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非心腹之人送来的垃圾奏折，雍正的批复就没这么好脾气了。比如，雍正五年十二月初十，江南总督范时绎上了一道折子，说自己的辖区瑞雪普降，还造了一尊龙的神像。雍正读完勃然大怒，大骂范时绎汇报垃圾信息，毫不体谅自己日理万机之苦：“朕日理万机，毫不体朕，况岁底事更繁，那（哪）里有功夫看此幕客写来的闲文章，岂有此理！”
雍正的十三年皇帝生涯，可以说是埋头批阅垃圾奏折的十三年，每天批复奏折的平均文字量高达八千字。他不断责备下面的人不体谅做皇帝的辛苦，不断给自己送来垃圾奏折。殊不知，他自己才是垃圾奏折产生的核心原因。
在康熙年间，有资格以密折奏事者不过百余人。雍正上台后玩起了“密折治国”，获准参与密奏的官员多达一千一百多名，相当于将清帝国中上层的核心官僚全部纳入了一张巨大的间谍网之中。这张网辐射全国，间谍们彼此隔绝，只许与皇帝单线联系。任何情报，无论是身边的还是别省的，无论有没有确凿证据，都可以直接报告皇帝，由皇帝甄别。所有人都处于他人的监控之下，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身边有皇帝的间谍，而不知道谁是自己身边的那个间谍。亦即，雍正时代的中高层官场，人人都是监视者，人人也都是被监视者。
比如，雍正曾通过密折命广东布政使王士俊监视广东巡抚傅泰，同时让傅泰监视王士俊；命两广总督郝玉麟监视王士俊，又命王士俊监视郝玉麟；命傅泰、两广总督孔毓珣（与郝玉麟存在时间差）、广州将军石礼哈等三人同时监视广州提督王绍绪，三名监视者互不知晓对方的秘密任务。雍正希望通过这种手段，将千里之外的广东官场掌控在手。
在密奏制度下，每个地方官员的命运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密折（包括自己的和别人的）留给雍正的印象。雍正个人的喜怒与爱好成了他们递送密折时最关心、最需要揣摩的问题。海量的垃圾奏折正是在各位官员微妙的揣摩下产生的。
礼节性的谢恩折子是雍正朝的垃圾奏折里的一个重要门类。雍正曾一再告诫地方官员不要专程派人来呈递谢恩折子，要谢恩的话，可附在其他有实质性内容的奏折里一并送来。比如，雍正二年，云南提督郝玉麟收到御赐孔雀翎，派人赴京送折子谢恩，雍正的批复是：“路远，如此等谢恩之章奏，不必特使人来。”雍正五年，福建海坛总兵朱文接到雍正的朱批谕旨，派人送折子谢恩，雍正的批复是：“再有些微赏赐，随便训谕之旨，路途遥远，不必特差人回奏，若有应奏事宜之便，再一并奏谢。”
但地方官员绝对不敢把雍正的这些批复当真，因为在这方面有很多“血的教训”。
比如，在给山东巡抚陈世倌的朱批中，雍正曾经大骂浙江巡抚黄叔琳，说他多次接到自己的朱批谕旨，竟然不上奏谢恩，实在是可恶至极：“黄叔琳自任浙抚以来，大负朕恩，种种不可枚举。朕经严谕数次，竟无一字奏覆，封还朕谕，可恶至极！”黄叔琳当时因他事犯错，惹怒雍正，结果雍正跟他翻起了不谢恩的前账。在给浙江提督石云倬的朱批中，雍正也在谢恩的问题上大发雷霆：“朕诲汝许多格言，何啻珍宝。况悉系亲笔所书，未见汝感激奏谢一字。似此随众赏赐些微物件，乃长篇大论以相烦渎，殊属不知轻重、不识大体之至！可惜朕一片苦心训诲汝如此顽蠢之人。自此亦不再训不再赏赐矣。”石云倬送了一道长篇大论的垃圾奏折来感谢皇帝赏赐的物品。雍正被他的垃圾奏折弄得心情非常烦躁，又开始翻旧账，怒斥石云倬曾得到自己赏赐的“许多格言”，竟然没有上奏谢恩。
皇帝的雷霆之怒自然会提醒那些困于密奏制度的中高层官僚，谢恩折子一定要写，而且最好单独写、尽快写。写晚了，送晚了，凉了皇帝的心，指不定就会变成“未见汝感激奏谢一字”，那事情就麻烦了。写垃圾奏折至多不过挨骂，不写却很有可能让皇帝疑心自己的忠诚，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雍正的信条是“以一人治天下”，且不容任何人挑战他的权威。马尔齐哈曾在奏折中引用《论语》中的名言“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意思是祭祀、礼仪方面的事务自有主管的官员负责。结果引来雍正痛批，说他拿这个句子说事实在居心叵测，肯定是想要蒙蔽自己，“其心不欲朕详查，则伊等邀结党羽，任意擅行”。
如此，雍正就只能既以官僚集团为统治基础，也以他们为重点防范对象。早在雍正二年七月，他就颁布过著名的《御制朋党论》，大张旗鼓批评官员之间的横向交往，还将儒家知识分子赞颂了几百年的欧阳修《朋党论》斥为歪理邪说。欧阳修说，朋党是个很正常的东西，自古以来就是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皇帝应该做的不是禁止朋党，而是远离小人的伪朋党，亲近君子的真朋党。雍正说，欧阳修简直是胡说八道，他要是活到今天还敢发这种议论，我一定会当面痛斥他，让他幡然悔悟。
针对科举出身的官员的人格侮辱和密折治国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前者试图以运动的形式打掉士绅在社会上的尊严、地位与影响力；后者试图通过制度建设的方式，将整个官场变成一个互相监视、互不信任、互相告密的地狱。
构建地狱的雍正必然会掉进这地狱之中。他在朱批里反复告诫地方官，要识大体，要明白什么事该奏报给皇帝处理，什么事不该奏报。也就是要体谅皇帝的辛苦，不要乱递垃圾奏折。但他的告诫不会有效，因为“以一人治天下”与要求官员识大体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密奏制度将官员集体变成了提线木偶，“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的责有攸归的理念也遭到了皇帝的否定。对雍正朝的官员而言，现实很清晰：将问题送到雍正案前，求取朱批圣裁，才是理想的工作模式。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结果：雍正将自己累了个半死，只能在密折里跟心腹宠臣李卫吐槽“朕代各省督抚办理者十居六七”，即各省督抚十之六七的工作都是雍正替他们做的。地方官员则不断在谢恩折子里批评自己如何如何愚蠢，赞颂皇帝如何如何圣明。
当然，自批愚蠢的垃圾奏折看得多了，雍正也就明白过来了——这些人自贬愚昧，赞颂皇帝的决策英明，实为懒政。在朱批里，雍正留下了大量严斥官员以“庸愚”自居的内容。比如，陕西总督查郎阿的奏折里有“（皇上）鉴照无私，惟臣才识庸愚，见不及此”的句子，雍正用朱笔把“才识庸愚”四字划去，批复道：“朕深恶此等字句，你虽甘以庸愚自居，则朕以庸愚人寄托三省严疆重任，则朕之庸愚更胜汝之庸愚也！”你说自己平庸、愚蠢，那朕任用你做地方大员，朕岂不是比你还要平庸、愚蠢？再如，福建巡抚常赉上奏说更调水师武弁的事情，皇上的指示最为圣明，“臣跪读之下，顿开愚昧，仰见睿虑周详，无微不到，实非臣下愚浅陋之识所能窥”。雍正读了之后大怒，批复道：“‘顿开愚昧’四字岂可唐（搪）塞耶？胡说至极！”显然，雍正也知道称自己“顿开愚昧”已成了地方官员常规的避责手段。
这些严厉的斥责不会起效。皇帝既然要“以一人治天下”，臣僚也只好玩“以天下奉一人”，事事禀报，等待皇帝圣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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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世有拾金不昧的具体过程，可参见《“还金山”碑重现记》（《孟津文史资料》第22辑）中所载“还金山”碑的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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