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初九，二百斤黑铅被运进圆明园。
十二天之后，雍正皇帝在圆明园暴毙身亡。次日，他的儿子乾隆下了一道谕旨，说先皇日理万机，闲暇之时，听说江湖上有炼丹之说，于是把张太虚、王定乾等道士招来，安置在圆明园，但“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也“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现在朕将张太虚、王定乾等人赶出圆明园，遣回原籍，若有人出去后胆敢“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决不轻饶，立即正法。
这当然是欲盖弥彰的说法。雍正突然死亡，乾隆及朝中王公大臣皆措手不及。在诸事待办的状况下，乾隆于雍正驾崩次日竟腾出手来优先处置在圆明园内的两个炼丹道士，自是因为这两个道士与雍正之死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事实上，雍正皇帝热衷炼丹，他常年吃丹药是清帝国官僚集团众所周知的事。他不止一次将炼制的丹药赏赐给鄂尔泰、年羹尧、张廷玉、田文镜、岳钟琪等人，这些都记载在皇帝的朱批和臣下的谢恩折子里。
而雍正之所以长期服用“既济丹”“秋石”之类的丹药，既有色欲方面的因素，也与他统治清帝国的手段有密切关系——清军入关之后，历代皇帝都相当注意吸取中原秦制帝国的统治术。雍正是其中走得最远的。他在位十三年，心心念念的全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也就是官僚集团。他不喜欢“与士大夫治天下”，而是希望将官僚集团规训为最服帖的奴仆。为达成他的目的，他在官僚集团中发起人格侮辱运动，实施密折治国，将自己变成一个日理万机的最高情报头目。
为了始终能够日理万机，他不得不求助于丹药。而那丹药最终要了他的命。
一、正面榜样与反面教材
雍正六年（1728年）四月初三，陕西三原县棉花贩子秦泰骑马路过河南府孟津县。在宋家山地界，将装有一百七十余两白银的包裹不慎掉落，秦泰一路风尘，满身疲惫，许是在马背上打了个盹儿，居然没有察觉。
刘姥姥进大观园，曾对贾府花费二十多两银子置办的螃蟹宴感叹说“这一顿饭的钱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如此也就不难理解秦泰丢了一百七十余两银子之后的惊慌失措。他找到当地地保备了案，忍痛出了一张承诺“均分银两”的告示，并在第二天贴满了附近乡镇的大小角落。
秦泰不知道的是，就在他满大街贴告示的同时，孟津县一个叫翟世有的老农正抱着他那一百七十余两银子的包裹蹲在宋家山的官道上等他往回找，而且一直等到天黑。他更不会想到，告示贴出来的第二天，就在他几乎已经完全绝望的时候，翟世有那张带着些许木讷的脸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把那包沉甸甸的银子塞回到他手中，而且拒绝接受任何酬谢。从惊愕中回过神来的秦泰跪下给翟世有叩了几个响头，将他拜做了干爹。
两个多月以后，翟世有接受了朝廷的调查和褒奖。谈及拾金不昧的动力，受惊不小的他战战兢兢地说：“我当时只是想到了我的婆娘，她丢了三百文钱就差点儿急死。”
朝廷的调查缘于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的一道折子。当雍正皇帝借着摇曳的烛光在田文镜的奏折里读到关于翟世有的汇报时，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种巨大的满足感瞬间充溢胸间。在那道长达一千二百余字的《恩赏义民翟世有顶戴银两谕》中，雍正皇帝将那乡野间的拾金不昧上升到理论高度。他大发感慨地说，孟津翟世有拾金不昧的事情充分说明朕这些年来尽心竭力、耗尽心神的教化工作取得的胜利，“乃风俗休养之明征，国家实在之祥瑞”，并大力称赞田文镜这些年在河南“奖劝”民风功不可没。
皇帝明确要求把这道谕旨发到京里、京外所有官员手里。皇帝说，像翟世有这样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农民都知道戒贪知足、拾金不昧，你们这些官员个个饱读诗书，居然还营私舞弊、贪污腐败，难道不觉得羞愧吗？皇帝决定恩赐翟世有七品顶戴，赏白银一百两，责成河南府将翟世有的事迹刻成石碑，立在拾金之处。
同年七月，田文镜再次上奏说，河南有一个卖面的穷人陈怀金捡到江南羊客王盛丢的二十四两八钱银子，不但全数奉还，还不要任何酬谢。雍正御批表彰说，河南底层百姓的道德水准这么高，“诚所谓瑞也”，实在是国家的祥瑞。雍正七年（1729年）九月，天津的地方官管承泽上奏说，当地有一个底层妇女梁氏也捡到了六两五钱银子，同样主动交还给了失主，不要酬谢。雍正下旨赏赐梁氏大米、布帛，还为她题写了匾额作为表彰。雍正八年五月，山西巡抚石麟递来报告，说在山西朔平府有一个叫赵亨清的百姓，捡到九两一钱银子，也主动交还给了失主。直到雍正十三年四月，直隶总督李卫还有类似的折子上奏。雍正的兴致似乎也从未消减。他在李卫送来的奏折上批示说：“以匹夫匹妇之愚，而能轻财尚义，慕善乐施，允属难得。于斯足征风俗向淳之渐，览奏朕怀曷胜愉悦。”意思是：愚蠢的匹夫匹妇都懂得“轻财尚义，慕善乐施”，实在难得，可见朕登基以来整顿天下风俗的成绩很不一般。朕看到这样的奏折，实在是非常高兴。
集中力量树立正面榜样的同时，雍正也在努力寻找反面教材。
名士钱名世不幸被选中。雍正四年（1726年）四月的一道上谕里说：钱名世这样的读书人毫无廉耻，写诗谄媚奸臣、逆贼年羹尧。所以，朕之前特地为他书写了一块“名教罪人”的匾额，勒令悬挂在钱家，还下旨要求在京科举出身的大小臣工都必须赋诗一首来讽刺钱名世。朕这样做，并不只是为了惩罚钱名世这么一个宵小之辈，而是想让天下臣工都知道，让像他这样的“名教罪人”耻辱地活在世上比直接杀了他更残酷。所以，朕希望“凡读书之士，皆期仰体朕心，人人争自濯磨之故也”，其他的读书人都要扪心自问，好好反省，不要重蹈覆辙。
钱名世被选中，直接原因是他牵涉进了年羹尧一案。
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尧进京，正值如日中天之际。钱名世赋诗八首相赠，当中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一句，用的是周成王年幼，周公与召公辅佐成王分陕而治的典故。雍正读了之后怒不可遏，觉得钱名世是在贬低自己，抬高年羹尧。稍后，雍正又在钱名世的诗中发现一句颂扬年羹尧的：“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这当中也有典故，“第一碑”是康熙为表彰十四皇子胤禵的战功而立，雍正与胤禵素来不和，即位后曾借口碑文没有凸显康熙的功绩，对碑文的内容做了许多修改。钱名世说年羹尧有资格获得“第二碑”，他的诗句让生性多疑的雍正怎么想怎么别扭。
文人作诗颂扬正春风得意的朝中重臣本是寻常事。钱名世颂扬年羹尧的时候，雍正也正在给年的密折里说什么“你我是千古君臣之遇的榜样”这样的肉麻话。在诸多颂扬年羹尧的读书人当中，雍正之所以单单选中了钱名世，要将他拉出来批倒、批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钱的那句“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犯了雍正的大忌讳。皇帝忌讳的不仅仅是钱名世的诗贬低了自己，抬高了年羹尧，还包括周公、召公的典故蕴含的儒家“王道”思想正是雍正极力想要打击、清理的思想“毒瘤”。雍正理想中的君臣之道绝不是周成王与周公、召公之间的那种共享政权的平等关系，而是绝对的主仆关系。
唯有体察到这一点，才能理解雍正为何要给钱名世题写匾额“名教罪人”，也才能理解雍正为何要给所有在京科举出身的官员布置任务，命他们写诗讽刺钱名世，而不是更直接的将钱名世砍头、灭族。“名教罪人”的匾额也罢，集体写诗骂钱名世也好，其实都是为了规训所有的读书人，摧毁他们残存的“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理念。
在雍正的运作下，钱名世很快成了举国皆知的反面典型。雍正还将那些讽刺诗汇集起来交给钱名世，勒令他将它们整理、刊刻，出版成书。雍正这样做的目的既是为了毁掉参与写讽刺诗的那些官员最后的人格尊严，也是为了用讽刺诗来规训全国的学子。末了，雍正还不忘指示常州知府和武进县知县（钱名世是常州府武进县人氏），每逢初一、十五，亲自去钱府查看那块“名教罪人”的御赐匾额，看看它是否还稳稳当当地挂在钱家的大堂之上。
二、全面侮辱打击科举出身的官员
雍正三年（1725年）六月，巡盐御史莽鹄上奏皇帝说：天下有许多钻营附势之徒，他们互通声气，投拜门生，没有中举的人希望靠他们在考场上打通关节，做了官的人希望得到他们的举荐，官越做越大。那些本来不和的人一旦拜了师生，立刻惺惺相惜，互相引荐、说情、徇私舞弊。莽鹄希望朝廷颁布诏令，严禁科举出身的官员搞门生、座主的把戏。
莽鹄的奏折是在刻意揣摩雍正的心思，迎合他的需求。
清代有对官员与士人免除差役、徭役的优待。官员与士人被称作官户、宦户或儒户，对他们的优待催生出了两种后果。第一种是许多底层百姓为躲避朝廷沉重的差役、徭役，想方设法找关系，将自己挂靠在同姓的官户、儒户下面。雍正将之称作“其子孙族户滥冒及私立儒户、宦户”。第二种是底层百姓将自己的田产挂靠在官户、儒户那里，到了纳税的时候，底层百姓就把钱粮交给官户、儒户，由他们代为缴纳。雍正将之称作“生监包揽同姓钱粮以为己粮”。
躲避差役很好理解，包揽钱粮有必要略做解释。在包揽的过程中，底层百姓交给官户、儒户的钱粮往往多于应该交给官府的法定钱粮。百姓之所以愿意多出钱，也要去找官户、儒户来代自己纳税，是因为缴纳钱粮并不是往官府的银库、粮库一扔就完事了。在纳税的过程中，他们需要面对粮头、柜吏、仓吏、官银匠等少则七八个、多则十余个环节的刁难与盘剥。这些环节全部走下来，耗费早已远远超出了法定税额。让官户与儒户代缴则没有这样的问题。
嘉庆年间做过军机大臣、直隶总督的蒋攸铦在奏折里给皇帝分析过为什么百姓宁愿多出钱，也要将自己的税粮包给官户、儒户代缴。蒋说：“所最苦者，良善乡愚，零星小户，虽收至加五六而不敢抗违……且乡僻愚民，始则忍受剥削，继亦渐生机械，伊等贿托包户代交，较之自往交漕加五六之数，所省实多，愚民何乐而不为？是以迩年包户日多，乡户日少。”那些老实的零星小户最惨，他们缴纳漕粮，常遭州县官府盘剥，多交法定纳税额度的五六成，也不敢反抗。但即使是老实的愚民，受剥削久了，也会慢慢开窍。他们会发现，其实花钱让人“包户代交”，比起自己去交而被多盘剥五六成更划算。所以，近些年来，民间的“包户”越来越多，自己单独纳税的“乡户”越来越少。
底层百姓两害相权取其轻，找关系依附在官户、儒户之下，对朝廷来说意味着可供汲取的物力、人力的体量变小了。对找不到关系挂靠的百姓而言，意味着朝廷会将更沉重的赋税和差役压在自己身上。所以，雍正二年，朝廷下诏革除了官户、儒户的名目；雍正四年，又再次下诏规定免差役、徭役的特权仅限于做过官的或有功名的士子本人。与这些新规同时推出的还有“士民一体当差”的新政策。
恰是“士民一体当差”的新政策在河南接连闹出风波。先是雍正元年（1723年），巩县知县张可标贴了一张“生员与百姓一体当差”的告示，引起该县生员不满，控告他贪污腐败。雍正二年五月，封丘县又以修复黄河河堤的人力、资金不足为由，下令“士绅一体当差”，引发了士子集体罢考事件。罢考之前，士绅群集在开封巡抚衙门前投诉，要求废除“士绅一体当差”，维护官户、儒户的尊严。
事件本身不难平息，按常规办法杀几个带头者，组织一场补考，地方很快便能安定下来。但雍正对罢考事件非常在意。他发现，在处置的过程中，只有非科举出身的田文镜积极镇压，科举出身的河南官员则集体态度消极。科举出身的学政张廷璐平日里碰到儒户不肯上缴钱粮，即多有庇护。儒生罢考，他也自始至终没有半句申饬之言。科举出身的开归道陈时夏负责审讯闹事儒生，但他并不坐堂审案，而是将闹事的儒生请到内衙，彼此以年兄年弟相称。科举出身的按察使张保则拒绝介入罢考事件中来，声称自己只管人命盗案。据雍正接到的密报，甚至连朝廷派去处理罢考事件的钦差大臣也是“初有沽名袒护之意”，即一开始也有意袒护闹事的儒生。
在雍正看来，这是士大夫“彼此为援”，是远比罢考本身更可怕的事情。
清廷自入关以来，始终对有组织的士绅群体保持着高度的戒心。顺治十八年（1661年），为打击江南士绅，清廷曾以“抗粮”为罪名制造过一起“江南奏销案”，被列入整治名单的江南士绅共有一万三千余人之多。这些人被集体革去了功名，“发本处枷责，鞭扑纷纷，衣冠扫地”，即戴着枷锁被拉回原籍，当着本乡父老的面遭受鞭打。有科举探花出身的士大夫仅欠银一厘也遭此厄运；有些人并无任何欠银，竟也在整治名单之中。可见清廷的本意并不在追讨欠款，而是为了羞辱和击溃江南士绅这个群体。“江南奏销案”造成的结果是江南之地“庠序一空”，将有生员头衔的读书人消灭殆尽。松江府的五所官学原有生员三千余人，“奏销案”后每所官学只剩下数十人。嘉定县剩下的生员甚至成了个位数。
“河南罢考案”很明显是在提醒雍正皇帝，虽然康熙朝六十一年来仍继续维持对读书人思想上的高度管控，但科举录取名额和官学生员名额的增加已让士绅的数量得到了较为可观的恢复（尽管与明朝晚期的规模仍不可同日而语）。雍正有没有想起顺治年间的“江南奏销案”不得而知，但他接下来所做的事情与“江南奏销案”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巡盐御史莽鹄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雍正三年上奏，请求皇帝严厉打击科举出身的官员玩门生、座主的把戏。
与莽鹄上奏大略同期，田文镜开始在河南大肆弹劾科举出身的官员。他的行为得到了皇帝的大力褒奖，雍正鼓励他“照此秉公执法，一无避忌，放胆为去，保尔永永平安”。有了皇帝“永永平安”的底牌，田文镜工作得更加卖力。到了雍正四年二月，河南境内的读书人已是人人自危。
原广西巡抚李绂因升任直隶总督，恰于此时赴任路过河南，耳闻目睹了这一情况。李绂是康熙年间的进士，也是一位理学名家，在士绅中有很高的声望。他在河南暂住时曾劝田文镜不要刻意蹂躏读书人，田否认自己有这样的用心。进京后，李绂写了一封弹劾田文镜的奏折，里面说田这个人性格阴暗，任用奸邪，还举了几个例证，说田文镜提拔市井无赖为官危害百姓。李绂正受雍正青睐，他的奏折引起了皇帝的重视，且调查之后发现李绂列举的田文镜害民的案例确实不假。田文镜随即受到了皇帝的严厉斥责。
田文镜深谙权术，反击思路别出心裁。在给雍正的密折里，他非常干脆地承认自己提拔的官吏确实害民不浅，确实是失职了，转而开始大谈特谈李绂之所以弹劾自己，完全是出于科举出身的官员“彼此为援”的弊俗。为证实他的指控，田文镜还“考据”出了几个受过他弹劾的河南官员其实是李绂的同科进士。据此，田给李绂扣了一顶“科举朋党徇私为奸”的大帽子。他扣的帽子正中要害。事实上，李绂也明白这层要害，所以他在弹劾田文镜时，绝口不提河南读书人所遭受的折辱，只说有确凿证据的害民事件。田文镜的回奏点破了这层要害。雍正很快就改变了立场，他给田文镜发去御批：“今览尔此奏，乃无稽之谗言也……具折奏来，朕自有道理！”
所谓的“朕自有道理”是皇帝重新表态，给田文镜送去了风羊和荔枝以资鼓励；给李绂扣了一顶“喋喋之辞，而见轻于朕”的大帽子，撤掉了他的直隶总督，先是降为工部侍郎，再降为奉天府尹，最后投入狱中。关押期间，雍正曾两次命人将李绂提至刑场陪绑，用刀架在他脖子上，让他欣赏处决死囚的实况。
李绂失势的同时，一场针对科甲官员的全面打击迅速展开。雍正在谕旨里说，朋党的坏风气一天不清理干净，天下的公理就一天不能得到伸张，为了将这样的坏风气“尽行洗涤”，哪怕废掉千年沿袭的科举，自己也在所不惜。
在这场运动中，被雍正抓出来予以全方位人格羞辱的典型是云贵总督杨名时。杨出自康熙朝重臣李光地门下，也是一位理学名家。李光地去世了，李绂进了监狱，杨名时又对打击科甲官员的运动持有异议，于是就被雍正选中了。
随后，诸多古怪离奇的打击狂风暴雨般砸向杨名时，撤职降级自不必说了。雍正五年（1727年），杨名时奏请疏浚洱海河道，放在平常，这就是一件准或不准的事情，这时却被皇帝无限上纲上线。雍正说，杨名时这个混蛋在自己即将离任的时候，才提出这样的奏请，显然是想为自己在地方上留下好名声。奏请不用秘密的折本，而非要用公开的题本，也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以博取美誉。再者，这样的好事不留给后任去做，无非沽名钓誉。这样的人“尚得觍颜自命为读书人乎”？说完这些诛心之论，雍正尚不解恨，紧接着下了一道刻薄到极致的命令：既然杨名时想要为地方造福，那不如就命他拿自己的资产来疏浚洱海河道吧。他死了之后，让他的儿孙继续承办，洱海河道的疏浚工程就永远承包给杨名时他们家了。只有这样，才能使天下人知道“沽名邀誉之徒不但己身获罪，而且遗累子孙也”。
为了整垮杨名时，雍正安排了没有科举背景的朱纲去做云南巡抚。朱纲赴云南上任之前，多次蒙雍正召见，面授整治杨名时的方针。朱纲知道自己去做云南巡抚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按雍正的秘密交代整治杨名时，而完成任务的标准是查出杨名时贪污腐败的罪证，给他扣上“假道学”的帽子，进而将之问成死罪，也就是从肉体与精神上作双重消灭。所以，他一到云南就雷厉风行地掘地三尺，却没有挖出什么值得大做文章的东西，反将雍正的宠臣李卫的诸多不法勾当给顺藤摸瓜挖了出来。无奈之下，雍正只能在朱纲弹劾杨名时任内粮仓、钱库存在亏空的奏折上批示：朕知道，这些亏空是布政使常德寿的杰作，与杨名时无关，但他在任时没有弹劾常德寿，表示他很乐意为这些亏空负责。勒令他来赔偿这些亏空，常德寿免罪，不予追究。
再然后，雍正又决定让杨名时进京，当面接受训斥。沿途各地官员都接到了圣旨：杨名时进京的路上，不许任何人以礼接待，不许任何人为他鸣冤，不许出现任何不和的声音。必须让杨名时感到，他在这个世界上是孤立无援的。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格侮辱运动。自雍正四年起，每个上任的官员都负有打压科举出身的官员的政治任务，皇帝甚至还为他们定下了具体的指标。最终，雍正得偿所愿，在清帝国造就了一种“天下方轻读书人，不齿举人进士”的新风尚。
三、以密折困锁群臣而自困
除了侮辱科甲官员的人格，雍正还有一个治理天下的不二法门，那就是密折制度。
密折是皇帝赋予特定官员秘密奏事的特权，出现于康熙年间，如江宁织造曹寅就拥有给皇帝写密折的特权。康熙认为明代的厂卫容易尾大不掉，也看不起明太祖微服私访的手段，故创造了密折制度。康熙对自己的判断力极为自负，不止一次言及自己在甄别真伪方面的经验极为丰富，自信“人不能欺朕，亦不敢欺朕，密奏之事，惟朕能行之耳”。
雍正对自己的判断力的自信远甚于康熙。登基之后，密折制度即上升为皇帝治国的主要手段。康熙晚年虽一再鼓励臣下密折奏事，但规模一般，参与密奏者不过百余人；雍正朝短短十三年，参与密奏的官员多达一千一百多名。康熙朝六十一年，现存朱批过的密折不过数千件；雍正朝十三年，现存朱批过的汉文奏折三万五千余件，满文奏折七千余件，其中大部分属于密折，可见雍正对密折的情有独钟。
利用密折制度，雍正将清帝国的核心官员全部纳入自己的间谍网络之中，官员们的一举一动全在他的掌握之中。同时，他也成功将自己丢入了如山的垃圾奏折之中。
雍正常常在朱批里痛骂地方官给自己送垃圾奏折，增加自己的工作量。比如雍正三年二月初三，广东巡抚年希尧上呈3件奏折，雍正阅后发现，奏折的内容早已报告过了，于是在朱批里责备道：“业经报明该部之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想尔粤省更无事可入告矣。如许遥远，特差人赍奏此三事，殊为可笑。”
雍正也很讨厌地方官员上折子谢恩、表决心。这样无用的奏折占去了皇帝大量的办公时间，让他不胜其烦。他在朱批里反复强调自己没时间，让地方官员不要再写了送来。比如雍正三年，福建学政黄之隽多次上折子叩谢皇恩，赞颂谕训。雍正无奈回复道：“凡百只务实行，不在文字语言，颂圣具文，朕实厌览。此数奏甚觉浮泛不实，如此等之奏，再不必，朕实无暇。”
雍正九年（1731年）十一月，镇海将军王釴上奏，说自己月前接到朱批的谕旨，里面有皇上的“谆谆告诫”，自己“捧读之下，感激愈深”，决心为皇上效犬马之力，否则自己就不配为人。雍正读到要吐，在回复里表示，自己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批复这样的垃圾奏折：“汝等汉军人人如此奏，如出一口，言行相符者百无一二，朕实难以批谕……行与朕看，不必务言于朕听也。”
对宠信的心腹之人送来的垃圾奏折，雍正的朱批一般较为温情。但他的温情之中仍透露出深深的无奈——越是心腹，越没有办法对他们的垃圾奏折视若不见。比如，他曾如此批复河南巡抚田文镜：“你差人奏折太勤了，何必费此无益盘缠，况朕日理万机，亦觉烦索。你奏来，朕自然批谕，若如此来往，则无宁止矣。”意思是，你递奏折的频率也太高了，不要浪费这个钱，而且朕日理万机，也觉得烦。你送奏折来，朕自然是要批复的，批复了，你再回奏谢恩，朕再批复，这样来来往往，就无休无止了。
葛森是雍正的藩邸旧人，他担任贵州布政使期间，也很爱给雍正写垃圾奏折。雍正设身处地站在葛森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觉得他这么干，可能是为了显示自己与皇帝的亲密关系，进而“挟制上司恐赫（吓）属员”，所以如此回复他：“路途远，若无应奏事件，何必塞责，徒劳往返。若以此为挟制上司恐赫属员之举，尤其不可不必者，志之，勉力做好官，务实行。若倚仗小才技弄聪明，非长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