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赛事总监我将接受这笔奖金。这些话一出口，我就感觉到本来装满可能性的未来瞬间变得空空如也。我不知道那些可能性是什么，但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他把钞票递给了我。当我走出他办公室时，我感觉自己开始踏上一条很长很长的路，而这条路似乎通往一片幽深阴暗、暗藏杀机的森林。
我继续在波利泰尼学校生活和接受训练。尼克成了我的教练，有时是旅伴，尽管他觉得自己更像是我的参谋。而且，说实在的，像一个朋友。我们之间临时的休战状态已经令人惊讶地转变成了和谐的工作关系。尼克因我敢于直接挑战他而敬重我，而我因他信守了他的承诺而尊敬他，我们齐心协力朝共同的目标——征服网球世界——而努力。我不会期待从尼克那里获得太多攻防战术——我指望的只是他的合作，而非信息。另一方面，他则指望我不断地取胜，这种胜利总能成为头条新闻，从而可以大大提升他学校的名声。我并没有付薪水给他，因为我没有这个财力，但当我变成职业选手后，我会根据我赚到的钱分给他红利，这一点不言自明。依他看来，这就足够慷慨的了。
1986年初春，我打了一系列卫星赛，足迹几乎遍及整个佛罗里达——基西米、迈阿密、萨拉索塔、坦帕。之前的一年，我进行了艰苦的训练，心无旁骛，专注于网球，因此如今我表现得非常不错。在这一系列赛事的第五项赛事大师赛中，我大获成功。我进入了决赛，虽然最后我输了，但我有资格领取亚军球员奖金——一张面额1100美元的支票。
我想接受这份奖金，我渴望领取这份奖金，菲利和我当然需要这笔钱。不过，如果我拿了这笔钱，我将成为一个职业球员，永远，无法回头。
我给仍在拉斯维加斯的父亲打了电话，问他我应该怎么办。
父亲说：“你到底什么意思啊？去领那笔钱啊。”
“如果我把那张支票兑成了现金，爸爸，我就别无选择了。”
他表现得好像跟我有仇似的。
“你已经辍学了！你只上了8年的学，你还能有什么选择？你到底还想做什么？当医生吗？”
这些我都知道，但我就是讨厌他的表述方式。
我告诉赛事总监我将接受这笔奖金。这些话一出口，我就感觉到本来装满可能性的未来瞬间变得空空如也。我不知道那些可能性是什么，但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他把钞票递给了我。当我走出他办公室时，我感觉自己开始踏上一条很长很长的路，而这条路似乎通往一片幽深阴暗、暗藏杀机的森林。
那一天是1986年4月29日，我16岁的生日。
由于一时无法接受这一点，一整天我都在告诉我自己：你现在是一名职业网球运动员了，那就是你将要干的事，那就是你将成为的人。但无论我告诉自己多少次，我始终都觉得不对劲。
随后，父亲派菲利来专职陪伴我，这倒是选择成为一名职业球员的决定带来的一个明确的好处。他帮我处理一些琐碎的事情——作为一名职业球员所需要应付的无穷无尽的细节安排和准备工作，从租车、预订酒店房间到为球拍穿线。
父亲说“你需要他”，但是我们三个全都知道，菲利和我彼此需要。在我成为职业球员的第二天，菲利接到了一个耐克公司的电话，他们想和我见面谈谈关于品牌代言的事情。菲利和我在纽波特比奇的一家名为rustypelican的餐厅里同耐克的那个人见了面，他的名字叫伊恩·汉密尔顿。
我称他为汉密尔顿先生，但他说叫他伊恩就可以了。他的微笑如此自然和真诚，我立即就对他产生了信任感。不过，菲利却仍然心存疑虑，保持着警惕。
“小伙子们，”伊恩说，“我相信安德烈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谢谢。”
“我很希望耐克成为那个未来的一部分，在那个未来中成为你的一个合伙人。”
“谢谢。”
“我们很愿意和你签订一份为期两年的合同。”
“谢谢。”
“在这段时间里，耐克会为你提供比赛所需的所有装备，并且付给你两万美元。”
“两年一共吗？”
“每年。”
“啊！”
菲利插话进来：“安德烈如果收了这些钱，需要做些什么呢？”
伊恩看起来有些困惑不解。“哦，”他说，“安德烈做他一直做的事情就行了。继续当好安德烈，并且穿耐克的东西。”
菲利和我，两个仍自认为很会虚张声势的拉斯维加斯的孩子面面相觑，但我们脸上那种不动声色的表情早已消失了，我们已经把它丢进了时时乐里。我们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事，而且也无法装出一副丝毫不为所动的样子，不过至少菲利还能镇定自若地对伊恩说我们需要离开一会儿，我们需要几分钟时间私下讨论他的建议。
我们飞速走到rustypelican的后面，然后用付费电话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爸爸，”我小声说道，“菲利和我跟耐克的一个人在一起，他出价两万美元。你觉得行吗？”
“要更多的钱！”
“真的吗？”
“更多的钱！更多的钱！”
他挂断了电话，菲利和我则开始排练我们将要对伊恩说的话。我扮演我，菲利扮演伊恩。男卫生间里不断有人进进出出，他们从我们身边经过，都以为我们在演小品。最后我们似乎漫不经心地重新回到了谈判桌前。菲利明确地提出了我们的条件：“更多的钱。”他看起来非常严肃。我不禁注意到，他看起来和父亲是那么相像。
“好吧，”伊恩说，“我想我们能搞定这一点。我第二年的最高预算是2.5万美元，如何？”
我和菲利同他握了手以示合作愉快，然后我们一同走出了rustypelican。待伊恩驱车离开后，我和菲利就高兴得跳了起来，还大声唱起《我们赚大钱了》那首歌。
“你相信刚才发生的事儿吗？”
“不，”菲利说，“说实话吗？不，我真的不敢相信。”
“我来开车回洛杉矶吧？”
“不行，你的手在抖，你会使我们直接冲向马路中央的。我们可不能那么干，兄弟，你可值两万块钱呢！”
“第二年两万五！”
在回菲利现在住的那个地方的路上，我们议程中的第一项就是我们要买什么车，它既要看起来很酷又得价格便宜，最主要的是要买一辆排气管不会喷出黑烟的车。在时时乐前停下时，不会冒烟，现在那将成为最大的奢侈。
我在纽约州的斯克内克塔迪参加了作为职业球员的首场赛事。整项赛事的总奖金是10万美元。我进入了决赛，但是最后却以2:6和3:6输给了拉梅什·克里希南。但是，我一点儿都不难过。克里希南很优秀，虽然他只排在40多位，但是他的实际水平要高于此；而我只是一个不知名的十几岁的小青年，在这项还算重大的赛事中打进了决赛。对我来说，这极为罕见——一场没有让我感到痛苦的失败。除了有些自豪外，我什么感觉也没有。事实上，我内心隐隐升腾起了一股希望，因为我知道我还可以打得更好，并且我知道克里希南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然后我到佛蒙特州的斯特拉顿山参加了我的第二项赛事，在那里我击败了蒂姆·马约特，他当时在世界排名第12位。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我的对手是约翰·麦肯罗，不过感觉就像是在与约翰·列侬对决。麦肯罗是一个传奇人物，我是在对他的关注和仰慕中长大的，尽管我经常为他的对手加油，因为他是我的偶像博格的头号劲敌。我非常想击败麦肯罗，但这是他短暂告别网坛后的首项赛事。他养精蓄锐，如今急切地想一展身手，而他暂别网坛之前排名世界第一。在即将上场之前，我不禁在想为什么像麦肯罗这样技艺如此精湛、造诣如此深厚的选手也需要休整？然后，他向我阐明了这一点。在比赛中，他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休息的价值。他轻松地战胜了我，两个6:3。尽管失败了，但在比赛中，我设法击出了一记强有力的直接得分球，即用正手成功地回击了他的一记发球，而且那记球从他身边呼啸而过，他毫无还击之力。在比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麦肯罗对记者们说：我同贝克尔、康纳斯以及伦德尔都对决过，但是从没有人能够如此强有力地回击我的发球——我甚至都没看见那个球。
这段话从一个像麦肯罗这样地位的选手口中说出，无疑是对我的高度认可，我也因此成为全国的新星。报纸争相报道我的事迹，球迷们写信给我，菲利突然间发现采访的请求已然使他应接不暇。在每一次巧妙地应付了一个采访后，菲利都会咯咯地傻笑。
“受欢迎真好。”他说。
与此同时，我的排名也像我的受欢迎程度一样迅速提升。
在1986年夏天快结束时，我第一次参加美网公开赛，当时我迫切地想要在赛场上与对手一决高下。但是当我从机窗里看到纽约的地平线时，我的那种渴望瞬间消失了。那的确是一幅很美的景象，但是对于一个成长于沙漠中的人来说，又太过于震撼了，以至于让人心生胆怯。如此多的人，如此多的梦想。
如此多的看法。
从高空降落到地面，在街道的层面上，纽约与其说是令人生畏的，不如说是令人焦躁的：难闻的气味、震耳欲聋的噪声——还有小费。在一个以小费为生的家庭中长大，我当然赞成给小费。但在纽约，小费的名目繁多，花样叠出，从机场到酒店的小费支出就多达100美元。我把小费塞到出租车司机、门卫、侍者、服务台人员的手中——我被榨干了。
而且，我一直在迟到。在纽约，我总是对从地点a到地点b所需的时间估计不足。那是比赛正式开始的前一天，我原定于下午两点钟练球。我出发时时间尚早，所以我认为我有充足的时间到达位于法拉盛草地公园的赛场。我上了酒店外的一辆包车。在车子艰难地驶过拥堵的市中心区、穿过了三个行政区到达目的地时，我已经严重迟到了。一个女人对我说，他们已经把球场安排给了其他球员。
我站在她面前，乞求她再给我安排一个训练的时间。
“你叫什么名字？”
我把证件给她看了看，然后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她的身后有一块黑板，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参赛选手的名字，她则一脸狐疑地在上面查寻可行人选。我不禁想到了g夫人。她的手指在左边那一栏上下移动着。
“好吧，”她说，“4点钟，8号球场。”
我瞥了一眼将和我共同训练的人的名字。
“真抱歉，我不能和那个人一起训练，我可能会在第二轮比赛中遭遇此人。”她一边在黑板上开始重新查找，一边叹着气，表现出一副非常不耐烦的样子，这使我不禁怀疑g夫人是不是有一个失散了很久的姐妹。至少我现在不再留着莫西干头，对于这个女人来说，那会使我显得更加无礼。不过从另一方面讲，我现在的发型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依然很是张扬。首先，我头发的一部分颇为蓬松，另一部分则很长，表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这就是所谓的胭脂鱼发型。另外，我的发根是黑色的，而发梢则被染成了白色。
“好吧，”她说，“17号球场，下午5点。但还有其他三个人也要练习，你得和他们共用一个场地。”
我对尼克说：“我感觉我在这里随时都有危险。”
“不会的，”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整个地方从远处看起来会好很多。
什么事情不是这样的呢？有时我们需要距离。
第一轮比赛中，我的对手是来自英国的杰瑞米·贝茨。我们在一处偏僻的外场比赛，远离人群，也没有受到媒体的关注。我很兴奋，也很骄傲，同时我也很害怕。我感觉它就像是这项赛事最终在星期天举行的决赛。我紧张得颤抖不已，甚至直想吐。
因为这是一项大满贯赛事，比赛的氛围与我所经历过的任何一场比赛都不同，更加狂热。比赛以一种扭曲的速度进行着，我对这种节奏十分陌生，加之又是个大风天，因此分数就像口香糖包装纸和灰尘一样从我身边不断溜走。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甚至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一场网球赛。贝茨的实力并不比我强，但他打得比我好，因为他知道这次比赛中他将会面临什么。四盘比赛后，他战胜了我，然后他抬头看了看包厢里的菲利和尼克，并做了一个用拳头捶臂弯处的动作——“去你妈的”的国际通用手势。显然贝茨和尼克有段过节儿。
我感到很沮丧，还有一点儿尴尬，但是我知道我对我的首次美网或纽约之行显然准备不足。我看到了自己现处的位置和需要达到的位置之间的差距，同时我对弥补这个差距也相当有信心——适度而非盲目的信心。
“你会表现得更好的，”菲利用一只胳膊搂着我说，“只是时间的问题。”
“谢谢，我知道。”
我确实知道，我真的知道，但我还是开始不断地输掉比赛。不只是输，而且输得很惨，输得很可怜，输得一塌糊涂。在孟菲斯，我在第一轮就被淘汰出局；在比斯坎湾，也是第一轮。
我说：“菲利，到底怎么回事？我在那里就像个傻子。我感觉自己只是个有蛮力但毫无技术可言的选手，一个业余球手。我真的不知所措了。”
最糟糕的一次是在费城的光谱球场（spectrum）。那原本不是一个专门的网球场，而是篮球场临时改造而成的，甚至连那个都算不上，或许称之为洞穴更为贴切。在昏暗的灯光下，两个毗邻的球场同时进行着两场比赛。我回球的同时，旁边球场的人也在回球。如果他发球时身体张得很开，而同时我也在发球，我们的头就有可能相撞。我的注意力本来就很容易被分散，更别说还要顾虑与其他选手相撞，况且我还不知道如何排除干扰。一盘打下来，我已经无法思考，除了我的心跳声什么都听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