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去参加家庭聚会。见我跛着脚进屋，一位姨妈问：“埃利奥特怎么啦？”一位舅舅回答说：“他当自己是超人，从台阶上跳下来，以为自己能飞。”“埃利奥特……超人？”不知是谁发出的声音，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想辩解说自己并不想当超人，只想做神奇小队长，但没人听我说话。
社会比较理论
当没有客观的评价标准时，人们往往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衡量自己的观点和能力。社会比较又分为上行的社会比较和下行的社会比较。前者是指将自己与某种能力或特点比自己出色的人进行比较，后者即将自己与比自己差的人相比较。
贾森本来就是任何弟妹都难以企及的榜样，何况像我这样的笨孩子，更加没法跟他相提并论。上学时我比贾森低三个年级，当老师们得知我是贾森的弟弟，就立刻认定我和他一样优秀。其实我在小学和初中表现很好，但缺乏老师期待的那种明星气质。一年级时老师就发现我并没有贾森那么机敏、迷人、聪明和自信，按学校的行话说，我缺乏像他那样的“领导才能”，我能够读出老师脸上的失望。当然这不是贾森的错，我从未有意归咎于他。不过有时我也嫉妒他的魅力，想着自己要是没有哥哥就好了。但自小我就强烈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与别人无关。即便没有哥哥，自己身上的不足依然存在。光彩照人的贾森仿佛是笼罩在我头顶上的阴影，但我知道，就算移走了这片阴影，露头的也不过是个资质平平、腼腆无趣的小子。
撇开偶尔的嫉妒心理不谈，我爱贾森，并且敬重他。他也很爱我，处处关照我：给我示范篮球的运球动作，教我如何将橄榄球抛出一个完美的弧线；他还告诉我，过度手淫不会导致失明或者手掌上长毛（那时青春期男孩子普遍担忧这档子事）；他教我体会坐过山车的乐趣；教我打棒球时如何投球、接球和击球。
年幼时我和贾森常常一起去一个棒球场玩，那里到处是结块的土壤、卵石和杂草，比拥有齐整草坪和光滑地面的芬威公园棒球场差远了。在这样的球场上，如果对方猛击一个地滚球，你根本不晓得球会往哪里弹。因此，我总是将身体偏向球的左边或右边，这样不管球弹向哪里都不会击中我的脸。贾森却反对我这么做。他连续打地滚球给我，直到我克服恐惧，敢站到正对着球的位置上。儿时付出的心血在少年时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笨头笨脑的青葱岁月里，我唯一引以为傲的就是凭本事成为了一名棒球选手。
但最重要的是，我喜欢贾森为我指引方向，提出建议，帮我击退小混混。“等着吧，看我哥怎么收拾你，他会把你揍得屁滚尿流，大笨蛋！”每次有大孩子欺负我，我就这样对着他们狂叫，然后贾森就会把他们揍得半死。我们是这块穷人区唯一的犹太家庭，街坊邻居大多是信奉天主教的工薪阶层，他们特别仇视犹太人。事实上大多数邻里孩子对我们颇不友善，仿佛我和贾森就是耶稣受难的罪魁祸首。贾森高大强壮，他们不敢欺负。可我弱不禁风，首当其冲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我经常进退两难，不知是战还是逃，逞英雄就会被打得鼻青脸肿，想不挂彩就得当缩头乌龟，每次都是贾森保护我。我对他既感激又怨恨：有保镖的感觉很爽，可需要保镖保护又很丢脸。
从希伯来语学校步行回家的确需要保镖。学校坐落在小城另一头的小型犹太人区内。自从贾森13岁那年毕业后，我就得独自放学回家。秋冬季节步行回家时天色已晚，我只得选择僻静没人的小路往家走，远离人多的危险地段。尽管万分小心，我还是常常遭到埋伏，被人欺侮，偶尔还被一帮高呼反犹太口号的小子殴打。
记得一次遇袭后，我垂头丧气地坐在马路边，擦着流血的鼻子和破裂的嘴唇，心想我跟他们根本不认识，他们为什么如此痛恨我？他们是生来就憎恨犹太人，还是被父母和牧师洗过脑？我想知道，如果这些孩子多了解我一些，发现我是一位没有任何恶意的邻家男孩，他们会不会喜欢我一些？如果他们喜欢我，会不会减少对其他犹太人的恨意？我以为总被欺负的自己会变得更富有同情心，希望这段经历能促使我在其他小孩子受欺负时能挺身而出。挺身而出？见鬼，我才不干呢。我巴不得离其他受气包越远越好。所以我加入了小混混的行列，决定让那些高大威猛、凶残好斗的孩子相信，其实我与他们的关系更亲近。我并不想欺侮弱小的男生，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自己受欺。
从希伯来语学校毕业后，母亲提议我出去挣点钱贴补家用。她让我从贾森以前做过的事干起：到各个杂货店转转，问他们是否需要冷饮售货员。贾森曾在一家杂货店干了三年。我就这样亦步亦趋地跟随着贾森的脚步——进同一所学校，遇见同样的老师，尝试同样的工作。
“没有一家杂货店的窗户上挂着‘招聘员工’的牌子。”我反驳道。
“能干的人总能找到饭碗。”母亲很坚决，她要求我自己去店里询问是否有活可干。这对我无疑是一种折磨，但我还是照办了。我去了四家杂货店，通通吃了闭门羹。母亲得知后以嘲弄的腔调对我说：“是啊，我都猜得到你会怎么问人家：‘你们不需要冷饮售货员或其他员工，是吧？’”她这样说有些伤人，但并不离谱。
最后我总算在埃尔姆农场超市生产部找到了一份工作。我的工作是确保货架上随时都放满商品，给蔬菜喷水以便保持好卖相，以及把土豆和洋葱分装到4斤半的袋子里。我自认为干得很出色，不料几个月后就被解雇了。原因是我无所事事时不会佯装忙碌，而且装进袋子里的东西常常超重约2两。“这是在浪费公司的钱！”经理为此十分生气。就这样，14岁的我已尝到失败者的滋味。好年轻，但是好无能！
父子隔阂
我和父亲的交流并不多，属于父子间的活动也就那么几次。1946年他带我去过一次芬威公园，花了55美分坐在中心看台观看红袜队比赛。那还是球星泰德·威廉斯（tedwilliams）、鲍比·多尔（bobbydoerr）和多姆·迪马吉奥（domdimaggio）的时代。有一次父亲还教我开车，耐心之极令我惊讶万分。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17年，父子间仅有一次认真的交谈。那次他向我解释了自己失去店铺的原因，完全不同于母亲口中的版本。他从没向我讲述过他的童年、所受的教育、与兄弟姐妹的关系，以及自己的理想和对孩子的期许。
少年时代我的脑海中常浮现出这样的幻境：我和父亲一边散步，一边亲密、坦诚而深入地交谈着某些重要话题。背景往往是一派田园风光：有草地，有树林，都是现实中我们未曾涉足之地。年过半百后，这些幻境变成了我的噩梦，令我半夜惊醒，冷汗涔涔。我无法原谅自己在父亲生前跟他交流太少，对他了解太少。
我为什么从不打听父亲的人生经历？答案很简单，我认为父亲对我并不上心，我觉得自己总令他失望。“为什么你不能像某某一样？”他总是谈论某个孩子打三份工并兼职送报，还从不落下一堂小提琴课。“为什么你总是把精力浪费在棒球和篮球上？”那时的犹太父母都认为，无益于学业又没有金钱回报的活动通通是浪费时间。好孩子都应该努力工作，为家里挣钱；努力学习，成为尖子生；努力练琴，成为亚莎·海菲兹。
从更深一层来看，我不跟父亲交流是因为对他心存畏惧，害怕面对那张随时会勃然大怒的阴郁冷脸。他怒气冲天的样子比任何人都可怕。多年以后，当看到演员李·科布（leebb）在电影《十二怒汉》（itwelveangrymen/i）中双拳紧握、怒火中烧的模样时，我惊呼：“天哪——跟我父亲一模一样！”虽然父亲并没打过我，但他经常向我挥拳头，那架势仿佛拳头立马就要落下来。我犯一点小错他都会暴怒不已，用意第绪语吼道：“我要把你揍得满地找牙！”他是家里专门唱黑脸的。
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我在外面打棒球。正玩得起劲，忽然发现上课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于是我决定继续打球，然后跟小伙伴们玩到放学时间再回家。不幸的是，学校打电话到家里问我在哪里，事情败露了。父亲放下电话便大怒，一拳砸在桌子上。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还嫌我们不够心烦吗？”
“但是爸爸，其他孩子都……”
“我才不管其他孩子。你是你，他们是他们。再说他们怎么样关我屁事。再有下次，小心我揭了你的皮！”
从父亲的失望和愤怒中，我思忖他并不看重我，我甚至没法确定他是否爱我。
不久以后，也就是我15岁那年的一天夜晚，我出现了脑震荡的症状。当天的一场篮球比赛中，我抢篮板球时被对方一位球员的胳膊打中头顶——那是他的秘密武器。我昏迷了足足有半分钟，清醒后在长凳上坐了约五分钟，感觉好一些了，于是又上场继续打比赛。半夜我被自己的呻吟声惊醒，感到头疼欲裂。睡在同一间屋的哥哥急忙去叫醒父母。当我想告诉他们事情的原委时，却发现自己口齿不清。我脑子很清醒，但口中发出的却是毫无意义的声音，像是从别人嘴里说出来的，很怪异。但我并不害怕，因为自己脑子并不糊涂。可父母脸上痛苦而恐惧的表情吓坏我了。
父亲转向母亲，用悲痛的语调说道：“我们失去儿子了。”
为了平复他们的恐惧，我凝神静气，使出吃奶的劲儿叫道：“无无无无无无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我想告诉他们“我没事”。没有比这更让人安心的了。好在几小时后，失语症状慢慢消失了。我将事情的原委讲给他们听，立刻被他们数落：“被球砸昏了还继续比赛，你怎么这么蠢？”多年后，每每回忆起童年时代，思量着父亲是否爱我时，记忆中他悲痛的声音“我们失去儿子了”就会在脑海中清晰地重现，总会令我安心。然而若要如此费力才能找出父亲爱我关心我的证据，恰恰充分说明我对自己在家里的地位感到不安。
1949年我上高一时，父亲被诊断患了侵袭性白血病。有一天他突然说，自己日渐消瘦，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想去看医生，三个月后他就去世了。父亲只活到47岁。在死亡临近的日子里，我越发渴望跟他交谈，从他那里学到人生经验和教训。好多事情我都想知道，尤其想听听父亲自己的故事——他的个人历史。
然而，虽然知道父亲不久于人世，我仍未能跟他好好说说话。我不知道该如何向他提问，怕他不耐烦或生气。以前父亲总是为生计担忧，如今又在为死亡将至担忧，其实他根本无暇顾及聊天时冲我发火这档子事。可我当时却没想明白这些道理，虽然满肚子问题，却依然被动地坐在那里，找出各种借口阻止自己向父亲发问。我对自己说：父亲身体健康时，我都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向他问东问西，现在他病了，我怎么可能去打探他的想法和心愿呢？
每天晚上我开车送母亲去探视父亲，跟着母亲走进病房，向父亲问好，然后就无话可说了。因为感觉有些尴尬，也为了给他们独处的时间，我总是移步到窗口，待在那儿观赏外面的风景。临终前的某天晚上，父亲意识到自己的病情无法好转，便对母亲敞开了心扉。当时他并未在意我也在场。父亲向母亲表示抱歉，自己走得太早，丢下了一个既无银行存款又无经济来源的家，尤其抱歉让孩子们生活得如此拮据。父亲并不特别担心“宝宝”，也就是11岁的女儿葆拉，认为她总能找到可靠的丈夫。他当然也不担心“大儿子”，已经上大学的贾森被父亲称为“一个能干的人”。可是他对母亲说，他很担心“小儿子”，认为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和督促，我不会有大出息。父亲的言辞刺痛了我，但当时我对这样的评价并无异议。
10年后，朋友们为我举办了一场欢送会。那时的我婚姻美满，刚刚拿到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准备启程赴哈佛大学担任助理教授。那天我喝多了，醉醺醺地走到门外。美丽的夜晚星光璀璨，我仰望星空泣不成声。我告诉父亲，他可以安息了，儿子今天的成就远远超乎他的想象。这番举动颇为奇怪，可见我当时肯定醉得厉害。平素我不信来世，更别说和死者交流。但我渴望让父亲知道，他的“小儿子”总算走上了一条有可能通往成功之巅的道路。
哲学家萨特说过，从我们脱离母亲子宫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命中注定”要追求自由。要不是自由那般沉重，我们不惜为了它在苦难和失去中付出代价，他又怎会用“命中注定”这个词呢？恰恰是因为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并不是自由之身。人们通常要等到步入中年后父亲已经去世了才能享受到无拘无束的滋味。然而17岁时，我的自由就降临了。失去父亲固然悲伤无望，但不用面对父亲的厌恶、失望和怒意，令我霎时感到解脱。然而这种不期而遇的轻松感又激发出强烈的罪恶感和困惑感——父亲去世我不该感觉解脱了。多年以后我慢慢理解了那些复杂的心绪，心底的阴影总算消散了。
然而长大成人后，我总是遗憾未能对父亲有更多的了解。有时我在想，如果他活到耄耋之年，看到不长进的儿子总算有所成就，是否最终会以我为傲，跟我说他的心里话，讲述他的人生故事呢？但也许正是因为父亲的死令我得以解脱，最终才得以成为他认定我无法企及的人。
埃德·沙利文（edsullivan）：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因主持《埃德·沙利文秀》而闻名。——译者注
诺曼·洛克威尔（normanrockwell）：20世纪美国著名画家、插画家。——译者注
亚莎·海菲兹（jaschaheifetz）：20世纪杰出的小提琴家，美籍犹太人。——译者注
意第绪语：由古犹太人的希伯来语与德语混合后形成的一种犹太语言。——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