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诉渊源
离人间天堂杭州以北不过一百公里的地方，有个山清水秀，风光宜人的地方，这就是浙江省吴兴县。
吴兴地处浙北，历史悠久。远古时，这里相传为防风氏之国，战国时期，楚春申君在此建菰城，起楼连延五公里，俨然已成为一个大型聚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越人迁徙于此，建乌程县。三国宝鼎元年（公元266年），“吴归命侯置吴兴郡”，从此，这里便升格为州级城市。“南北朝时，梁绍泰初改吴兴郡为震州，盖取震泽为名，陈初罢震州，复为吴兴郡”。到了隋朝，“废吴兴郡，仁寿二年，于此置湖州”。一直迄于清末。民国后废府，复为吴兴县。
吴兴地理环境十分优越，境内河流纵横，湖泊星罗棋布，水上帆樯出没，两岸田畴交错。城北有弁山，“高出云霄，非天高日晶，不见其顶”。城南有莫干山与天目山，瑰丽挺拔，幽雅多姿，城北则是浩瀚无际、一碧万顷的太湖，其“吐吸江海，包络丹阳”的气势，令人心旷神怡。吴兴的山水真可谓是妩媚旖旎，相映交辉。
除山水秀美之外，这里的物产也很丰富，其中尤以丝和湖笔为最佳，自古以来，这里有“丝绸之府”的美誉，而湖笔则驰名天下，成为文房四宝之一。
当然，吴兴的出名不仅仅在于地灵，关键还在人杰。近现代史上的浙江，是中国十分有名的地区之一，当年江浙的爱国志士都把这里称为“中国文明之制造厂”或“文明中心点”，但同时也谴责这里是“中国不适于天演之弊害之制造厂”。在这块土地上，产生了许多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等各式各样的有名人物。吴兴虽是浙江的一个小县，历代也是人才辈出，在近现代史上，它产生了国民党一批重要的党政官员，如张静江、朱家骅、戴季陶、钱新之等，而国民党内极有权势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也出生在这里。
中央政治学校是陈果夫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培养爪牙的场所。1892年10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七日）下午4时，陈果夫出生在湖州府学前街“谷诒堂”（后称“五昌里”），在这“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的深秋季节，陈家喜得贵子，一片热闹，忙得不可开交。全家上下，都希望这孩子将来能成为家族的荣耀。孩子的哭声不紧不慢，从容不迫，似乎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信心。满月那天，父亲给孩子取名祖焘，字果夫。
两年后，陈家又添一丁，但正当全家高兴之极时，这个男孩却很快夭折，使陈家上下一下子跌入悲痛的谷底。后四年中，陈家虽又增两口，却都是女孩子，这就是陈果夫的大妹和二妹，大妹名祖孝，字顺夫；二妹名祖恭，字敬夫。这种情况，使得具有浓厚封建意识的陈氏家族，一方面更加疼爱陈果夫，另一方面则希望家中再降男丁。
果然，又过了两年，距陈果夫出生八年后，即1900年8月21日，陈家又添一个男孩，这给陈家带来了无比欢欣。喜庆之余，给孩子取名祖燕，字立夫。陈家人希望立夫与果夫一样发达，能给他们家族带来名望，带来辉煌。这个希望没有落空，陈氏二兄弟后来成为国民党内极有权势的显赫人物。
关于二陈兄弟的权势，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这样描写道：“如今，一个腐败的政治派别控制着国民党。它既有坦慕尼大厅（纽约民主党部所在地）的一些最恶劣的特点，又有西班牙宗教法庭的一些最恶劣的特点。沉默寡言，神秘莫测的兄弟俩陈立夫和陈果夫……实际上通过恩赐，秘密警察，间谍活动和行政权力控制着全国的思想。”陈氏二兄弟控制了整个国民党，一时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这种权倾华夏的势力，又是与他们父辈的业绩密切相关、紧紧连在一起的。
吴兴陈氏，出自妫姓，相传远祖为虞舜，其得姓始祖为舜的第56代孙胡公满，胡公满被封于河南宛丘，因为这块土地曾经为黄帝家族中的陈丰氏部落定居过，号为“陈洲之山”，于是胡公满便在这里建立起陈国，并且以国为姓，确立了自己的姓氏。
陈姓家族的发展史既艰辛又极具悲壮色彩，到后来家族越来越大，支系越来越多，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活动范围一直在河南。据陈立夫自己说，他“原先的祖籍是河南郑州，后来向东南迁至安徽，到了17世纪，明朝中叶年间，祖先的一支就到了吴兴定居下来”。开始，陈家祖先——胡公满第78代孙陈缜（字帮德）率族人在湖州府归安县东林山一带居住，此地距湖州府城东南45公里。传到陈缜的第17代孙陈应恪（字敬山）时，才迁至湖州府学前街谷诒堂。世代经营丝业而起家，到了第23世陈丰时，家业才逐渐兴盛起来，慢慢成为当地的望族，“以孝义受钦于乡里”。受到当地乡民的尊重。第24世陈绚，因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地方政府曾题“圣门狷者之流”的匾额赠给他。到了第25世陈延佑时，正逢太平天国革命兴起，作为当地富豪的陈家理所当然地受到农民革命军的冲击而家道中落了。后来，太平天国革命失败，陈延佑为重振家业，苦心经营，使家道又复兴如初。
陈延佑生有三个儿子，长子陈其业，字勤上；次子陈其美，字英士；季子陈其采，字蔼士。
陈其业三兄弟的青年时期，正是民族灾难深重，社会动荡不安，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和发展的年代，“满腔都是血泪，无处不著悲歌”，三兄弟必须面对现实。
老大陈其业，生于1870年，早年熟读诗书，有意进仕，食廪后，目睹清朝统治者的黑暗，对政治也淡漠起来，他曾赴日本考察工业，希望能对国家有所裨益，但回国后却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心灰意冷，便回到故里经营丝业。陈其业对地方公益也颇热心，“诸如蚕丝之改良，以维国权；典库之低率，以通民财；河流之疏浚，以广灌溉；他如襄助政府，绥靖闾里，有功桑梓者，不可悉数”。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其业到达重庆，被推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大代表，全国商联常务理事、全国工联会理事等。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随蒋介石到台湾，晚年，思念家乡之心与日俱增，1961年病逝于台湾，终年91岁。
老三陈其采，生于1879年，早年赴日本学习陆军，1902年回国后，创办湖南武备学堂，任总教习，其时，秘密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后任清军南京第九镇参谋，不久，荣升中枢军谘府第三厅长，掌理全国新军及调度事宜，并一度兼任保定军校监督及主办秋操。后来因参加同盟会为清廷发觉，处境危险，便南下到上海，继续从事反清活动。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总统府参谋本部次长，后经营实业转入金融机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任江苏、浙江财政厅长，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1931年任国民政府主计长，后又任中央银行常务理事，中国银行董事、交通银行代理董事长等职。于1954年8月在台北逝世。
三兄弟中的佼佼者是老二陈其美，生于1877年，按其父的意愿，是要他哥哥和弟弟读书，他则学习商业，以维持家计。因此，他早年只在乡间读过几年书，到了15岁那年，便离开父母，到吴兴县石门镇的一家当铺，随杭州人吴小舫学习典当业。学徒之余，他常看些书报，渐渐知道了一些国家大事。那时，正值甲午战败，清廷对日本割地赔款，他非常气愤，曾写信给他弟弟陈其采，劝其学习西学，以求实用，他自己也于1903年到上海学习商业，并在一家商店里当上了会计。上海当时是新学运动的中心，也是救国运动的中心，陈其美到上海后，结识了革命党人秋瑾、徐锡麟、谭人凤、张静江等，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活动。这时，他才感到自己所从事的商业于国于民没有什么用处，他曾慨叹道：“商贾征逐末利，何补于国家的危亡。”于是，他放弃了商业救国的理想，于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先入警监学校，后改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也就在这时，他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当上国民党高官的陈果夫，可会想起他年少时，那高远的志向。这一年，蒋介石也来到日本，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相识了。由于都是浙江人，再加上意气相投，一个是自诩“以冒险为天职”的革命家，一个是渴望投身行伍以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青年，二人彻夜长谈，相见恨晚，很快便义结金兰。不久，陈其美介绍蒋介石加入了青帮和同盟会，成为蒋介石一辈子感激的恩人。
1908年春，陈其美由日本返国，在上海广泛联络革命党人和爱国人士，策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他亲自到浙东各地联络会党，组织各种秘密团体，为发动起义作了很多工作。他还与北方拳击大师霍元甲一起组织精武学校，准备培养一批体力健壮，富于军事知识的革命干部，这一计划后因霍元甲被毒死而无法实现。后来，他与谭人凤、宋教仁一起组织了中部同盟会总部，作为长江党务的中枢，他深入浙江各县，密结团体，广联志士，作了很多准备工作，促进了长江各省革命的迅速发展。
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其美在上海发难响应，调集工人、防营和会党发动起义攻克江南制造总局，占领上海，直接推动了浙江、江苏两省的独立，给武汉的革命以有力的支持。正如孙中山所说：“武昌既稍能持久，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也。……时响应之最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惟上海”。二次革命时，陈其美起兵讨袁，自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因孤军作战而失败。讨袁失败后，陈其美赴日本，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并成为该党内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干部，两个月后，陈其美回国，继续从事反袁斗争，连续发动三次起义，均告失败。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袁党刺杀于上海萨坡赛路14号，结束了其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蒋介石得知消息后，不顾危险，将陈的遗体运到自己所住室中，“中夜不寐，痛哭失声”，并帮助料理后事，十分悲痛。5月20日，蒋介石在祭陈其美的祭文中，以极悲伤的语调说：“自今以往，也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可见他们情之深，意之浓。
客观地说，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陈其业兄弟三人多少都为资产阶级革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三人的人生道路并不完全相同，陈其业走的是实业救国道路，后来依附蒋政权；陈其采先是革命救国，再蜕化为蒋政权的高级经济官员；只有陈其美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上走到了尽头，他是陈氏家族中一颗耀眼的星星，不仅在同辈人中闪烁出耀人的光芒，而且还以其光亮昭示下一辈人走向显赫的道路，陈其业的两个儿子陈果夫和陈立夫便是通过这条道路迈向国民党最高权位的。
山河破碎下的童年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童年时期，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统治下，国家、社会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个人、家庭是饥寒交迫，身世浮沉。陈氏家族虽已破败，但在湖州小镇还算得上是殷实人家，在长辈的强力支撑下，幼小的二陈兄弟还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他们和所有的孩子一样，都无忧无虑，对未来怀着美好的憧憬，并无任何特别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的显兆，生活充满天真浪漫的情趣。
幼年的陈果夫与陈立夫相貌清秀，但身体都很瘦弱，陈果夫显忠厚老成，陈立夫则机灵敏捷。由于陈果夫年长陈立夫8岁，总像大人一样护着弟弟。因此，兄弟俩小时就相处很好，从不争嘴吵闹，互相尊重、互相爱护。后来陈立夫总结说：“这是受了父亲叔叔们的影响，这种优良的家风一直延续下来，现在我们的孩子们也是一样，年幼的总会接纳兄长的建议，的确是兄友弟恭，而‘睇’道长存于我们兄弟姊妹手足之间，也是很有意义的。”
二陈兄弟身体虽然瘦弱，但在家里被管得很严，不让他们运动。原因是他们的祖母喜爱清静，不准小孩蹦跳追逐，嬉笑叫嚷，谁要是打扰了她，老人家一定会大声训斥，决不容情。二陈的母亲虽然希望孩子们天真活泼，加强运动，以利身心健康，但为了不使祖母生气，只好严厉管教二陈，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尽管如此，兄弟俩还是偷着乐，到户外去玩，这一点，母亲不但不管，还支持他们。幼年的陈果夫喜欢玩蟋蟀，约上三五个小朋友到野外去抓蟋蟀，田头地角，断垣残壁，是他们驰骋的战场。为了抓上一只蟋蟀，他们钻丛林、爬墙角，什么也不顾，弄得头上、脸上、衣服上到处是灰泥。有时，与隔壁沈老虎的儿子在自家园中捉蟋蟀，他们翻乱石、抓乱砖，在荒草丛中滚爬，终于抓到几只蟋蟀，可手弄脏了，汗湿的头发贴在挂灰的脸上，衣服也割破了，一副狼狈相。母亲是十分爱干净、讲整洁的人，见到果夫这模样，从不责备，总是边笑边给他洗干净，换上干净的衣服。
有一次，陈果夫抓到一只相当威猛的蟋蟀，经过几次征战，所向无敌，将小伙伴们的蟋蟀一一打败，陈果夫因此自豪了好几天。但好景不长，一天下午，小朋友们相约又来看蟋蟀，陈果夫小心翼翼地捧出盆子，揭开盖子，一下子，竟傻眼了，盆子里空空如也，威猛的蟋蟀不见了。陈果夫慌忙问他母亲：“怎么盆子里的蟋蟀没有了？”母亲说：“只有你大叔来看过。”陈果夫十分伤心，喃喃地说：“我的好蟋蟀不见了！”母亲说：“什么好的坏的，蟋蟀都是给人看的，玩的，有什么希奇？”陈果夫越想越难过，眼泪也流了出来，甚至哭泣不休。母亲见他这样子，发起火来：“为了一只小虫，哭得如此做什么？你再哭，惹得我火起来，通通放掉它，一只也不剩，好落得个干净。”陈果夫知道，母亲发起火来，是不可挡的，只好不吭声了，但内心仍然难过，忘不了那只威猛的蟋蟀。以至几十年后，陈果夫还回忆说：“我始终纪念着这只蟋蟀，一直到如今，脑海里还有这回事。”
斗车前草，也是二陈兄弟爱玩的游戏，即两人各用一根车前草叉着用力拉，谁断了谁就输。一天，陈果夫与邻居家小孩茂生斗车前草，由于陈果夫采的车前草多，且较老粗，所以一连胜了好几次，而茂生则采的少，且嫩细，总是输。后来，茂生急了，一把将陈果夫的车前草夺了就跑，果夫哪肯轻饶，在后面急追，一不小心，在阶沿石边绊了一下，鼻梁正磕在门槛上，鲜血流了满面，哇哇哭叫起来，母亲急奔出来，抓了一把香灰，捂在鼻梁上，终于止住了血。茂生的父亲前来赔礼，并罚茂生跪地。陈果夫的母亲则说：“小孩相貌好的，要破了相才可以养得大。”一场纠纷也很快平息。
陈氏家族的女人们基本上都信仰佛教，特别是二陈的继祖母杨太夫人更是虔诚信佛，每次到庙里烧香，总是要带兄弟俩去，虽然他们的母亲并不愿意小孩到庙里去，但拗不过杨太夫人，也只好顺从。由于兄弟俩记忆力都好，看了一些佛经也能背诵一二，深得杨太夫人喜欢，以为他们真心信佛，因此每次带他们到庙里后，自己去烧香，任兄弟俩自由玩耍。这时候，果夫、立夫二人在庙里庙外捉迷藏、斗车前草，真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感觉。他们愿意跟杨太夫人进庙烧香，而且总是盼望这种美好日子的到来。
陈果夫小时候爱吃糖果，家里来了亲戚，都爱送他一些，他自己总爱找母亲讨，母亲高兴时，便给他买很多糖果，给他慢慢吃。但在不顺心或生气的时候，陈果夫如果去要，肯定会挨巴掌。每当这时，他就去找二姑母惠姑要。惠姑是个豪爽的女子，很爱喝酒，喝酒后爱笑。她十分喜爱陈果夫，喝酒时总爱把他拉在身边。她知道陈果夫爱吃糖，总是买很多放在家里，陈果夫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找她要到糖果。有时她睡了，便用手巾包好糖果，再用竹竿送出去，以致陈果夫成年后还念念不忘，说：
我看见了酒，就要联想到惠姑，更要想到她酒醉后的笑；我看见糖果，就要想到我家西边的窗，就要联想到惠姑在那一所自起造以至变卖都为她亲见的房子里，用一根竹竿缚着手巾包裹，从窗口铁楞里送进糖果来的故事。
幼年的陈果夫爱听故事，特别爱听童话故事，总是缠着母亲讲给他听，而且总是没有满足的时候。母亲的口中并不是童话的源泉，也有被逼到江郎才尽的时候，她希望陈果夫快点长大，大孩子便不会再对童话有兴趣了。但陈果夫稍大上学后，幼小的陈立夫便取代了乃兄的位置。他也爱听童话故事，而且要求母亲讲故事时更加动情，手段更加高明，以致母亲在把过去讲给陈果夫听的故事重复一遍后，还得绞尽脑汁，去寻找记忆中残存的新的故事。有时，陈果夫寒暑假在家里，总会从外面买些童话故事书，如《大拇指》、《小人国》等，作为给陈立夫的礼物，并得顶替母亲，给小立夫讲童话故事。不几天，故事讲完，陈果夫便编造了许多来讲。据他说：
有一天，创造了一篇童话，说是天生了一只大石榴。一天，石榴成熟裂了开来，里面有500粒籽，每粒籽生出1个小孩，每个小孩有半寸长。继续将每个小孩的故事，一天一天地讲下去，一直讲了59个小孩，因为天气凉了，没有再继续下去。后来想想，这种瞎造童话，实在可笑！
但就是这种瞎造童话，深深地吸引着陈立夫，他有时紧张得睁大双眼，屏住声息，有时又被逗得哈哈大笑。
二陈的幼年充满了童话色彩，但童话的世界却是没有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未来，这未来的前景是绚丽多彩，还是黯淡无光，这得由各种因素决定，陈果夫与陈立夫的未来如何呢？除了促成他们成长的各种因素外，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的努力和创造。随着年龄的增大，他们必须面对社会，面对现实，他们要学习知识，学会生活，要走自己人生的道路。
骄傲的严母
中国人有严父慈母的说法，陈果夫与陈立夫却有个严厉的母亲，这是他们引以为骄傲的，母亲对他们的幼年教育，给兄弟俩的成长以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陈兄弟的母亲何夫人，也是出自湖州的望族，她娘家有兄弟各一人，大哥早年外出求学，后在上海办了一座缫丝厂，很有成就，陈立夫在上海读中学时，常去参观大舅的工厂，对那些飞转的机器感到十分好奇，心中也立下志气，将来学工业，走工业救国的道路。何夫人的弟弟虽读书不多，也走上经商之路，在上海经营一个规模不小的盐铺。另外，何夫人还有一个妹妹，生活十分不幸，出嫁不久便死了男人，一直守寡在家。
何夫人于1887年嫁到陈家后，由于丈夫陈其业是老大，陈家的男人们长年在外奔走，因此，在家中的女人世界中，成为一家之主。她服侍老人，照料小孩，还掌管着家中的经济大权，十分繁忙。但何夫人任劳任怨、从不叫苦，而且她胸襟开阔，对诸事都十分有见解，时间不长，便赢得了陈家上下对她的尊敬。就连像陈其美这样性格要强的人，在家中一般人很少能说服他做任何事情，但却只听何夫人的话，有什么事也只是与何夫人商议，听取嫂嫂的意见。
何夫人为陈家生有四个子女，并精心抚养他们。何夫人对子女十分疼爱，但管束却十分严厉，她常说：“小时候应该习劳苦，倘若舒服惯了，眼睛高了，长大以后决计做不好什么事，父母爱儿女切不可溺爱。”
何夫人自己不溺爱孩子，也不让别人过分宠爱她的孩子。当陈果夫长到会哭会叫的时候，由于相貌长得还好，很逗人喜爱，有好多人常来抱着玩。何夫人却首先约法三章：第一，不准买东西给他吃；第二，不准高举起来逗闹；第三，不准抱到外面去玩。如果谁违反了，她便毫不客气，当面数落一阵，甚至开骂起来，常常是闹得一些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有时甚至弄得一些亲朋好友也十分尴尬。
在商业上投机，在政治上投机，不曾想陈果夫在身为百姓的父母官时，却着实为百姓在着想。何夫人自己骂人，可不准孩子们骂人，即使是学着人家骂一声，也会遭到她严厉的训斥，如果有谁不服气，或者哭闹，她就会使用武力，打得孩子不哭，并声明以后不再骂了，才肯罢休。有一次，陈果夫骂了隔壁张妈妈一声“那妈……”被母亲知道了，除打了一顿不说，还将他关在柴房里，禁闭了两个多小时，后来承认错误，做下保证后才放了出来。这件事给陈果夫印象十分深刻，以至年纪大了时回忆起来，还历历如在眼前。
除了不准骂人外，何夫人还不让陈果夫兄弟俩在外与别的孩子相打或者相骂。如果发生了此类事情，她总是认为责任全在兄弟俩，是他们的不对，她说，别人的孩子不好，有他的母亲管，自己的孩子自己要管好。每当这种时候，她会气得面色铁青，将打架的孩子找来，狠狠地痛骂一顿或者痛打一顿，然后是愁闷得连饭也吃不下，两眼发呆，悄悄地掉下泪水。待气稍平一点，这才把吓得大气也不敢出的孩子们叫到跟前，苦苦进行教训。反复说明相打相骂的不当，互谅互让的好处，往往一口气讲三四个钟头，孩子们的腿站麻木了，话也听腻了，把母亲的话也能背诵出来了，并保证以后再不做此不当之事了后，母亲才善罢甘休。事情过后，母亲似乎觉得自己过分严厉，为了表示她打骂孩子的歉意，她会恢复事前的慈祥态度，拿出孙中山先生一仙逝，野心家们以各种不同的心情纷纷显身，真可谓有人欢喜有人忧啊！图为：蒋介石等人出现在孙中山追悼会上。东西要孩子们吃，或者带他们出去玩，另外，还会讲一些优美的故事，当孩子们沉浸于故事中的生动情节时，一场风波归于平静。
小孩是最容易忘事的，假如以后孩子们忘记了妈妈的训导，又发生相打相骂等类似的事情，母亲便再也不讲那些道理了，只是用严峻的眼光看着犯了错误的孩子，要他们讲述自己的过失及上次所受的教育，这种办法比打骂还有作用。据陈果夫回忆：我们犯了过失，“经过第二次自己的回忆，或者看看母亲的脸，就不再犯了，渐渐地，也能够自治了”。
何夫人不许小孩到外面用钱买东西，她说，小孩子“长大了自会用钱的，小的时候，不可弄惯，要吃东西要用东西有大人管，不用小孩子自办”。有一次，8岁的陈果夫拿了十个铜钱去买黄连头，被母亲发现了，母亲二话没说，将陈果夫按在床上，掀开屁股，便是一阵猛打，自那以后，陈果夫再也不敢自己拿钱买东西了。在这种严厉家教下，陈氏兄弟到10岁时也不会买东西，不是不懂，而是没有经验，不敢去尝试。
何夫人还有个特点，就是对自己的孩子从来不当面夸奖，也不在别人面前称道他们的好处，只是每天不知疲倦地重复地唠叨一些要他们学好的话，好像这些孩子永远是那么调皮，永远也不能达到她的要求似的。
何夫人要求孩子们养成良好习惯，要谨慎细致，注重小节。据陈立夫回忆，一次，有件东西掉在地上，他路过时并没有马上捡起来，母亲急忙过来，把东西捡起，并责备陈立夫说：“你的眼睛在哪里，怎么见到不应该在地上的东西不把它拾起来，以后不能这样。”还有一次，扫帚倒地，陈立夫没有即时扶起来，母亲十分生气，责备他为什么视而不见。从家有来客应让座倒茶，到剪刀用完应放回原处的唠叨；从坐有坐相、立有立相的规矩，到餐桌上不许有剩饭的絮语，天长日久，积少成多，对二陈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母亲认为，人应该随时留意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对任何事物不应任意放过。母亲的教育，使得二陈兄弟后来养成了谨慎待物，处事细致，注意小节的好作风。
对于孩子们的吃、穿，何夫人要求更加严格。按当时陈家的经济条件，虽说家道不如以前，但在湖州城里仍是望族，中国有句俗语：瘦死的骆驼比马壮，陈家虽然在衰落，但比起一般人家来说，仍然殷实得多，小孩们吃好一点，穿好一点，完全能办到。但何夫人却不让孩子们吃得太好，穿得太漂亮，她认为这样对孩子们没有好处，从小吃好穿好，不知稼穑之苦，将来长大了是不会有吃苦耐劳精神的。她要求孩子们穿得整整洁洁，干干净净，讲礼貌，习劳苦。她最不喜欢孩子们身上弄得污秽，她每天都十分细致地对孩子们的衣服一一进行检查，如有脏的地方，是要挨巴掌的。在母亲的严格要求下，陈果夫与陈立夫在小的时候，都有个良好的习惯，凡是恶浊的地方都不去，有时即使被小朋友拉了去玩，也只是站在旁边看，而不参加进去。有时惹得小朋友们噘起小嘴生气，他们也不敢上前，因为一想到母亲那张严峻的脸，想到母亲要打、要骂、要严厉责备，他们纵使内心想玩一下，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不曾想在金融上投机，在政治上投机的陈果夫，为江苏的建设倒做出了贡献。何夫人虽然是个不通文墨的女子，却也颇懂得因材施教。陈果夫生性好静，根据这个性格特点，在他长到六七岁时，母亲便常常教他做手工，以此来发展他的智力，在母亲耐心教授下，陈果夫小时竟学会了绣一手好花。有一次，他外公到家里来，陈果夫将自己做的绣花油褡给外公看，外公看到油褡上绣的花绚丽多彩、栩栩如生，十分惊奇，内心不免有些疑惑，不相信自己七岁的孙子竟能女红，而且手艺如此娴熟，便要当面考他一下，陈果夫当着外公的面飞针走线，顷刻之间便绣出了一朵花，外公这才相信，一时十分欢喜，竟破例地当着他母亲的面夸奖了他。
而陈立夫却不同，他生性机灵，而且好动，因此，他母亲便不像对果夫那样，要求学习女红，而准许他出去与其他孩子一起玩，去见识外面的世界。
何夫人教育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实实在在，要他们堂堂正正做一个人，而从来不用所谓的“名”、“利”等来刺激他们，而且也并没有奢望她的孩子将来成为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她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为一个很普通的但对社会有益的人。可以说，二陈兄弟的母亲是一个典型的旧式中国妇女，中国母亲的形象。
何夫人虽没念过书，但却很能识大体，也懂很多道理，讲起来可以滔滔不绝，她讲不出一套一套理论，但朴素的话语中却能蕴藏一些深奥的哲理。她虽是个旧式妇女，但对外边的政治、形势很感兴趣。陈果夫的二叔陈其美有时从外边回来，也极喜欢和这位嫂嫂谈论国家大事，谈论反清、谈论排满、谈论革命，而这位嫂嫂常在谈论中发表一些独到的见解，有时竟令陈其美也由衷地佩服，感到嫂嫂不同凡响。陈其美后来回忆说：“我回到家里，只有嫂嫂可以和我谈革命，谈排满，其他的人都不能相谈。”
何夫人太爱自己的孩子了，她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孩子们身上，她希望孩子们能正常成长，不希望有任何不好的东西来打扰他们、影响他们。按当时湖州风俗，孩子很小的时候便要对上亲家，但何夫人认为这种习俗不好，会影响孩子的正常成长，因此，二陈兄弟在几岁时，虽有很多人上门提亲，何夫人均予拒绝。她说：“孩子们年纪太小，大家不知以后怎样，长大了再说罢。”这在当时的湖州，确属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它使幼年的二陈能健康地成长，也对他们今后的生活道路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陈果夫总是梦想有朝一日还能进入国民党中央，在那片天地里一展拳脚，可蒋介石却在处处压制着他。陈果夫的壮大，便是对蒋介石的威胁。尽管亲戚朋友恭维陈家，说这兄弟俩相貌清秀，将来定成大业，就连常存革命之慨的陈其美也夸奖说：“果夫，吾家之龙也。”但何夫人却从来没有企望二陈将来会成为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她只希望自己的儿女成为能够自主的普通人，成为对社会有用、为社会欢迎的正直的人，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妇女的心愿，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母亲的心愿。
陈果夫与陈立夫的幼年，正是在这位严厉的母亲的严格教育下度过的。母亲给他们以良好的教育和母性的爱护，给他们以启蒙的知识和生活的能力，当然，有些教育的不当也给他们留下了不良的后果，但总的来说，母亲给予他们的教育本质方面、主流方面是好的，因而陈果夫与陈立夫彼此都感到：“我们的母亲是非常慈爱的，始终怀着依恋和感激的情绪，而在这依恋感激的成分中间，我们更抱着一种敬畏的心理。”陈果夫曾追怀说：“我母亲的胆量魄力见识都有过人之处，她的意志非常坚强，什么人不能动摇她的，她教训我们从来不像别人用名利来教，她只要我们做一个‘人’。”
1911年，二陈的母亲怀孕在身，正月里的一天，她走过黑街巷，正好一位亲戚也路过这儿，因为光线很暗，看不清面孔，以为是二陈的祖母，便扑通下跪，给她拜年。何夫人吓得惊叫一声，掉头疾跑回家，因身体虚弱，又受了惊吓，回来后便一病不起。虽请名医诊治，也不见效，病情愈加严重。在病重之时，她特别想念自己的孩子，总是要顺夫、敬夫、立夫站在她的床前，久久地望着他们，并常念及远在外地读书的陈果夫，希望能与陈果夫见上一面。
此时，陈果夫正在杭州读陆军小学，据他回忆：“2月25日晚，余忽不能成寐，念母病已重，当告假回湖一视，翌日遂乘舟赴湖，母病果十分沉重，而家人对余之回家，各以为必有人通知，母意父当有函催归，而父以为必另有人催余速归者。事实上关于母病不好消息，固未尝有人来函告余也。”可见陈果夫对母亲感情之深。
何夫人望着兄妹四人，态度十分安详。她知道自己的病是不会好了，惟一难舍的是儿女，他们还小，还需要母爱，这种爱是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但她不愿增加儿女的痛苦，又觉儿女们都很懂事，她能够放心了。
面对全家亲人，何夫人内心难割难舍，她凝望每一个人，十分平静地说：“我恐怕活不下去了，我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两个女儿，我死后就没有人能照顾她们了，她俩须得自爱自立；对于果夫、立夫，倒没什么可挂念的，因为他们对人对事都将会应付和处理得很好，我很放心，相信他们不会出差错的。”
母亲的话，敲打着二陈兄弟的心，他俩默默立下誓愿，将来照顾好姐妹，应付和处理好自己的事，走好自己人生的路，让母亲放心。
2月27日晚，何夫人病情转危，再加难产，不到10分钟便咽气逝世了。这一年，陈果夫20岁，陈立夫才12岁，对于母亲的死，他们悲痛万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给了他们，而他们却不能报答于万一，他们只是在心中永远地、深深地刻下母亲的形象。陈立夫到了90岁以后还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母亲在产后临终前所说的那一番话。”陈果夫也在《我的母亲》一文中说道：“她的一切萦绕在我的脑际，并不因为时间久远，而稍有淡漠。”
母亲逝世后不久，父亲陈其业又娶继室黄氏，黄夫人又生了两男一女，两男一名祖蒸，字民夫；一名祖烈，名衍夫。一女名祖思，字赞夫。其中，陈祖烈后来成为全国知名的篮球健将。这样，陈果夫、陈立夫，加上顺夫、敬夫、同父异母的民夫、衍夫、赞夫，共见弟姊妹七个。
私塾里学知识
人生识字忧患始，虽然忧患不是好事，但人们还是要认字、要学文化。陈氏兄弟的父亲陈其业是前清秀才，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了，虽然此时，陈其业已厌恶走读书进仕的道路，但他毕竟是在封建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一方面，他对清王朝的黑暗、封建制度的腐朽十分痛恨与不满；但另一方面，对传统的封建文化却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他始终认为孔孟思想永远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虽然半部论语并不可能治天下，但仍然是人们做人处事的指南针。陈其业也没企想自己的儿子将来能治国平天下，但他觉得齐家还是需要的，陈家一定要后继有人，因此字还是要识，孔孟的书也还是要读，他要陈果夫、陈立夫都好好念书，在儒家学说中去寻找深刻的微言大意。
二陈兄弟的启蒙教育，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陈果夫说他最初识字是父亲教的，他回忆道：“父亲教识字的时候并不很凶，不过我不识得字的时候，见了父亲，非常害怕，因为父亲不用手打我，是用最响的声音从我耳朵里打动我的脑筋，所以每次遇到一个字不认识的当儿，经父亲括辣辣的一声，连其他已认识的字也会忘记了。”
父亲的教育方法简单，教字也没有什么计划，每天规定认八个到十个字，这些字都是父亲随意写的，要求会认会写。小时候的陈果夫似乎并不聪明，有时一天不能将所学字全部认会，有时甚至一个字认一天也认不会。一次，父亲教陈果夫认一个“沓”字，陈果夫认了好几天，还是不会，他父亲特别恼火，一气之下，将他鞋子脱去，赤脚挂在方凳上，反锁在房里。陈果夫吓得直哭，但不能获得父亲的谅解，到了傍晚，母亲做完事，打开房门，才将哭得声嘶泪尽的果夫领出来。对父亲的这种行为，母亲十分生气，她责怪道：“你这种教育不适当，你的声音愈响，他就愈怕，愈怕就愈不认识了。”父亲嘴上不说，内心也颇有些后悔，自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有采取这种关禁闭的办法进行惩罚了。陈果夫并不怨恨他父亲，他认为责任全在自己，是因为自己太蠢了，几天连一个字也认不会，才被罚的，所以罚之有理。
认字逐渐多了以后，陈果夫便开始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这一类书大都是由他大姑母教的，大姑母很喜欢陈果夫，也极愿教他读这一类书，“大姑母教这种有韵的书是很高兴的，因为她有时候自己也要摇摇摆摆读几首唐诗，唱几支小调来解气闷的”。因此，大姑母只要有时间，便要拉着陈果夫，有板有腔地教他读“人之初、性本善……”之类的东西。对读这些东西，陈果夫觉得比认字有趣，一句一顿，朗朗上口，而且又有韵味，慢慢就会背了。当然，陈果夫并不完全理解，只粗略知道“赵钱孙李”是姓氏，而“人之初……”只能模模糊糊晓得一点，至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等，则根本不知其意。只是认为，既然大人要读、要背，一定会有用处的，于是陈果夫也就跟着大姑母摇头晃脑地读这些玩意，用尽心机地背这些玩意，并在这咿咿呀呀的读书声中度着烂漫的童年时光。
儿童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上学念书，湖州儿童上学启蒙，俗称“开荒”，陈果夫是八岁才“开荒”的，“开荒”老师是个叫沈若臣的老先生。
“开荒”的那一天，仪式办的非常隆重。据陈果夫回忆：“外婆家办好了三牲、糕点、水果、香烛之类，预备我拜文昌；又买了许多书籍文具，用红纸包着送给我，同时，又有一套小小的礼服，命我穿着拜文昌，拜先生。我父亲和先生也穿了礼服。我拜了先生之后，先生命我坐在旁边，教我上第一课书。当时所用的课本是《书经》。我读《书经》中的‘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日，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民于变时雍。……’那几句，读熟了，然后我父亲恭恭敬敬地请先生吃酒席。接着亲族中，有送书籍文具的，亦有向我父亲母亲道喜的，整整忙了一天。第二天，父亲还领着我去谢先生。”
“开荒”后，陈果夫即正式入塾读书，第一个老师是西边隔壁的叔祖陈锡百先生，陈果夫管他叫五公公，这位五公公年事已高，老眼昏花，教了八九个学生以度残年，因此，对学生并不严加管教。开始，他教陈果夫唐诗，只是辨一下平上去入，并不讲解诗意，便要学生去死记硬背，当老师的应付了事，做学生的也落得轻松。后来，陈老先生要学生读《史鉴节要》、《天文歌诀》、《地理歌诀》等书，也不讲解文章大意，只是一味要学生背会。当学生读书的时候，先生在藤椅上昏昏欲睡，学生见有机可乘，便哄骗老师，刚开始背时，便高声报告：“先生，我背书了。”先生睡眼不开，蒙眬地答应一声：“嗯”，学生便呜里哇啦胡乱地背上几句，再高声报告：“先生，背完了！”先生又是一声“嗯”，马虎地点点头，然后放学生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