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撕掉了创可贴。她看到了耳钉，然后猛地吸了一口气。
“阿加西先生，布雷登顿学校不允许戴耳饰。下次我再见到你的时候，我希望你耳朵上不再会有创可贴和耳钉。”
到第一学期期末为止，我几乎所有的科目都不及格，除了英语。我在文学尤其是诗歌方面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天赋，背诵名诗、创作诗歌，这对我来说都非常轻松。一次，老师要求我们写一首关于日常生活的诗，我自豪地把我的诗作放在了老师的讲桌上，她很喜欢，并在课堂上大声诵读。随后，其他一些孩子让我也替他们写几首诗，以完成这项作业。我在巴士上就迅速地完成了他们的作业，不成问题。下课后，老师把我单独留下，说我真的很有天赋。我开心地笑了。我想要发挥这种天赋去从事相关事业，这与尼克说我很有天赋迥然不同。和老师谈完后我想象着去做一些网球之外的事情——一些我自己选择的事情——将会如何。
然后，我开始上下一堂课——数学，之前的美梦在代数方程式的重重阴云中夭折了。我真不是当学者的料。数学老师的声音听起来像从几英里远的地方传过来的。下一堂法语课，更糟糕，我变得非常愚蠢。我转学西班牙语，在这里，我则变得极为愚蠢。实际上，我认为西班牙语可能会使我折寿，它无聊至极、混乱不堪，我最终可能会因此猝死在椅子上。有一天他们会发现我蜷缩在椅子里，魂归西天了。
渐渐地，上学对我来说不仅仅只是艰难而已，它已然对我造成了身体上的伤害。抢乘巴士的那种焦虑感，长达26分钟的路程，与g夫人和g博士不可避免的冲突，使我真的生病了。
我最恐惧的就是此刻，白天的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被视作失败者，一个学业上的失败者。这种恐惧如此强烈，以至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甚至都不那么厌恶波利泰尼学校了。我开始向往起那些训练，甚至那些压力巨大的比赛，因为至少我不用上学了。
感谢一项特别重大的网球赛事，我躲过了布雷登顿学校一次重要的历史考试。当然，即使参加，我肯定也不会及格，因此我当时非常庆幸，庆幸自己通过斩杀对手就躲过了一颗致命的子弹。但是当我返校上课后，老师竟然说我得进行补考。
不公平。我一个人灰溜溜地前往办公室参加补考。在路上，我躲进了一个黑暗的角落，准备了一份小抄，藏在了口袋里。
在办公室里，除了我还有一个学生——一个红头发的女孩，她那张胖嘟嘟的脸上满是汗水。
我走进办公室时，她眼睛眨都没眨一下。对于我的出现，她毫无反应——她似乎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了。我迅速地答完题，答案当然是从小抄纸条上抄来的。突然，我感到一双眼睛在盯着我。我抬起头，发现那个红发女孩已经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正盯着我。她合上了试卷，然后慢慢地走了出去。在她出去之后，我迅速地把纸条塞进了我内裤的裤裆处，然后又从我的笔记本上撕了一张纸，模仿一个女孩的笔迹写道：我觉得你很可爱，给我打电话！我把这张纸放在了我的前兜里，这时，g夫人冲了进来。
“把笔放下。”她说道。
“怎么了，g夫人？”
“你是在作弊吗？”
“作什么弊啊？这个吗？我如果作弊的话，也不会选这门考试，我可是把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记得滚瓜烂熟了。”
“把你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
我掏出了几枚硬币、一包口香糖以及一张来自那位我虚构出来的仰慕者的纸条。g夫人拿起纸条，然后低声读了出来。
我说：“我正在考虑该如何回复她呢，有什么建议吗？”
她瞪了我一眼，然后阴沉着脸走了出去。我通过了考试，并把它看作一场道德上的胜利。
我的英文老师是唯一为我辩护的人。她也是g夫人和g博士的女儿，因此她在父母面前极力为我辩护，说我的成绩虽然很不好，但其实我没有那么笨，我的一些表现就是有力的证明。她甚至还为我安排了一次iq测试，测试成绩证实了她的判断。
“安德烈，”她说，“你要发挥出你的实力，向g夫人证明你并不是她所想的那个样子。”
我想对她说我的实力已经发挥出来了，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已经尽我所能了。由于网球训练，我一直处于疲劳状态，而我也总是因比赛或者“挑战赛”的压力而分心。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挑战赛：每个月我们都要与实力排位排在我们前面的某个人打上一场比赛。当你设法使自己坚强起来以应付下午的一场五盘的鏖战，而对手又是来自奥兰多的一个小阿飞时，你该如何集中精力变化动词形式或解方程式，我真希望哪个老师能帮我解决这一疑问。
事实上，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不能。谈论对学校的恐惧——无数次坐在教室里，我不禁大汗淋漓、衣衫尽湿，我会觉得自己是个胆小鬼。我不能告诉她集中注意力对我来说是个大麻烦，我也无法向她表达我是多么惧怕回答问题，这种恐惧感有时会转化为肠里的气泡，而气泡又会逐渐膨胀，直到我不得不冲向卫生间。课间休息时，我经常将自己锁在厕所隔间里。
我还有社交焦虑症。我努力融入周围的生活，却常常徒劳无功。在布雷登顿学校，融入大家须以金钱为后盾。学校里的大多数孩子穿着都很时髦，而我只有三条牛仔裤、五件t恤、两双网球鞋以及一件灰白格子的棉质套头衫。上课时，我考虑的是每周我有多少天可以不穿我的这件运动衫，还要担心天气转暖时我该怎么办，而不是思考与学习有关的种种。
我的功课越糟，我就越叛逆。我喝酒、抽烟，我表现得像个蠢货。我隐约地意识到我的分数和我的叛逆行为之间的负相关性，但是我从不细想。我更喜欢尼克的理论，他说我之所以无法在学业上有所起色，是因为我对这个世界性欲过强。这可能是他对我唯一还算准确的评价（他总是把我形容成一个骄傲自大的人，渴望众人的瞩目。即使是我父亲对我的了解也比那更深）。我通常的行事方式确实与勃起过程相似——猛烈、不由自主而且无法遏制，因此我像接受我身体的其他变化一样接受了这一过程。
终于，我的成绩跌到了谷底，我的叛逆行为也达到了顶点。我走进布雷登顿购物中心的一个美发沙龙，要求发型师给我弄一个莫西干头，即剃光两侧，只留中间一道厚厚的鸡冠状的头发。
“你真要剃成那样吗，孩子？”
“我的‘鸡冠’要高一些、尖一些，然后再染成粉色。”
他来回移动着他的剪刀。8分钟后，他说：“全都弄好了。”说着，他还将我的椅子转了一圈。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戴耳饰的主意的确不错，但是这个主意更为绝妙。我真想马上就看到g夫人见我时的表情。
当我在购物中心外面等车回波利泰尼学校时，竟然没有一个人认出我。无论是与我打过球的孩子，还是睡在我旁边的孩子，他们的视线都直接跳过了我。对于路人来说，我这种疯狂的举动只不过是为了引人注目而已，但事实上，我是在演戏，内心深处的那个我，那个真正的我已被隐藏了起来，无处可寻。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圣诞节的时候，我飞回了家。飞机距离长街越来越近，在倾斜的右机翼的下方，赌场已依稀可见，它们宛若排列整齐的圣诞树，闪着忽明忽暗的光。这时，航班乘务员说：“我们暂时还没有接到允许降落的命令。”
一阵抱怨。
“我们知道你们都很渴望在赌场里大赌一把。”她说道，“所以我们想，在安全着陆之前小赌一把可能会使大家开心开心。”
欢呼声。
“现在，每个人都拿出一美元放进这个呕吐袋里，然后把你的座位号写在你们飞机票的票根上，放进另一个呕吐袋里。我们会从中抽出一张票根，票根的所有者将赢得这个呕吐袋里所有的钱。”
刚才讲话的那个乘务员负责收钱，另一个则负责收取票根。收完钱后，那个乘务员站在飞机的最前面，把手伸进了装票根的那个呕吐袋。
“现在大奖归——请来点击鼓声——9f!”
“我是9f！我赢了，我赢了！”我站起来挥手示意。乘客们都转过头看我，更多的是抱怨声。“太好了，那个留着粉色莫西干头的男孩赢得了这项大奖。”
乘务员很不情愿地把那个装有96张一美元钞票的呕吐袋递给了我。剩下的时间里，我一遍遍地数着钱，同时打心眼儿里感激这次带给我好运气的那朵“祥云”。
正如我预料的那样，父亲极度厌恶我的发型和耳饰，但是他拒绝责怪自己或者波利泰尼学校。他绝对不会承认把我送走是一个错误，而且他也绝对不容许任何人提起我应该回家这件事。他只是问我是不是同性恋。
“不是。”我说，然后转身朝我的房间走去。
菲利跟在我身后。他称赞了我的新形象，莫西干头总比秃头好。我向他讲述了我在飞机上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的事情。
“哇！你打算怎么处理这笔钱？”
“我想用这笔钱给杰米买一个脚镯。她天天和佩里一块上学。上次离开家之前，她让我吻了她。但我对这个主意还不太确定——我急需一些上学时穿的衣服，我只有件灰白套衫，实在是对付不下去了。我想更好地融入同学中。”
菲利点点头：“兄弟，真是艰难的选择。”
而他没有问我既然我想融入同学中，为什么还要留莫西干头、戴耳饰。
他认真对待我此时的左右为难，他认为我的自相矛盾合乎逻辑，还帮我在两个选项中做出选择。我们最后决定钱应该花在女朋友身上，买新衣服的事就先忘了吧。
但是，刚把脚镯买到手，我就后悔了，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在佛罗里达我又将来回换穿仅有的几件衣服的情景。我把此时的感觉告诉了菲利，他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第二天早上，我睁开眼，发现菲利正站在我床边，咧着嘴对我笑。他一直瞅着我的胸部，于是我微微抬起头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发现我的胸前堆着一堆钞票。
“这是什么？”
“兄弟，我昨晚出去玩了几把扑克，碰上了连赢的好运气，总共赢了600美元。”
“那么，这是？”
“300块。去给自己买几件衣服吧。”
春假时，父亲想让我参加半职业性质的网球卫星赛。这种比赛不限定资格，即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并且至少打上一场比赛。比赛通常都在类似路易斯安那州的门罗市和密苏里州圣乔市那样的偏僻小镇举行，路途遥远。我只有l4岁，还不能独自旅行，因此父亲让菲利做我的监护人，和我一同前往。当然，他也是为了去比赛。菲利和父亲还坚信菲利在网球上能够有所建树。
菲利租了一辆浅褐色的omni车。我们迅速把它分成了两部分，一侧是我的空间，另一侧是他的，俨然我们家中共同卧室的移动版。
一路下来，我们行驶了数千英里，而且只是在快餐店、赛场和睡觉时才稍作停息。我们的住宿是免费的，在赛场所在的小镇上，我们总是住在自愿为我们提供食宿的家庭里。大多数主人虽然与我们素昧平生，但是都很友善，只因为他们对网球太过热爱了。和陌生人待在一起已经够别扭的了，而在吃薄煎饼和喝咖啡时谈论网球则更令人讨厌。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一谈起网球，菲利总是说个没完没了，所以我总是得用手肘轻轻碰他或用手拉一拉他，他才意识到该走了。
菲利和我都很喜欢那种亡命天涯的感觉，喜欢睡在路边，随性而为。我们把快餐食品的包装随手向后一扔，扔到后座上；我们大声放着音乐；我们诅咒所有我们想骂的人；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说出心里所想，根本不必担心有人会纠正或者奚落我们。不过，我们从来没有提起我们这次旅行的目标。我和菲利有着非常不同的目标：菲利只想赢得一个atp（世界男子职业网球协会）积分，一分足矣，这样他就能够体会到获得排名的感觉了；而我唯一希望的就是不要在比赛中遭遇菲利，那样的话，我就得再一次击败我深爱的兄弟了。
在卫星赛的第一场比赛中，我大败对手，而菲利却遭到惨败。比赛后，在体育场旁边的停车场里，在租来的车里，菲利凝视着方向盘，似乎呆住了。不知是什么原因，这场失败对他的伤害比其他任何一次都要大。他握紧拳头，用力地捶了一下方向盘，然后又狠狠地捶了一下。他开始低声自言自语，声音如此低沉，我根本听不清楚。现在他开始大声说话，开始声嘶力竭地叫喊了，他喊着：我生来就是个失败者！他不停地捶着方向盘，一下又一下。他捶得如此用力，我敢确定他手上的骨头很快就会断掉。我想到了我们的父亲，想到了他在击倒那个卡车司机后对着方向盘比划拳头的样子。
菲利说：“之前如果我打坏拳头，事情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糟糕了，至少那时一切就结束了。爸爸是对的，我生来就是个失败者。”
突然间他停了下来，看着我，脸上出现了顺从的神情，平静异常，像我的母亲一样。他微笑起来，暴风雨已经过去了，“酒性”消失了。
“我感觉好多了。”他大笑了一声，用浓重的鼻音说道。
车驶出停车场时，他给我出了一些应对下一个对手的点子。
在回到波利泰尼学校的几天后，在布雷登顿购物中心闲逛的时候，我冒险给家里打了一个接听人付费的电话。嘟嘟嘟……菲利接了电话。他似乎情绪不高，用那天在停车场时的那种语气说着话。
他说：“告诉你，我们收到了一封atp的信。”
“是吗？”
“你想知道你的排名吗？”
“我不知道——我的排名？”
“你排在第610位。”
“真的吗？”
“兄弟，全世界第610位。”
“这意味着全世界只有609个人比我强。在整个地球上、整个太阳系，我是第610位。”我不禁用手拍起电话亭的墙，高兴地喊道。
电话那端的菲利沉默不语。然后，他用很轻的声音问道：“感觉如何？”
我怎么能如此自私呢，此刻，菲利必定十分痛苦和失望，而我却在他耳边高兴地大叫。我真希望自己能够把一半的atp积分也堆在他的胸前。我装出想打哈欠的样子，以一种极度不耐烦的语气对他说：“知道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个排名不真实，它太夸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