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人问过我到底想不想打网球，更不要奢求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将网球视为一生的事业。事实上，母亲认为我生下来就注定是个牧师，但是她说父亲在我出生之前很久，就已经决定让我成为一个职业网球手。她进一步补充道，当我一岁时，我以行动证明了父亲是正确的。观看乒乓球比赛时，我只转动双眼，而从不转动头部。发现这一点后，父亲激动地大叫母亲来看。
“看，”他说，“你看到他只转动眼睛了吗？他是一个天才！”
母亲告诉我，在我还在摇篮里时，父亲就在我的头部上方吊了一些可以左右晃动的网球，鼓励我用一个他根据我的手的大小改造过的乒乓球拍拍击它们。我3岁时，他给了我一个锯断了的球拍，然后告诉我，我用这个球拍随便打什么都可以。我专打盐瓶，我喜欢朝着玻璃窗用力击打它们，我还用它打狗，一击即中。父亲从不会为某事着迷，而我会为很多事情着迷，但从不会为用一个球拍狠狠地击打什么而如痴如醉。
我4岁时，他总是尽力使我能够与路过我们小镇的网球巨星对打一场。第一个来的是吉米·康纳斯。父亲告诉我，康纳斯是网球历史上最优秀的选手之一。而对我来说，印象更为深刻的是，他梳着和我一样的西瓜头。我们打完之后，康纳斯告诉我父亲我一定会变得非常优秀。
父亲愤愤地说：“我早就知道了。非常优秀？他会成为世界第一！”
他并不是想获得康纳斯的认可，他只是在寻找一个可以和我打一场比赛的人。
康纳斯无论何时来拉斯维加斯，我父亲都会为他的球拍穿线。我父亲是一个穿线大师（还有谁会比我父亲更善于制造并维持“紧张”状态）。程序总是那样的。早上，康纳斯给我父亲一盒网球拍，8小时后，父亲和我会在长街上的一家餐厅与康纳斯会面。父亲会打发我去，捧着那些已重新穿好线的球拍。经理会指给我一个远处的角落，康纳斯和他的随从们坐在那里。康纳斯背对着墙，坐在正中央。我小心翼翼地把球拍递给他，一句话也不说。餐桌上的谈话会突然停止，每个人都会向下看我。康纳斯一把抓过那些球拍，然后随手放在椅子上。有那么一刻，我感觉自己很重要，仿佛我刚刚把磨好的剑交给了三个火枪手之一。康纳斯随后会揉搓一下我的头发，说些嘲讽我或我父亲的话，之后桌旁的每一个人都会发出疯狂的笑声。
网球打得越好，我在学校的表现就越糟，这使我很痛苦。我喜欢书本，但是感觉总会被它们打败；我喜欢老师，但是常常弄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似乎无法像其他孩子那样学习或处理一些基本事实。虽然有着异乎常人的记忆力，但我总是无法集中注意力。在我这里，某些问题常常需要被解释两遍乃至三遍（难道这就是为什么父亲每件事情都要喊两遍的原因吗）。另外，我也知道父亲痛恨我在学校待的每分每秒，因为那就意味着我的练球时间会相应缩短。讨厌学校，因此在学习上一塌糊涂，才是对父亲忠诚的一种表现。
有些时候，当父亲驾着车送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上学时，他会微笑着说：“伙计们，要么这样吧，咱们不去学校了，我带你们去剑桥壁球俱乐部怎么样？你们整个上午都可以打球了。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们知道他想让我们说什么，于是我们说：“太棒了！”
“不过不要告诉你们的母亲。”父亲说。
剑桥壁球俱乐部就位于长街以东，长长的、矮矮的屋顶，看起来破破烂烂的，内有10个硬地球场，空气中总是弥漫着一股令人不适的气味，我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气味——或许是由灰尘、汗水、止痛剂以及某种酸腐的、刚刚过期的食品混合而成的。父亲将剑桥俱乐部视为我们家房子的某种补充。他和俱乐部老板冯先生站在一起。他们密切注意着我们，以确定我们一直在打球，而没有浪费时间说说笑笑。终于，父亲吹口哨了，这种哨音我无论在哪里都能辨识出。他把手指放在嘴里，使劲地吹了一下，而那意味着一局、一盘、一场比赛的结束，也意味着立即停止击球，钻到车里，马上！
哥哥和姐姐总是先于我停下来。老大丽塔、哥哥菲利和姐姐塔米，他们网球打得都很好，我们就是网球世界中的冯·特拉普家族sup/sup。但是，我——家里最小的孩子——才是最棒的。父亲是这样对我、我哥哥和姐姐以及冯先生说的：安德烈错不了。那也是为什么父亲对我关注最多。我是阿加西家族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希望。有时对于父亲的额外关注，我很是欣喜，但是有时我宁愿他对我视而不见，因为父亲有时是那么可怕，他会做出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例如，他常常把拇指和食指伸进鼻孔里，狠狠地拔出一撮浓黑的鼻毛。那种疼痛感足以使人泪流不止，而他却借此振奋自己的精神。他就是以这种方式训练自己的。出于同样的精神，他刮胡子时根本不用肥皂和乳霜，他只是随便用个一次性的剃须刀在他那干燥的脸颊和下巴上刮来刮去。他的脸因而总是会被弄破，而他只是让血一点一滴地顺着脸颊和下巴自由流下，直到血液自行凝固。
当承受压力时，当心神烦乱时，父亲常常会茫然凝视着什么并喃喃自语：“我爱你，玛格丽特。”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问母亲：“爸爸在和谁说话？谁是玛格丽特？”
母亲说当父亲在我这个年龄时，有一次他在池塘上滑冰时，冰裂开了，他掉进了裂缝里，几乎被淹死——很长时间都没能恢复呼吸。一个名叫玛格丽特的妇女把他从水里拽了出来并且救活了他。他以前从未见过她，之后也未能与之相见，但是一次又一次，他会在脑海中与她相见，同她交谈，并用最温柔的声音向她表达谢意。他自称，玛格丽特的幻觉每次都不期而至，如同疾病发作一般。而在幻觉出现时，他就丧失了意识，过后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
父亲生性好斗，他永远都在为战斗做着准备。他坚持不懈地练习拳击；他总是在车里放一个斧柄；离家时，他会在每个口袋里都塞上一把盐和胡椒粉，这样一旦卷入一场街战，便可以用它们防身。当然，有些时候，他是在与自己进行着最为激烈和艰苦的战斗。他有慢性颈强直症，必须不断用力地扭动和拉伸头部，才能使脖子得到放松；而这样不起作用时，他就会像狗那样摇动自己的身躯，把头猛地从一边摆向另一边，直到脖子发出一声类似爆爆米花的声音才作罢；而当这都不起作用时，他则会求助于那个吊在屋外马具上的重重的吊带。父亲会站在椅子上，挪开吊带，把马具套在脖子上，然后踢开椅子，脚一直悬在空中。他的冲力会突然间被马具遏止。第一次看见他这样做时，我正在各个房间中穿梭，偶然抬头一看，竟看到了父亲，他正踢开椅子，脖子被马具紧紧勒住，他的鞋子悬在离地面三英尺的空中。我毫不怀疑他正在自杀。我歇斯底里地跑向他。
看到我脸上那惊恐的表情，他咆哮道：“你他妈的过来干什么？”
而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在与别人进行搏斗，而且这些斗争通常都是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在最难以预料的时刻爆发。例如，他在梦里常常打拳击，而且经常会突然挥臂打到半睡半醒的母亲。又例如在车上，父亲最喜欢的事情是一边驾驶着他那辆绿色的柴油机奥兹莫比尔，一边随着磁带里放的音乐哼着劳拉·布兰尼根的歌。但是如果哪个司机超了他的车、挡住了他的路或者胆敢抗议我父亲的挡路行为，生活就会一下子阴暗起来。
有一天，父亲开车载我去剑桥俱乐部。他同时开始了一场与另一个司机的气势汹汹的竞赛。父亲停下来，下了车，让那个男人也从车里出来。但由于父亲挥舞着斧柄，那个男人拒绝出来，于是父亲就猛地将斧柄向那辆车的前灯和尾灯砸去，瞬间玻璃碎片四处飞溅。
还有一次，父亲用手枪指着另一个司机，而我坐在他的右边，他持枪的胳膊直直地伸过我的面前，枪的位置正好与我的鼻子齐平。我直愣愣地盯着前方，没有动。我不知道那个司机做错了什么，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就像我在球场上击球下网一样，他也触犯了我父亲的大忌，只不过这次是关于汽车的。我感觉到父亲的手指正在扣动扳机，然后我听到那个司机猛踩油门跑掉了，随后就是我难得听见的父亲的大笑声——他笑得五脏六腑都要出来了。而我告诉自己我将永远铭记这一刻——我父亲大笑着，举着一把枪，而枪就在我的鼻尖下面——即使我活到100岁。
当他把枪放回后备箱，开动汽车后，父亲转向我，说：“不要告诉你母亲。”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即使我告诉了母亲，她又能做什么呢？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反抗的话。难道父亲认为万事皆有可能吗？
在拉斯维加斯一个罕有的雨天，父亲开着车载我去母亲的办公室接她回家。我正坐在横排长座的那一端，一边唱着歌，一边玩耍。就在父亲并入左车道准备拐弯时，一个卡车司机朝我父亲按喇叭，因为父亲显然忘记了打转向灯，而父亲却朝那个司机竖起了中指。他的动作如此之快，以至于他的手几乎打到了我的脸。那个司机冲父亲喊了句什么，从父亲嘴里则蹦出了一连串骂人的话。卡车司机停下车，打开了车门。我父亲也停下来，跳下车。
我爬到后座上，从车后窗向外张望。雨下得更大了。父亲逼近那个司机，那个司机挥拳一击，父亲迅速低下头，那一拳从他头顶扫过，紧接着他又给了对方一个上勾拳。那个卡车司机横在了硬硬的路面上。他死定了——我确定。即使当时没死，他也很快就会死的，因为他正躺在马路中央，总会有车子从他身上碾过。父亲回到车里，然后发动车子载我离去。我呆坐在后座上，透过后车窗看着那个卡车司机，看着雨水重重地打在他的脸上，他却毫无感觉，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意识。我转过身来，看见父亲一边咕哝着，一边对着方向盘左右击拳。在马上就要到母亲的办公室之前，他低头看看自己的手，紧握拳头然后又松开，以确定他的关节没有受到损伤。然后他朝后座看过来，与我四目相对，但是似乎他正注视着的是玛格丽特，而不是我。他稍稍温和地对我说：“不要告诉你母亲。”
每当我考虑告诉父亲我并不想打网球时，这些时刻以及许多类似的时刻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除了对父亲的爱，除了想让他高兴外，我也不想让他心烦。我不敢。当父亲心烦意乱时，坏事情就会发生。如果他说我将以网球为生，如果他说我将成为世界第一，那么那就是我的命运，我所能做的只有点头同意并毫无条件地服从。我建议吉米·康纳斯或者其他任何人最好也这么做。
在通往世界第一的路上，首先要翻越的是胡佛大坝。我快8岁时，父亲对我说现在是时候了，是从只是在后院与“大龙”对打或者在剑桥俱乐部打球变为参加实际比赛的时候了。在现实比赛中，父亲对我说，我的对手将是来自内华达、亚利桑那以及加利福尼亚州同我一样的活生生的小男孩。每个周末，我们全家都会挤进车里，然后或者沿着美国95号国道向北驶到里诺，或者向南行驶，穿过亨德森、越过胡佛大坝并横穿沙漠地区到达菲尼克斯、斯科茨代尔或者图森。除了被限制在网球场，我最不愿意的就是和父亲一起待在车里，但是那似乎是命运使然，我的童年注定要被困在这两个大箱子里，我只能默然接受。
我赢得了我所参加的10岁及10岁以下年龄组7项赛事的全部冠军，这也是我最初的胜利。父亲对此无动于衷，觉得我只是在做分内的事。坐车回家的途中，翻越胡佛大坝时，我不禁注意到那些被死死困在巨大高墙后的水。我看到刻在旗杆底座上的铭文：以此纪念那些怀揣着使荒凉的岛屿变得郁郁葱葱、硕果累累的信念的人……我不停地思忖着这个短语——荒凉的岛屿。还有比沙漠深处我们家的房子更荒凉的地方吗？我想到父亲体内暗涌的愤怒就如同被困在胡佛大坝后的科罗拉多河水一样，总有一天会爆发。别无他途，只能不断地夺取高地。
对我而言，那意味着赢得比赛，永远都得赢。
我们去圣迭戈的莫利球场。我和一个叫杰夫·塔兰戈的小男孩比赛。他远不是我的对手，但是在第一盘中，他以6:4赢了我。我一下子蒙了，非常害怕。父亲肯定会杀了我的。我奋起反击，拿下了第二盘，6:0。在第三盘刚开始时，塔兰戈的脚扭了。鉴于此，我开始放网前小球，试图使他拖着伤了的脚跑来跑去。但是原来他只是在伪装，他的脚活动自如。他总是一跃而起，大力扣杀，未失一分。
我父亲在看台上大喊：“别再放小球了，别再放小球了！”
但是我已无法停止。一旦我选择了一个战术，我就会坚持到底。
最后这一盘的比赛进入了决胜局，首先抢到5分的一方将获胜。我们的比分先是交替上升，最后战成了4:4平，因此要以“突然死亡”来决定本局的胜负——一分决定一场比赛。我还从未输过球，也不敢想象如果我输了，父亲会作何反应。我比赛时常常奋不顾身，仿佛性命正悬于一线，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塔兰戈的父亲也一定像我父亲一样，因为他比赛时同样搏命相击。
我猛力挥拍，甩出一记嘶嘶作响的反手斜线球。我击打这一球时做好了迎接来球的准备，但当球离开我的球拍时，我意识到它比我期望的要更有力、更强劲。这是一记精彩的制胜球，落点在边线三尺之内，但却远远超出了塔兰戈的回球控制区域。我大声叫喊，尽情宣泄胜利的喜悦。塔兰戈站在球场中央，深深地低下头，似乎正在痛哭。慢慢地，他朝球网走来。
他突然停住脚步。出乎意料地，他回头看了看球落地的地方，然后嘴角泛起了微笑。
“出界了。”他说。
我停了下来。
塔兰戈喊道：“球出界了！”
这是青少年组比赛的规则，参赛选手自己充当边线司线员，裁定球出界与否，并且不可以提请重新裁定。塔兰戈已下定决心，就算作弊他也不愿意接受失败，而且他也知道别人对于此事无可奈何。他举起手以示胜利。
现在我开始失声痛哭。
看台上立刻骚动起来。家长们争吵着，叫嚷着，几乎为此拳脚相向。那不公平，那也不正确，但那是现实。塔兰戈是胜利者。我拒绝与他握手。我跑到了巴尔波公园（balboapark）。半个小时后，当我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回到赛场时，父亲狂怒不已，并不是因为我消失了，而是因为我在比赛中没有按他的指示去做。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你为什么一直在放小球？”
这一次我丝毫不惧怕父亲。无论他有多么愤怒，我都比他更愤怒。我满腔愤怒，我怨恨塔兰戈，怨恨上帝，也怨恨我自己。即使我明明知道塔兰戈欺骗我，但是我根本就不应该让他有机会欺骗我。我本不应该让这场比赛如此难分胜负。正是因为我犯下了这一错误，现在我有了一次失败的记录，这一记录将伴我一生。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我无法忍受这种想法，但是那是无法逃避的事实：我犯了错。这将成为我终生的污点，我已不完美。与“大龙”对打100万次——为了什么？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听父亲大声呵斥我的错误，以至于时至今日，一次失败已足以使我跟他一样暴跳如雷。我已经将父亲——他的焦躁、他的完美主义、他的愤怒——内化于心，他的怒吼已经不仅是听起来像我的怒吼了——他的怒吼就是我的怒吼。我再也不需要父亲折磨我了。从那天以后，我开始了自我折磨的征程。
《音乐之声》里的那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