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第安韦尔斯，我进入了决赛，并与皮特狭路相逢。我战胜了他。比赛后，在更衣室里，他说他要与他约会的那个女演员布丽姬特·威尔逊结婚了。
“我仍然对演员心存畏惧。”
他笑了，但我却不是在开玩笑。
他说他和她是在电影《泼辣新娘》（lovestinks）的片场相识的。
我笑了，但他不是在开玩笑。
有很多话，我想对皮特说，关于婚姻，关于女演员，但我不能，我们之间不是那种关系。有很多问题，我想要问他。我想问他：他为何能够如此专注？对网球投入如此之多，而无暇顾及生活中的其他很多方面，他是否感到遗憾？不同的个性以及彼此之间持续的竞争使我们无法更加亲密。我意识到尽管我们对彼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准友谊”，但我们仍然是陌生人，而且可能永远都会如此。我希望他万事如意，而且我是认真的。依我来看，能够找到合适的女人并与其厮守一生确是真正的幸福。我曾经耗费了很多时间拼凑我所谓的团队，但现在我唯一想的就是成为施特芬妮团队的一个受到珍视的成员。我希望他对他的未婚妻有着相同的感觉，我希望他像在意自己在网球历史中的地位那样在意自己在她心中的地位。我希望我能够对他说这些话。
在比赛结束一个小时后，施特芬妮和我教授了一堂网球课。在一场慈善拍卖会上，韦恩·格雷茨基拍得了我们的授课时间，他想让我们教一教他的孩子们。我们和这几个孩子相处得很愉快。天色渐黑，我们便开车返回了拉斯维加斯。一路上，我开得很慢，我和她一直谈论着那几个孩子是多么地可爱。我不时回忆起科斯特纳家的那些孩子们。
施特芬妮眯着眼睛看着窗外，然后把目光转向了我。她说：“我想我这个月还没来。”
“来什么？”
“月经没有来。”
“噢，你意思是……噢！”
我们在一个药店停了下来，买下了药架上所有种类的验孕棒，然后躲在bel-air酒店里。施特芬妮走进盥洗室，而当她出来，脸上的表情则变得难以捉摸。她举起验孕棒。
蓝色的。
“蓝色意味着什么？”
“我想这意味着……你知道的。”
“一个男孩？”
“我想这意味着我怀孕了。”
她又验了一次，然后又验了一次，每次都是蓝的。
那是我们都想要的结果，她非常高兴，但也有些害怕。如此多的改变。她的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只能再在一起待上几个小时，随后我要赶一趟飞往迈阿密的夜间航班，而她则要飞回德国。我们去matsuhisa吃了晚餐。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就是在这家餐厅我和波姬彻底决裂了——就像网球一样，你遭遇了最惨烈的失败的球场也可以成为你收获最甜蜜的胜利之地。
在我们吃完、哭完和庆祝完之后，我说：“我想我们应该结婚。”
她睁大了眼睛。“我也这么想。”
我们决定我们的婚礼将不会有喧嚷嬉闹，不会有教堂，不会有蛋糕，不会有礼服。我们会在网球赛季两项赛事之间的一个空闲日子完成此事。
我坐在那里，接受亲切的电视主持人查利·罗斯长达一个小时的采访。在采访期间，我满口都是谎言。
我不是故意要撒谎的，但罗斯问的每一个问题似乎都有一个不言而喻的答案，一个他乐于并渴望听到的答案。
“你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网球吗？”
“是的。”
“你热爱这项运动。”
“我愿抱着网球拍睡觉。”
“当你现在回顾你父亲为你所做的一切时，你是否会说我很庆幸，正是由于他对我进行了那些早期训练，我才如此坚强？”
“能够在网球赛场上拼搏，我当然很高兴。我很庆幸我父亲引导我走上了网球之路。”
当我说这些话时，我仿佛被催眠了，或者说被洗脑了。但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以前也说过相同的话，在新闻发布会上，在接受采访时，在鸡尾酒会上的闲聊中，我无数次说过这样的话。
这些谎言，是否连我自己都有些相信了？这些谎言，在经过毫厘不差的不断重复后，是否已经听起来像真话一样了？
但是这一次，这些谎言听起来以及感觉起来却很不同。它们悬浮在空气中，有着苦涩的余味。当采访结束时，我感到一阵莫名的不安——还未达到罪恶感那种程度，应该是遗憾，一种错失机会的感觉。我思忖着如果我对他、也对自己坦诚相待，事情又会怎样，罗斯会做些或说些什么，我们在那一小时中得到的乐趣又可能会多多少？
这种不安感伴随了我好几天。当采访开始在电视上播放时，不安感变得更为强烈了。我暗暗发誓，总有一天我会直视一位地位、名望和罗斯相仿的主持人的眼睛，并对他说出完全未加粉饰的真话。
在2001年的法网公开赛期间，我的包厢里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人——施特芬妮怀孕已经四个月了。而我那未出世的孩子使我的脚步轻盈得如十几岁的少年。在第四轮中，我与斯奎拉里对决。我们之间的“故事”可谓说来话长。当我们走上球场时，我觉得我们之间的“缘分”似乎比法英之间的历史渊源还要深厚。斯奎拉里的出现直接把我的思绪带回了1999年的法网——我职业生涯中最艰苦的比赛之一。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如果两年前的那天他击败了我，我不知道我是否还会出现在这里，我不知道施特芬妮是否会在这里——因此我们未出世的孩子也不会在这里。
在这些想法的鼓舞下，我志在必得。随着比赛的推进，我的精力越来越充沛，注意力越来越集中。我全神贯注，完全不被外物所扰。一位不守规矩的球迷冲我喊了一些污秽的话，我只是一笑了之；我重重地摔了一跤，扭伤并擦破了膝盖，我只是耸耸肩，对此毫不介怀——什么都阻止不了我，更不用说斯奎拉里了。渐渐地，我甚至将他也抛至脑后了，我感觉自己仿佛独自一人身处此地——这种感觉比以往都要强烈。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我的对手是来自法国的塞巴斯蒂安·格罗斯让。我以6:1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第一盘。然后格罗斯让似乎挖掘到了一座隐秘的必胜信念的宝库。现在我们的自信旗鼓相当，但是他的击球却略胜一筹。他破发成功，以2:0领先。然后他再度破发成功，就像我赢得第一盘那样轻松地赢得了第二盘。
在第三盘一开始他就破发成功，他放出一记漂亮的高球，从而赢得了这一局。然后他保住了他的发球局，并再次破了我的发球局。我完蛋了。
在第四盘中，我本来有机会破他的发球局，但我未能成功利用。我打出了一记无力的、与我的水平不相称的反手球。当我看着它朝边线飞去时，我知道我没有机会了。现在是他的发球制胜局。我紧紧地握住球拍，然后我正手击球落网。现在是赛点，他最后以一记ace球斩杀了我。
赛后，记者问我是否是因为比尔·克林顿总统的到来而无法集中精力。我听过也给出过各种各样的理由，为比赛的失利作辩解，但我绝对不会想出这样蹩脚的理由。“我不知道克林顿要来这里，”我对他们说，“我心里想着其他事，另一位看不见的观众。”
我以训练的名义把施特芬妮带到了吉尔的健身房。她面露喜色，因为她知道我们来的真实意图。
吉尔问施特芬妮感觉好不好，要不要喝些什么，要不要坐下来。他把她领到了一个训练区，她跨上了一架女鞍。她审视着吉尔沿着一面墙建造的那个架子，上面摆放着我在各项大满贯赛事中获得的奖杯，其中包括我在《老友记》后的狂怒中摔碎的那些奖杯的替换品。
我随意拨弄着一根绷紧的细绳，然后说：“那么……呃……吉尔，听着，我们已经为我们的儿子起好名字了。”
“呀，是什么？”
“杰登。”
“我喜欢那个名字，”吉尔笑着说，并且不断地点头，“我觉得很好，我喜欢。”
“而且——我们认为我们也想好了一个极好的中名。”
“是什么？”
“吉尔。”
他盯着我。
“嗯，就是杰登·吉尔·阿加西。如果他长大后能有一半像你，他就会取得显著的成功。如果我为他付出的有你为我所付出的一半，我就会超越自己的标准。”
此时，施特芬妮已经哭出了声，我的眼睛里也充满了泪水。吉尔站在一台腿部伸展机前，离我大概有10英尺远。他耳朵上夹着他的招牌铅笔，眼镜滑落到了鼻尖，手中拿着打开的达·芬奇笔记本。他三步就冲到了我的面前，然后一把抱住了我。我感觉到我的脸颊触到了他的项链。圣父，圣子，圣灵。
2001年的温网半决赛，我马上就要击败拉夫特了。第五盘，我的发球局，距离胜利只有两分之遥。我打出一记有些迟疑不决的正手球，球落网了。然后我失掉了一记容易的反手球，从而丢掉了下一分。然后他破发成功。现在变成了他认为他即将击败我了。
我喊道：“他妈的。”
一名女司线员立即将此事报告给了裁判。
我因此受到了警告。
现在我脑袋里想的全都是这位爱管闲事的女司线员。我以6:8输掉了这一盘，也就输掉了整场比赛。我感到有些失望，但同时也觉得这并不重要。
除了施特芬妮的健康和我们正在形成的家庭外，我的思绪从未远离过我的学校。它将在这年秋天正式落成，届时将有200名学生在这里读3－5年级。我们已计划迅速地实现学校的扩建，使其能够接收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学生。两年后，我们将建好我们的初中。再过两年，高中。
我喜欢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设计，但我尤其为我们为实现理想而心甘情愿地投入金钱这一点感到骄傲。大量的金钱。当佩里和我得知内华达州在教育上的投入几乎比其他任何州都要少时，我们感到颇为震惊。内华达州投在每个学生身上的钱只有6800美元，而美国平均水平则为8600美元，所以我们发誓要在我们的学校消除这种投入上的差距，而且远远不只如此。通过从政府和私人捐赠者那里筹得资金，我们将在孩子身上进行大笔投资，从而证明对教育进行投资就像对其他任何事情投资一样，你付出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
我们也要使我们的孩子每天在学校里待上更长的时间——8个小时，而不是内华达规定的6个小时。如果别人问我这么多年来我获得的最重要的一点经验是什么，那就是时间加练习等于成就。除此之外，我们坚持孩子的父母要积极地参与到学校的活动中来。我们要求每个孩子的至少一名家长每个月要花12个小时在教室里担当志愿学生助手，或在学校组织的旅行中担任志愿指导员。我们想让家长有一种身为股东的感觉，想让他们在帮助他们的孩子进入大学这件事上承担起充分的义务和责任。
很多天，当我感到疲乏或情绪低落时，我就会开车到社区，看看正在建设中的学校。在我所有的矛盾中，这是最令人惊异，也是最有趣的——一个鄙视并恐惧学校的男孩竟然变成了一个被他自己在建中的学校所鼓舞并重获动力的男人。
但在学校正式落成那天，我却不能出现在那里，因为我要参加美国网球公开赛。我是在为学校而赛，所以我会发挥出我的最佳水平。我在前四轮过关斩将，然后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与皮特狭路相逢。从我们走出地下通道那一刻起，我们就知道这将是我们最为激烈的一场战斗。我们就是知道。这是我们之间的第32次交手，他以17胜14负略胜一筹。我们的脸上都带着那种凝重的大赛表情。就在此地，就在此刻，这场比赛将决定我与他之间的竞争。胜者为王。
皮特如今应该是半速前进了，他已经连续14个月未在大满贯赛事中夺冠了。他逡巡不前，而且公开地谈论着退役的话题。但此刻那些都变得无足轻重了，因为他的对手是我。我以7:6赢得了第一盘，所以我现在自认为胜算又大了一些。在这项赛事中，我赢得首盘后的总战绩为49胜仅1负。
某人请告诉皮特这一数据吧。他以7:6赢得了第二盘。
第三盘也不得不在抢七局中决出胜负。我犯了几个愚蠢的错误。疲劳。他赢了第三盘。
在第四盘中，我们上演了几次堪称壮观的多拍回合，然后又不得不在抢七局中一决高下。此时，我们已经对打了3个小时，但双方都没有破发成功过。时间已过午夜，2.3万名球迷都站了起来。他们不想让我们开始第四个抢七局。通过重重地跺脚和热烈地鼓掌，他们正在表演着自己的抢七局。在我们继续拼杀之前，他们想对我们致以谢意。
我被感动了，我看到皮特也被感动了。但现在我不能考虑球迷，我只能让自己思考如何到达第五盘这一庇身之地，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能想。
皮特知道如果比赛进入第五盘，优势就会偏向我这一方。他知道他需要在这一局中打得无懈可击，这样才能阻止第五盘的战斗。而他确实这样做了。整晚几近完美的比赛在我的一记落网的正手球中落下了帷幕。
皮特发出了胜利的吼叫。
说实在的，我却觉得自己的心跳减缓了。我感觉并不糟糕。我试图感觉很糟糕，但我不能，我想这是否是因为我对在重大赛事中输给皮特已经习以为常了，或者我只是对我的事业和家庭感到心满意足了。无论是什么原因，我把手放在皮特的肩上并祝他一切顺利。尽管这样感觉不像是在道别，但这确实像对那场并不遥远的道别的一次预演。
2001年10月，在距离施特芬妮的预产期还有3天时，我们把我们的母亲和内华达的一位法官邀请到家中。
我非常喜欢看着施特芬妮和我的母亲——我生命中两个羞涩的女人——待在一起。施特芬妮总是会送给她一些新的拼图。我也很敬重施特芬妮的母亲海迪。施特芬妮和她长得很像，所以第一次见面，我就对海迪产生了好感。施特芬妮和我都穿着牛仔裤、赤着脚，我们来到庭院里，站在法官面前。至于戒指，我们则用施特芬妮在抽屉里找到的两团旧的酒椰叶丝带来代替，而曾经我正是用这种丝带为送给她的第一张生日卡做的装饰，直到后来我们才注意到这一巧合之处。
我父亲则坚称如果他没被邀请，他丝毫不会觉得受到了冷落。他不想被邀请。他最不愿做的事情就是参加婚礼，他不喜欢婚礼（在我第一次婚礼时，他中途就离开了）。只要我与施特芬妮结婚，他说，他不介意我何时、何地以及如何使她成为我的妻子。“她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子网球运动员，”他说，“我有什么不满意的？”
法官匆匆宣读完了冗长的法律条文，当施特芬妮和我正要说“我愿意”时，一队园艺师到达了此地。我跑到外面，请求他们先关掉割草机和清落叶机，5分钟之后再开，这样我们可以把婚结完。他们向我致以歉意。一个人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做出了噤声的动作。
“以法律赋予我的合法权利。”法官说。终于，总算，在两位母亲和三位园艺师的见证下，施特菲·格拉芙成了施特芬妮·阿加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