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亲贵确实有很多的不满。1864年，全国总督缺额十名，旗人只占其二席，汉人占了八席；全国巡抚缺额十五名，全部被汉人占据。但奕䜣也有他的苦衷。自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事，为了保住爱新觉罗氏的皇权，重用汉人为地方督抚就一直是朝廷的既定策略。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国总督缺额十名，旗人只占四席，汉人占了六席；巡抚缺额十五名，旗人只占一席，汉人占了十四席。之后，咸丰年间，清廷一直在与太平天国作战，肃顺也就一直在重用汉人。奕䜣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因袭旧制，慈禧给他扣大帽子，说他重用汉人是要葬送爱新觉罗氏的天下，他自然不服。
1865年，奕䜣的议政王头衔被摘去。但靠着与慈安太后、文祥、醇亲王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地方督抚之间的亲密关系，他仍得以继续执掌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他与慈禧之间的关系也由“双头政制”变成了“一二线关系”。慈禧在二线垂帘，成了最终决策者。奕䜣在一线忙碌，成了信息枢纽，成了中转站、提议者和执行者。光绪二年（1876年），文祥去世。光绪七年，慈安太后去世。奕䜣的支持者日渐凋零，他与慈禧之间的一二线关系也愈发明朗。
双头政制脆弱，一二线关系同样不好维系。因为一线执行者天然要做二线决策者的替罪羊，奕䜣与慈禧也不例外。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终于发生了甲申易枢，慈禧对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大换血，恭亲王的势力被迫从朝堂全面退出。“甲申易枢”缘于中法战争的失利，奕䜣领导的军机处确实应该负责任，但失利的核心原因是朝廷和战不定，而和战不定的根源在于慈禧的立场不明。她一面以谕旨安抚致力于维持和局的李鸿章，又同时放纵朝中清流弹劾主和派，导致军机处无所适从。但慈禧身在二线，战败的锅只能由在一线主持政务的奕䜣来背。
尽管李鸿章说甲申易枢让他“念之心悸”，但慈禧与奕䜣之间的权力斗争并未改变时代的走向。奕䜣之前如何重用汉人督抚，慈禧也继续如何重用汉人督抚。奕䜣之前可以接纳条约外交，与列强改善关系，慈禧也可以容忍各国公使觐见皇帝不行跪拜之礼。奕䜣如何支持李鸿章的洋务，慈禧也继续如何支持李鸿章的洋务。
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同治（光）中兴”。1863年，在太平天国行将溃灭之际，通政使王拯即上奏说“此诚我国家运际中兴，千载一时之际会也”；1875年，又有陈弢收录朝臣奏章编辑成书，直接定名为《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同治中兴”之说得到了朝野大多数人的认同。
同光中兴的发生逻辑，扼要来说包括三点：
1．战事上，依赖重用汉族士绅，向地方督抚放权——主要是在人力物力的汲取方面，赋予地方更大更灵活的权力；支持湘军与淮军，击溃了太平天国与捻军。正如印鸾章《清鉴》里所总结的那般：“（慈禧）听政之初，军事方亟。两宫仍师用肃顺等专任汉人策。内则以文祥、倭仁、沈桂芬等为相，外则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将。自军政吏治，黜陟赏罚，无不咨询，故卒能削平大乱，开一代中兴之局。”也就是与秦制王朝的统治基础官僚集团达成和解、结为利益共同体（或谓向官僚集团让权让利），以应付内乱。
2．内政上，依赖开征厘金与整顿关税，让财政系统摆脱瘫痪重新运转，支持了洋务民用企业、军工企业和新式海军的创建。以关税为例，在学习欧美引入近代海关制度，并聘用洋人进行管理之前，清廷的关税是“承包”给地方的，地方只管缴足中央的定额，定额之外横征暴敛的数额，从来无人知晓。时人估计，中央拿到的定额，不到地方实际横征暴敛总额的十分之一。在洋人的帮助下成立近代海关之后，降低了税率，砍掉了大量不合理税目，关税收入却跃居中央财政收入的第二位。道光时代，户部的常年财政收入只有4200万两左右。光绪年间几乎增加了一倍，1893年的财政收入是8968万两，其中厘金关税两项合计达3392万两。而在1849年，关税收入只有区区472万两（当时尚未征收厘金）。通过开设新税种并引入新的征税技术，提升了秦制国家的汲取能力。当可瓜分的蛋糕持续做大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自然也就被弱化和掩盖了。
3．外交上，尝试着暂时抛弃“华夷秩序”，融入新的国际环境。其间虽有中法战争的波折，但自1861年起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廷总体上仍可谓获得了长达三十余年的和平发展时段。也就是在力不能敌的前提下，外交上以接纳条约为代价，将外部力量对秦制王朝的冲击降至最低限度。
以上三点，既是“同光中兴”的由来，也是它的核心含金量所在。遗憾的是，这条“中兴之路”终究只是秦制王朝模式下关于控制与汲取之术的小修小补，或谓适当松动。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0世纪，慈禧的非理性引来巨量的外部冲击，中兴的进程也随即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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