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三方势力混战，最终归蒋。图为（左起）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根据以上分析，陈果夫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联合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孙科太子派等，组成一个联合的但以蒋为主体的政治中枢的方案，目的就是为了排斥汪精卫派。在将汪派人物挤出中央后，再对联合体中的各派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以逐步形成蒋陈对国民党的完全控制。对陈果夫的这个方案，蒋介石正在酝酿时，便遭到了党内另一派系——丁惟汾系的反对，丁惟汾系在国民党中央并没多大力量，但在基层党部却有相当实力，他们本来就想借三全大会大举进军中央，占据中央高位，而陈果夫的方案断了他们的路，丁派当然要群起反对了。
丁派的反对反而引起了陈果夫的警惕，因为按国民党党章的规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是由各地基层党部选举产生，而各基层党部虽经“清党”，大部分还为丁派掌握，如果基层党部操纵选举，那么大量丁派人物会成为代表拥进三全大会，更不堪设想的是丁派与汪派联手，蒋陈将面临更大的威胁。
如何防止此种情况的发生呢？陈果夫不愧是政治老手，他认为，扬汤止沸，沸乃不止，干脆来个釜底抽薪。于是，陈果夫提出了一个党代表不依党章选举，由中央常务委员会指定的办法。
陈果夫的办法虽很荒谬，但却合蒋介石的口味，专断的蒋介石认为，不这么做，其在三全大会上的目的是很难达到的。蒋欣然同意，并由他以中央组织部长的名义，于1928年10月25日向国民党中常会第179次会议提出报告。由于报告提出很突然，中常会委员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竞获得了通过，并作出决议，通令各省、市党部遵照执行。
陈果夫的办法，即出席三全大会的代表，采取圈定与指派相结合。所谓圈定，即国民党地方党部按规定代表人数的一倍上报中央，再由中央圈定其中的一半作为代表；所谓指派，即由国民党中央直接指定某人为该地区的代表。这完全是独裁与专断，一方面违反和践踏了孙中山亲自主持制定的国民党章程，粗暴剥夺和侵犯了党员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使一些本来可以通过选举成为代表的党员顿时失去了希望。因此，当中常会179次会议的决议公布后，即受到国民党各基层党部的强烈反对，尤其是汪派与丁派，反对最强烈。因为他们中一些人物，在革命资历、政治声望、活动能力等方面，在国民党内都是一流的，但在二届四中全会时，受到蒋派的排挤，正希望通过三全大会东山再起，而按新的代表选举办法，他们恐怕连当个代表都很难，何谈在党内再度崛起呢？
以陈公博、唐生智为代表，策动汪派、丁派及其他一些反蒋派，率先掀起了反对三全大会代表指派与圈定办法的运动。1928年11月1日，在陈公博插手下，南京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召集下面党部和分党部举行联席会议，一致反对新的选举法，并作出了反对第179次中常会产生三全大会代表办法的决议。当天，南京市党务指导委员会派丘河清等9名委员，携带联席会议决议到中常会陈述。结果，为陈果夫阻挡于大门之外。第二天，丘河清等9人宣布集体辞职，以示抗议。
11月8日，南京市各区党部代表30多人赴中央党部递交抗议书，并推谷正纲、吴健列席中常会，结果，陈果夫请出胡汉民，将谷、吴痛骂一顿，才平息此次抗议。与此同时，浙江、安徽、上海等国民党党部也纷纷发出通电，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抗议。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如何香凝等，也发表声明和谈话，表示反对三全大会代表的指派圈定办法。有些地方还指名要求将胡汉民、戴季陶、陈果夫3人驱逐出中央。
就是蒋介石的一些亲信，也对此种办法不满，认为其有利于陈果夫培植党羽亲信，如贺衷寒、邓文仪等人策划发表文章，指责陈果夫。一时，陈果夫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
陈果夫并不慌张，对蒋介石亲信的责难，他请出蒋介石，将贺衷寒、邓文仪劈头盖脑地骂了一通，这些人再也不敢随意动弹了。对反蒋派，陈果夫则采取以柔克刚的办法，一方面，通过蒋介石等将三全大会延期三天召开；另一方面，对选举办法稍作修改，即结束登记，建立党部的可以由自己选举。而当时符合这一条件的仅一个省（即广东省）三个市（即南京、广州、上海）有资格选举代表，而指派与圈定的代表仍占80％以上。但如此一来，确实平息了一些地方的反对情绪。
汪派人物仍不服输，1929年3月11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14名汪派的中央执监委联合发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反对圈定指派法，反对按此种办法选举代表召开的三全大会。该宣言一发表，各地汪派群起响应。
3月12日，国民党中常会批准南京市党部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汪派与丁派人物准备在会上掀起反对包办三全大会的运动。二陈预先得到情报，便调动特务军警，准备镇压。3月14日，大会开始，大会主席谷正纲在开幕词中迫不及待地喊出了“反独裁、反圈定代表”的口号。陈果夫、陈立夫事先布置在会场的亲信方觉慧等人当即群起闹事，陈立夫布置在会场外的打手乘机冲入会场大打出手，将谷正纲等人打伤，随后，二陈调集的军警包围会场，将谷正纲等汪派人物逮捕。这样，汪派反对三会大会的最后一次出击被镇压，为三全大会的召开铺平了道路。
3月15日，由陈果夫精心筹备，蒋胡合作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会议始终控制在蒋陈手中，并按陈果夫所设计的打击一批，拉拢一批，提拔一批的原则建立新的三届中央领导机构。所谓打击一批，即打击汪派与丁派人物；所谓拉拢一批，即拉拢西山会议派；所谓提拔一批，即提拔陈果夫的亲信人物。在三全大会上，陈果夫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的弟弟陈立夫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兄弟俩双双问鼎中央。这一年，陈立夫才29岁。
随后，在国民党三届一中全会上，陈果夫进入中央核心层，成为9名常委之一，并在蒋介石任部长的组织部担任副部长，代理部长主持部务工作，而弟弟陈立夫则更是一步登天，出人意料地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而且，二陈手下的一些骨干人物，如曾养甫、余井塘、张厉生、张道藩、程天放等也都进入中央，当上了中央执行委员。二陈已牢牢控制了国民党，势力也越来越大，以至1935年11月，国民党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陈立夫操纵选举，他所得的选票竟比蒋介石多4票，陈立夫一时慌了神，他知道这样不好下台，便亲自抹去5票。蒋介石知道了，气得脸色发青，为此要扣留陈立夫。消息传到南京常府街18号陈氏兄弟居所时，陈立夫吓得彷徨失措，而陈果夫则冷静沉着。陈果夫深知蒋的为人，既猜疑心重，权势欲强，同时也很恋旧，对于亲信故旧，只要你剖明心迹，甘心臣服，蒋是能谅解的。为此，陈果夫设计了三步脱身之计，一是让陈立夫以“养病为由，躲入浙江天目山，使蒋不能有所举动；第二步，由陈果夫调动各方关系为陈立夫说情；第三步，使出杀手锏，星夜派人回老家，把陈其美遗孀，果夫、立夫的二婶姚文英接来南京向蒋求情，这一招果然十分厉害。陈其美的老婆直接找到蒋介石，向他哭诉：“我的儿子死了，立夫就是我的儿子，他有多大的胆敢不听委员长的话，你难道忍心叫英士绝后吗？”蒋介石碍于面子，没有扣留陈立夫。这一场狗打架的风波，说明了陈家的势力。因此，“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也就不胫而走。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对二陈的工作一方面也予以赞赏，给予支持；另一方面，则时时予以防范。
政坛风云变幻莫测，为了一己之利，总会今日合作，明日相争。
国民党的文化围剿
陈果夫与陈立夫在组织上整理党务，加紧“清党”的同时，在思想理论方面，也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以对共产党实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
二陈认为，光以武力从肉体上消灭共产党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只是“仅治皮肤”，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陈果夫等人就攻击共产党“所采理论之原则为破坏、为阶级斗争、为反科学、为虚伪不择手段、为以民众为工具、为分裂三民主义为三个一民主义，为造成民众恐怖、为使中国产业由落后而致于绝灭、为遮断中国在国际间取得平等优裕之机会、为打破国民革命的力量，以培植其爪牙，……”并宣称：“共产主义是我们国民革命的敌人”，“不容许共产主义存在于今日”。陈立夫也跟着鼓噪，认为：反共要正本清源，要在文化思想上反对马列主义、肃清马列思想，为此，他专程晋见蒋介石，向蒋反复说明宣传教育的重要，并颇为自信地向蒋介石夸口：“若说作文章、讲话、搞学生运动，我们总不见得搞不过共产党吧！”在二陈的建议下，国民党蒋介石加强了对全国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
1934年初，蒋介石在南昌发起一个恢复中国固有道德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二陈对此极力支持，并四处鼓吹，带头施行，陈果夫还被蒋介石聘请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指导员。他们写文章、做演讲，对新生活运动进行广泛的宣传，其目的在于用封建的伦理道德来整治人们的思想，禁锢人们的言论行动，使之摆脱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控制全国舆论，国民党先后建立了一系列的新闻出版事业，这些事业在建立过程中，二陈都插手其间，使之置于自己的掌握下。
1928年2月1日，国民党在上海创办《中央日报》，为了加强控制，在二陈建议下，国民党颁布《设置党报办法》，规定首都设《中央日报》，并将上海《中央日报》迁南京发行，第一任社长由国民党中宣部长叶楚伧兼任。同时还在各地发行庐山版、重庆版、长沙版、昆明版以及《安徽中央日报》、《贵州中央日报》、《广西中央日报》、《成都中央日报》、《沈阳中央日报》、《长春中央日报》等，这就使《中央日报》成为国民党独营的新闻单位之一，为国民党建立党报系统奠定了基础。在“围剿”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地时，蒋介石还指令在南昌创刊《扫荡报》。到1936年，国民党党政军所办报刊约占国统区报刊的2／3。而这些报刊的大部分都为二陈所控制。
二陈认为，光办报纸还不行，必须控制新闻的发布权，于是，蒋介石在南京政府成立后即创办了中央通讯社，后逐步发展。1932年，与二陈关系密切的肖同兹担任社长后，除在全国主要城市开设分社外，还在其他省会及重要城市派驻了30多个通讯员，形成一个全国性通讯网络。
二陈不光通过各种方式控制新闻出版事业，而且还亲自参与。1927年11月，陈果夫与戴季陶、陈布雷、周佛海等在上海创办《新生命月刊》，鼓吹拥护蒋介石，大造反共舆论。后来，二陈还创办了《中国文艺》、《政治评论》周刊、《科学的中国》月刊等。陈果夫还担任了《国民日报》董事长，积极为《国民日报》筹措资金，并在杭州建成了一座办公大楼，大厦落成之日，他亲自参加典礼，十分得意，并向大会发表讲话，强调：“报纸负宣传社会之责任，亦为公共文化机关，尤其应为民众之耳目喉舌，我们须吸收西洋文化之优点，补充发扬固有之文化，使其光大。”因此，他认为国民党要掌握民众，必须抓住新闻宣传工具。
二陈正是看到了宣传的效力，所以在此方面不惜代价、煞费心机。1933年春，陈果夫看了一则新闻，是关于意大利怎样用电影作宣传的报导，便立即找来陈立夫，两人商量后，派其部下黄仁霖也仿照意大利，用电影作反共宣传。黄仁霖不敢怠慢，只用一个星期便办好了电影宣传车，把电影放映机装在大卡车上，开到江西去作“剿匪”宣传，这辆大卡车穿行在赣南各地，流动放映一些反共影片，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
除了办报纸刊物、通讯社外，二陈还办起了广播电台。早在1924年时，有个美国商人在上海设立了一座小型广播电台，以作纯商业宣传。陈果夫知道后，就联想到可以用无线电广播作政治宣传，这样，传播的速度快，覆盖面也广，比报纸更加先进，于是便向蒋介石写信，要求国民党筹办电台，以作政治宣传之用。这个建议很快得到蒋介石同意，于是，陈果夫便在上海、杭州一带活动，邀请无线电人才到广州去筹办电台，但没有人肯去广州，这样，筹办电台的事便一度搁下。
1926年，陈果夫再次提起筹建电台的事，并得到了张静江等人的支持，但因北伐战起，经费也缺乏而再度告吹。南京政府成立后，陈果夫认为，要彻底消除共产党的影响，要控制全国的舆论，电台是不可缺少的宣传工具，于是又一次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尽快建立中央电台。这个建议很快得到国民党中央批准，并落实了资金，经过紧张的筹建，于1928年8月1日建成，取名中央广播电台，电力为500瓦，呼号为xkm。1929年，陈果夫鉴于中央电台电力微弱，影响不大，覆盖面不广的状况，认为不能胜任国民党政治宣传的任务，便邀请戴季陶、叶楚伧等人一起商量，拟定了扩建广播电台的计划。这个计划提出后，经陈果夫的多方活动，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批准，国民党中央还指定陈果夫具体负责筹备。于是，陈果夫便丢开手头一切事务，投入电台扩建工程中，他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到各地延揽人才，到国外进口设备，经过三年的努力，整个工程完成，电力扩大为75千瓦，呼号为xgoa，一举而成为远东最大的广播电台。1932年1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在南京江东门举行开播典礼。
这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国民党要人吴稚晖、戴季陶、居正、何应钦等都亲临参加，一些外国人也被请来观礼，会场人数逾千，十分热闹。陈果夫今天十分高兴，他身穿长袍马褂，满面春风，在一片掌声中走上主席台，向会议致词，他十分得意地说：“此后，中央广播消息，不特遍及边陲，抑且远被全球，即便发施政令，又利宣扬主义。”也就是说，今后可以利用广播电台传播快、覆盖面广的优势，以发布国民党的各种政令，为宣传反共而大造舆论了。
中央台建成后，二陈又大力发展地方广播电台，相继建成了江西、汉口等省市的电台，特别是江西南昌设立的电台，成为国民党“围剿”红军的宣传工具。1936年，国民党根据二陈的建议，成立了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规划了全国广播电台系统设置、全国广播电台播送节目办法。规定所有各省市公营、民营广播电台，一律转播中央广播电台的简明新闻、时事评述、名人讲演、学术演讲、话剧、音乐节目。对不予转播的电台，立即禁止播出。
对当时如此先进的传播工具，对他们以行政力量在全国布下的铺天盖地的反共宣传，陈果夫与陈立夫还觉不尽满意，他们干脆亲自出马，撰写文章，宣扬国民党的主张，以和共产主义对抗。1933年，陈立夫写成《唯生论》一书，在自序说：“唯物乎，物在何处！唯心乎，心已将死！”正文分8讲，主要为：“物质+精神=生”、“唯生是‘根本义’”、“唯心与唯物是‘第二义’”，“救国必先救己”、“信仰即生力量”等。书中主要内容是将人生的意义局限于狭义的谋生活、求生存，主张协调、合作，重点在于反对马列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阶级斗争，书中虽然也反对唯心主义，但这只是反对唯物主义的一种“陪衬”而已。其故弄玄虚的语言，貌似高深的理论，掩盖着内容的空虚与贫乏。但陈立夫却以此自命为国民党的理论家。
与此同时，二陈还插手文化出版业，他们认为，出版业对党的工作十分重要，必须以一个理想支配报纸、杂志和出版事业。在此思想支配下，1930年，陈立夫出面，联合吴大钧，一起组织了正中书局，由蒋介石发出四千元作为资本。1931年，干脆改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直接经营管理，以垄断全国出版业。书局下设上海、武昌、长沙三个分销中心，并在上海建立印刷厂。
书局主要出版由二陈直接主持编写并审定的中小学教科书，同时出版蒋介石及国民党要员的著作，如蒋介石的日记，西安半月记，宋美龄关于西安事变的回忆录等，成为宣传蒋介石思想的主要基地之一。
后来，正中书局与国民党中央党部主管的三民出版社联合经营，由于有政权力量的支持，奠定了其在中国出版界中的霸主地位。
在国民党发动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中，陈果夫与陈立夫更是一马当先，冲锋在前。他们指挥“cc”派分子紧密配合，对革命文化大加摧残。1930年，由陈立夫出面，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参加该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国民党上海市警备司令部的要员外，就是“cc”骨干分子，如潘公展、黄震遐、王平陵、傅彦长等人，他们创办了《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现代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起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宣扬封建法西斯主义文化。
陈立夫的特务活动越来越猖獗，他开始将矛头对准了共产党。1935年，陈立夫跑到上海，召集陶希圣、何炳松、黄凌霜等人商量如何对抗共产主义思想的问题，经过多次密谋，他们组织了一个所谓“中国文化建设学会”，陈立夫亲自担任总会的理事长，在他的主持下，该会提出把中国传统的思想与外来思想结合起来，混合成“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理论。实际上，他们是要把中国的封建思想同外来的法西斯思想结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
为了更好地实施文化“围剿”，陈立夫向蒋介石建议，并获蒋的批准，在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下面，设立了“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由其亲信潘公展担任主任委员。1934年6月，该会正式办公，规定凡在中华民国国境内之书局、社团或著作人所出版之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将原稿呈送该会审查；其内容如有认为不妥之处，得发还原申请人，令依照审查意见删改；如有严重情形的，将原件扣呈中宣会核办。
图书审查委员会集中了一些国民党党员，cc派分子，他们一切均按陈立夫、潘公展的旨意办事，对于所呈送的稿件，或者粗暴取缔，或者将原稿删割得面目全非。在这里，一切文稿都被改成国民党的官样文章，才能予以发表，对稍有进步倾向的作品，则以“反动”罪名予以扼杀，更不用说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作品了。据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报道：在1934年，仅华北就有110例拖延或完全扣压各种出版物的事件。压制报刊出版物导致的恶果是焚书，1934年遭焚的书约有149种之多。
更为严重的是，二陈在严禁和查扣革命书刊的同时，还指挥cc分子对进步文化人士进行摧残和迫害。如1930年在南京杀害著名戏剧家宗晖；1931年在上海杀害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殷夫、冯铿；1932年在北平拘捕许德珩、侯外庐；1934年，陈立夫的亲信马绍武率特务绑架丁玲、潘梓年。另外，枪杀杨杏佛、史量才，骗监杜重远等，不一而足。鲁迅曾在一封信中极其愤怒地指出，国民党特务的残暴程度，超过了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纪录。
陈果夫与陈立夫虽然如此卖力地参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但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主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军，在白色恐怖中英勇奋战，揭露了反动派的丑恶嘴脸，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反动谬论，创作了丰富多彩的作品，传播了革命真理，提高了群众的觉悟。面对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作为国民党文宣大将的陈果夫与陈立夫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陈立夫哀叹道：“两年前上海方面的同志曾经提出民族文艺来驱逐普罗文艺，先是思想的斗争，接着引起行动的斗争”，“结果竟是失败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是“节节败退，几乎整个地盘，完全给人家占领了”。
严密的控制学潮
二陈在积极参与文化“围剿”的同时，还将他们cc势力渗透到各级教育机构与学校中。因为他们知道，要扩大自己的势力，必须从教育人手，以教育培养人才，才能使cc的基础根深蒂固，不可动摇。因此，他们在学校建立各种特务组织，侦察师生的行动，监视教育界的各项活动，积极贯彻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政策。
开始，二陈在教育界还没有任何势力，陈果夫便极力要求恢复以前所办的党政训练所，使之成为正规学校，在教育界占一席之地。还在南京政府刚成立时，陈果夫便以政府建立、北伐功成，而国民党党政两方面人才都缺乏为由，要求恢复以前的党政训练所，并扩大规模，办成中央党务学校，以培养高级党政人才为宗旨，使之和培养军事人才的黄埔军校一样，成为国民党一文一武两个专门学校。
陈果夫的提议得到了戴季陶、丁惟汾等人的支持。蒋介石也认为此举有远见卓识，立即指令当局执行。1927年5月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正式决议，设立中央党务学校于南京，直属中央党部，蒋介石亲自担任校长，戴季陶任教务主任，丁惟汾为训育主任，陈果夫为总务主任。由于蒋、戴、丁都只是名誉性的，所以实权由陈果夫独揽。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中央党务学校录取340名新生，正式开学了。
陈果夫对学生的教育十分重视，他为学校制定了“亲爱精诚”的校训，并确定了小组讨论、军事训练、课外活动、民众组训工作见习四种教育形式。小组讨论，即学习时以讨论的方式进行，训练学生主持会议，控制会场等政治术；军事训练，即将学生军事化组织起来，实行严格军事纪律和军人训练；课外活动即在校内组织各种活动团体，从事组织与领导的训练；民众组训工作见习即让学生分赴南京附近各乡镇，实地从事组织民众的工作见习。
经过近一年的训练，在陈果夫的精心培育下，中央党务学校第一期274名学员毕业了。这批学生由陈果夫直接分派到中央机关及各省市从事“清党”反共的党务工作。对这批学生，陈果夫是十分满意的。他在为这期毕业生纪念册所写的序言中说：“欲造成革命之武力，不可无黄埔；欲推进党务之发展，更不可无一般曾经充分训练之党员，充实各级党部，巩固本党组织。”他认为，他的中央党务学校已经可以和黄埔并驾齐驱了。
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训政纲领》，宣布“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这就确定了国民党在训政时期实行“以党治国”的施政纲领。在这种情况下，党务人才的缺乏更加严峻地摆在国民党面前。为了更好地培养训政人才，1929年6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将中央党务学校改为中央政治学校，学制4年，蒋介石继续担任校长，丁惟汾为教育长。学校增设校务委员，二陈兄弟都担任了校务委员，陈果夫后来成为教育长，实际上仍是陈果夫总揽大权。“到中央政治学校时，一切实权都抓到了陈果夫、陈立夫的手中了。故人称这个学校是属于cc派的”。
1929年8月，第一期大学部录取新生67人。在开学典礼上，陈果夫讲了很多。他说，在中国“旧思想最难祛除。现在普通人民，其思想与在专制时代，并无二致”。因此他要求学生学成后去做教育人民的工作。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不明白三民主义，那就是我们的责任。”这也就是说，要用国民党的思想去钳制人民的思想。
二陈兄弟为了使中央政治学校像黄埔军校一样，成为培养国民党干部的基地，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在学校的培养、教学内容、招生原则、科系设置等方面都做了硬性规定，使这个学校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大杂烩。同时，每年，二陈还从毕业生中派3—5名学生到国外留学，以资深造。在二陈的苦心经营下，中央政治学校的一届届毕业学生，成为国民党各级党部的骨干，成为蒋介石统治各地的基本力量。而二陈也通过这些学生控制了国民党各级党部，他们的势力也急剧地膨胀起来。
办中央政治学校只是奠定了二陈在教育界的地位，但他们的势力还不能控制教育界。因此，他们在办中央政治学校的同时，极力向教育界渗透。陈立夫更是迫切，他说：
教育部门，我们必须拿到手，这是管理思想的部门，我们天天喊叫党化教育，可是教育部门在人家手里，这还行吗？
首先，他们将其亲信及cc分子大量安插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南京政府成立后，废止大学院制度，成立教育部，由蒋梦麟为部长。陈果夫即向蒋介石推荐cc派人物段锡朋担任了教育部次长，罗家伦为中央大学校长，刘季洪为河南大学校长，丁默村为上海江南学校副校长等。
其次，二陈经常提出关于教育方面的议案、方法、建议，以扩大他们在教育方面的影响。1932年，在教育部没有任何职务的陈果夫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改革教育初步方案》，建议专科、大学及派遣留学生应重农、工、医等实科教育，中学注重数理化，小学注重国文及算术。这一方案经国民党中央同意交教育部执行，矫正了当时文法科的滥设，促进了以后实科教育的发展。1933年，陈果夫又提出了《改革教育方案》，提出加强学生的道德教育，中小学设立修身科，“且施行严格管理，务使男女青年，在中小学校求学时代，即造成服蔡孟坚，江西萍乡人，是陈立夫手下的一员干将。图为：陈立夫与蔡孟坚夫妇。从纪律之习惯与力行之精神”。因此，除道德教育外，还必须接受军事训练。还应加强对各校校长的控制，“教育部应每年召集各大学校长，咨询一切”，“省教育厅应每年召集各中等教育之标准学校校长，教育局应每年召集小学教育之标准学校校长，训练半月”。同时，还要严格控制教职员，规定：“其利用学生作政治活动为谋进身或为个人权益，不惜造成学校风潮之校长、教职员，如在本校发现而撤职者，他校不得任用”。这一方案由于规定太严，受到教育界很多人反对而没获准实行。陈果夫并不死心，他不断发表文章，阐述他这些主张，并于1944年写成《中国教育改革之途径》一书，但还是不能引起多数人的共鸣。不过，二陈毕竟通过这些活动，扩大了他们在教育界的影响。
再次，二陈指挥cc特务在学校积极推行党务教育。陈立夫认为，学校是传播思想的园地，一是肃清共产主义思想，一是宣传三民主义思想。在他们的建议下，学校建立了训育制度，中等以上的学校设训育主任、生活指导员、党义教育和公民教员，这些职务基本上由二陈委派cc特务充当，他们的任务是“时时与学生接近，藉以匡正其思想言论行动”，“随时调查学生平时所阅刊物及其所发表之言论”等。1936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修正中等学校训育主任公民教育工作大纲》中，更露骨地规定他们在“总理纪念周、各种纪念日及各种集会应因时制宜讲演总理遗教、革命史实、共匪罪恶、国难经过，并依照中央施政方针作时事报告”。二陈还生怕这些训育员不称职，他们自己干脆亲自出马到各校去发表演讲。陈立夫先后到全国一些著名大学宣讲他的《唯生论》，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演说后还向学生们发誓，说他一年之内要跑遍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要对10万学生讲话，以防止青年跟共产党走。
除了到学校去演讲外，陈立夫还将一些学生找来，办专题讲座。他自己讲《唯生论》，还请来戴季陶讲《青年修德》，缪凤林讲《中国历代人物评论》等。
为了镇压学校中的革命运动，防止共产党在学校的活动，陈立夫还建议在学校中“整顿学风”。教育部接受了他的建议，于1930年公布《整顿学风令》，声称：“近年以来，我国学生受共产党人及一切反动派之诱惑”，“妄分派系，驯至放僻邪侈，罔所不为”，提出“如再有受反动派之利用，仍若嚣张，恣行越轨者”，“惟有执法严绳，以治反动派者治之，决不稍事姑息”。法令一下，二陈便指挥cc特务，对学校师生进行监督盯梢、跟踪、绑架、逮捕、暗杀等暴行，使许多进步师生被捕被杀，上海大学、大陆大学、晓庄师范等学校被查封或勒令停办。
为了加强对学生的控制，陈立夫还指使徐恩曾、张道藩、叶秀峰、骆美奂、洪兰友等人组成所谓“学运领导小组”。这个小组指使各校的特务组织，专门收买落后学生，干破坏学运的勾当。当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南京后，中央大学等7个学院的学生准备响应北平学生运动。陈立夫知道后，十分着急，他急令“学运领导小组”想法制止。徐恩曾便以学运领导小组的名义，找来南京落后学生团体“三民主义大同盟”的负责人商议，并向他们发布命令，绝对不许学生冲入国民党政府和行政院，不许到日本使馆闹事，全市学生集会当天结束。
第二天，中央大学学生到礼堂开会时，早有准备的“同盟”分子已控制了会场，使会议不能达到预定的目的。下午4时，南京大、中学生1万多人到行政院请愿，并要蒋介石接见学生，而蒋介石却拒不接见，只派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出来应付，激起学生的愤怒，要冲进行政院找蒋。这时，“同盟”分子却鼓噪起来，要求举行游行示威，这就使冲行政院的要求得不到一致的响应。游行开始后，学生提出到日本使馆去示威，“同盟”分子也进行阻拦。这一次大规模的统一行动就这样被特务们破坏了。
周恩来总理具有超凡的气度、才华和人格魅力，融合中华民族种种智慧美德与共产党人的气质品格于一身，是举世公认的伟人，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少有的杰出人物。陈立夫对这次破坏学运的成功十分高兴，他特地请示了蒋介石，对特务们进行嘉奖。但他又认为，现在他们有国家机器，有宪兵、警察，而共产党却能发动学潮，他们要费很大气力才能平息，这是他们的失败。因此，他要求更加严密地监视学生，更加严厉地镇压一切学潮，提出在学生中大量发展国民党员，发展特务组织。
在陈立夫号令下，cc特务们在各地大中学校建立了大量特务组织，诱骗低年级学生加入特务组织，编辑各种反动报刊，如《华报》、《大学生言论》等，进行各种反动宣传，以造成强大的声势，清除共产党的影响。陈立夫认为，在这种强制高压下，就可以造成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天下，造成蒋陈势力的一统局面。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后来，全国民众抗日反蒋运动的蓬勃兴起，就是对二陈的一记响亮耳光。
二陈虽然以其cc势力控制了教育界大部分地盘，但他们还不满意。陈立夫一心想当教育部长，想控制整个教育界。1935年，他向蒋介石提出了大专院校进行肃整的建议，要求对一些受共产党影响的正直校长进行撤换，这些都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许。1936年1月，蒋介石召开了全国大专院校校长、院长和学生代表会议。陈立夫在教育界没任何职务，本来不够资格参加会议，却也挤进大会。会议期间，他鼓动cc系校长、院长向蒋介石献策，提出种种压制学生运动的办法，并要求换上所谓“自己的有效能的忠于领袖的教育部长”。弦外之音，蒋介石已经听出了，这是要陈立夫当教育部长，但他没有当时答应。蒋介石对陈立夫在教育方面的种种举动是满意的，也有意让陈立夫当教育部长，但他有自己的考虑，还要等待一定的时机。
陈立夫对蒋介石的沉默很不满，但也没有其他办法。陈果夫劝告弟弟沉住气，慢慢等待。二陈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实际上时刻都窥伺着教育部长的宝座。只等时机一到，便要捷足先登。
1958年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武汉成立。蒋介石任团长。它的成立实际是在为蒋经国培植所需势力。图为：三青团成立时成员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