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优先保障开封的需求，京师周边地区的百姓也会时常被拿来当牺牲品。宋仁宗嘉祐初年，蔡河发洪水，为免水入开封，朝廷以邻为壑，出动军队与民工将河堤挖开，把滔滔洪水引向了开封西南县邑，沿线百姓俱成“鱼虾”。身在挖堤现场的王安石目睹了这一惨剧，在诗里留下了“妇子夜号呼，西南漫为壑”的句子。
第二个层次，是官府与官僚权贵在开封城内的疯狂吸血。
北宋有商业行会160个左右，多数总部设在开封。据《都城纪胜》和《梦粱录》记载，这些行会的成立全部由官府主导，让行会承担采购任务，目的是满足官府“科索”，而非维护商人利益。时人将成立行会的吸血之道总结为“京师百物有行，官司所需具以责办”。有利的买卖往往“责办”给那些有官僚、权贵背景的商户，没利润的买卖就“责办”给普通生意人。宋神宗时，米商曹赟被“责办”采购糯米500石，他根本无法完成，只好上吊自杀。更有甚者，官府或官僚权贵需要某物，开封根本没有经营该物的商家，他们也会强迫经营其他商品的商人成立行会，将采购的任务强行摊派到他们头上。这种风气愈演愈烈，闹到怨声载道的地步，宋神宗不得不颁下谕旨：“官司下行买物，如时估所无，不得创立行户。”官府有采购需求，若无商人经营该货物，不许强行设立行会。
官府对行会的“责办”不仅限于采购，也包括售卖。官府常将积存的物资拿出来，强行摊派给行会，要他们按官定价格出售。有利可图的物资自然是交给有官僚、权贵背景的商户，无利可图的物资，比如“积压年深，以致陈损不堪食用”的茶叶之类，则往往强行塞给普通生意人，将损失转嫁到他们身上。
最要命的是，开封不允许任何一个商人游离在行会之外，即不允许他们脱离官府的控制和盘剥。宋人郑侠在给皇帝的奏折里提到过关于行会的苛政：“不赴官自投行者有罪，告者有赏。”不向官府登记、不参加官府组织的商人在开封城做买卖是有罪的，告发者可以领取赏金。苛政造成的结果是：“京师如街市。提瓶者，必投充茶行，负水担粥以至麻鞋头发之属，无敢不投行者。”连在开封城的街上提瓶卖水、挑担卖粥、摆摊卖鞋、为人理发，都得加入官府组织的行会。宋朝行会（与欧洲的行会组织区别极大）的存在意味着开封并没有真正的自由市场。
恶政一旦付诸实施，很快就会形成一套以恶为轴运转的“生态系统”。先是官府利用手中权力从行会中的商人身上吸血，然后行会中的商人又会利用官府赋予的垄断地位，从底层成员和其他商人身上吸血。
首先，不向相应行会缴纳高额会费是不允许在开封城做买卖的。王安石雇用过一个洗衣妇，该妇人对王诉苦，说她有个儿子擅长做饼，“缘行例重，无钱赔费，开张不得”，交不起高额的行会准入费，饼摊一直没法开张。
其次，外地商人携货来到开封，都得先让城内的相应行会吸足了血，才有机会赚钱。王安石对宋神宗说，开封的茶叶生意是控制在茶行手中的，茶行则由十多户有官僚、权贵背景的大商人控制。外地商人运茶来京，首要之务就是去拜见这十多户大商人，请他们吃饭喝酒，以亏本的低价将茶叶卖给他们，来博取他们的欢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他们的允许，将剩余的茶叶定个高价，再卖给城内茶叶行会里的那些“下户”。王安石说，不但茶行这样玩，城内其他行业“盖皆如此”，全是这样的套路。类似的记载也见于《宋史·食货志》，书中说，行会商人从外地运货到开封，城内的“坐贾铺户”会为他们充当担保人，让他们按正常价格迅速完成交易，拿钱走人。非行会商人运货来开封，“坐贾铺户”是不肯出具担保的。没了担保，这些商人就只好连人带货一起滞留京城，往往落得一个货价暴跌、只好亏本卖给城内行会商户的结果。
也就是说，官府吸行会的血，行会的控制者们一头吸外来商人的血，一头吸行会底层成员的血。开封城内的行会控制者又大多有官僚背景，或是权贵的亲戚，或是高官的代理人。自宋太祖默许宰相赵普公开“营邸店，夺民利”开始，官僚从商的不正之风贯穿了整个北宋王朝。其间虽屡有谕旨下令禁止，但大多只是走个过场，鲜少真的严查。朝廷对官僚从商的宽容，即本节开篇梁焘提及的“优待京师之民”。于是，到了宋真宗时代，按宰相王旦的说法，开封城中已是巨富遍地——“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百万即一百万贯钱，一贯钱是1000文钱，也就是有10亿文钱的家产。资产百万的基本上都是从商的官僚、权贵。如在宋徽宗时期做过宰相的何执中，他名下的邸店数量“甲于京师”，每天可以收120贯房钱，一年可以收4万余贯；他的同僚朱勔更厉害，光邸店一项买卖，每天可得数百贯。
在开封这座权力之城里，官僚、权贵与自己的商业代理人合作，个个赚得盆满钵满。开封是一个世界，开封之外的北宋，又是另一个世界。城内是宝马香车、雕梁画栋，是新声巧笑、按管调弦，是集四海之奇珍、会寰区之异味。城外是被各种税赋和衙前差役压得喘不过气来、“不敢营生”“不敢求富”的赤贫世界。司马光、苏轼、郑獬等人在给皇帝的奏折里描述那赤贫世界中的百姓，他们不敢多种一棵桑树，不敢多养一头耕牛，不敢积攒超过十匹布帛，因为他们害怕成为朝廷登记簿里的富户，那意味着会被拉去承担衙前差役，而衙前差役必然导致破户败家。两个世界之间的差距也体现在富豪的规模上。如前文所言，早在宋真宗时期，开封城内资产百万贯以上者就已“至多”，资产十万贯以上者就已“比比皆是”，而开封城外京东西路的首富万延嗣的资产只有十四万二千贯。路相当于省，京东西路紧邻开封，位置优越，并不是什么偏远、穷苦之地，它的首富放到开封城内却根本排不上号。
第三个层次，是皇权疯狂吸开封城的血。
不论官僚、权贵将财富积累到何种程度，他们终究只是梁焘所说的被朝廷刻意优待、豢养的“京师之民”，是皇权的蓄血池，平常的宽纵是为了在非常之时抓出来放血。宋仁宗对西夏用兵，先是强行向开封城中数十户豪富借款，仅李氏一户就借了20余万贯；稍后在河东用兵，又向城中的“上等户”搞摊派，许多豪富被摊派了超过1万贯。宋徽宗也曾以收复燕云十六州为名，对包括开封豪富在内的全国富户进行勒索。这些摊派与勒索从不偿还，至多不过是像宋仁宗那样给被放了几十万贯血的人家赏赐个不值钱的京官名目聊作安抚。
在这样的吸血游戏里，宋都开封的百年繁华不过是一场畸形的消费盛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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