆时，权倾一时的他不能有所作为，在弹丸之地的台湾，他还能施展什么抱负呢？他深深明白，年高体弱的他是不可能东山再起了。正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我在这时，也感觉到自己为国民革命大业所奉献的一生的精力与时间，也都如春水东流，消逝得无影无踪了……”
果然，蒋介石只把他作为一位历史人物看待，给了他“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的荣誉职务，对此，陈立夫很乐意接受。他既已回到台湾，就要维持蒋、陈两家形式上的亲密关系，就要给自己创造一个颐养天年的好环境。过去的那种桀骜不驯的性格完全找不到了，他活脱脱是位和蔼的老人。
复兴文化
陈立夫说他对政治完全失去兴趣，只是给蒋介石听的，以消除蒋介石对他的戒心。实际上，他的心灵深处时时燃着政治的欲火。他回台湾后，住在台北的天母大街。为了表示他不问政治，开始一度闭门谢客，拒绝和来访者见面。但不久，便觉于情理不可，于是，每星期定出两天时间，这两天中划出两小时，在家里约见亲友和访客。在与客人交谈时，开始只谈家庭、生活、玩乐等，后来，渐渐扩大内容范围，谈海岛、谈大陆、谈政治、谈时局，无所不议，无所不谈了。
不久，蒋介石找到陈立夫，给他一项具体工作，担任文化复兴推行委员会副会长（会长为蒋介石），陈立夫还想推辞，蒋介石说：“这个职位，不是官啊，你不能再推辞了。”陈立夫只好接受下来。
陈立夫担任文化复兴会副会长后，不辞辛苦，踏踏实实做了很多工作，主要有：
（一）振兴中医药事业。
由于台湾曾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达半世纪之久，中医被歧视、中药不能开，民间治病由日式西医取代。日占据前，岛内曾有中医1988人之多；光复时，有营业执照的仅剩8人，祖国医药事业惨遭摧残。对此现状，陈立夫心急如焚，决定首先振兴中医药事业。
怎样振兴中医药事业呢？陈立夫觉得应从舆论人手，改变人们对中医药的偏见。为此，他亲自写文章、作演讲，宣传中医药的好处。他在《我对于中西医药的看法》的演讲中，公开提出，要为中医打抱不平，他说：“我支持中医的主要原因是看不入眼社会上不平的事，尤其是借外人的势力来欺侮中国人，西医压迫中医，我是要‘打不平’的。”陈立夫认为中医衰落的原因有三：一是五四以来，把中医当作是封建文化加以反对，使中医的理论基础动摇；二是教育制度，西医由于外国教会介入而建立学校，而中医却始终沿习师徒传授，使之后继无人；三是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多由西医霸占，使中医受排挤、歧视。他认为大陆方面做得好，所有卫生机构都是中西医并重，中医药列入劳保范围，中医院校遍及各省，中医、中药学研究成绩斐然，就是“文化大革命”也没有把中医“革”去。
陈立夫进一步指出，文化本身没有中西之分，古今之别，只要对人类有益、是科学的，都应该采纳并用。中医发汗采用桑叶、薄荷，西医发汗采用阿斯匹林，两者都适用，允许并存，而不应用阿斯匹林打倒桑叶、薄荷，使乡间病人非走十多里路进城买西药不可。这叫“道并行不相悖”。西医有西医的长处，中医也有西医无可取代的优势，应该爱其所同，敬其所异。
陈立夫的演讲由于持理公允，说理有据，又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深受公众欢迎，一时间引起轰动，为中医正名奠定了基础。不久，台湾中国医药学院内部发生纠纷，一时无人主持。当时，“教育部”派了15名董事进行改组，而15名董事中，9人为西医，由西医主持中医药大学，引起学校一片反对之声。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便找到陈立夫，与之商量说：“中国医药学院依照教部之处理办法，必将垮台，只有你去，才能挽救，中医欢迎你，西医不便反对你，因为你一向为中医说话，但你是学科学的。”陈立夫想到要振兴中医药事业，必须振兴中医药教育，因此欣然受命，担任了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