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胡人在大唐挣到的巨额财富，唐王朝有时候也会很眼红。
按唐代律法，“海商死者，官籍其资，满三月无妻子诣府，则没入”，来自海外的商人死了，三个月没有妻儿来衙门认领遗产，遗产就归官府所有。孔戣做岭南节度使的时候觉察出了三个月期限的微妙：“海道岁一往复。”波斯客商的死讯传回本国，本国的亲属再坐船来到唐王朝，往往要一年的时间，三个月的期限无异于直接没收海外客商的资产。于是在他的任期内，无视三个月的期限，随便什么时候，只要是海外客商的亲属来认领遗产，都同意交还。这个故事出自韩愈给孔戣写的墓志铭。孔戣的做法被韩愈拿出来赞叹，显示它并非主流，以三月为限没收海外客商遗产才是普遍的做法。历史学家吕思勉评价唐律规定的三个月的期限，说它的实质是“故立苛例以规利”，故意制定苛刻的法律来谋利。
唐文宗大和八年（公元834年），朝廷又出台了一项政策：“死波斯及诸蕃人资财货物等，伏请依诸商客例，如有父母、嫡妻、男儿、亲女、亲兄弟元相随，并请给还。如无上件至亲，所有钱物等并请官收，更不牒本贯追勘亲族。”
这是一项非常意味深长的政策，政策的微妙之处在于“元相随”三个字。大意是：波斯人和其他外国人死在了唐王朝，留下了资产、货物，如果他有“元相随”的父母、嫡妻、儿子、女儿与亲兄弟，可以继承他的财产，如果没有，那财产就归官府所有了，且不发公文去他的本国寻找亲属。所谓“元相随”指的是客商来唐王朝时随行的父母、妻子、儿女、亲兄弟，而非在唐朝娶的妻妾、生的儿女。这项政策让许多海外客商辛辛苦苦一辈子，只是在给唐王朝积攒财富。
《太平广记》中有两则波斯商人托付遗产的故事，颇能反映时代的变化。
第一则故事的主角是活跃于唐玄宗时代的李勉。故事中说，李勉遇到一个重病的波斯商人，因感念其照顾，商人临死前将一颗“当百万”的宝珠赠给李勉。李勉将宝珠藏在胡商口中一并埋葬。后来，李勉在扬州遇到胡商之子，带了他去胡商之墓中取走了宝珠。
第二则故事的主角是李勉的儿子李约。故事中说，李约在江上遇到一位重病的胡商，胡商将自己的两个女儿托付给李约，还送了他一颗宝珠。胡商死后，“财宝约数万，悉籍其数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埋葬胡商时，李约把宝珠塞在了他口中。后来，胡商有亲属前来要求继承财产，打开坟墓，看到了宝珠。
都是胡商，都是在江边相遇，都是相赠宝珠，都是放在尸体口中，都是掘墓得宝，元素如此雷同，两则故事显然出自同一个蓝本。但前者的故事发生在唐玄宗时代，“元相随”条款尚未形成，故事中也就没有将波斯商人的财产送官的情节；后者的故事大概发生在唐文宗时代，所以李约做出了“财宝约数万，悉籍其数送官”的举动——胡商身边的两个女儿不符合“元相随”的继承条件，李约只好将胡商的财产造册送官，后来，符合“元相随”条件的亲属来到，放在官府的胡商的财富连带墓中的宝珠才能被拿走。这是同一则故事在不同的时代流传，为了显得真实而糅进时代元素的典型案例。
也是在唐文宗时代，发生了显贵子弟向胡商借钱没有偿还、被胡商起诉的事件。唐文宗将政治账与经济账一起算。政治上，他觉得太丢大唐脸面，贬了欠债者的官职，又在大和五年（公元831年）下了一道诏书，要有关部门好好“抚安”被欠债的胡商，“免令受屈”，别让他们要不回钱，受了委屈。经济上，朝廷出台了新规定，“自今已后，应诸色人，宜除准敕互市外，并不得辄与蕃客钱物交关”，从今以后，不许唐朝百姓再向胡商借钱。政策看似是在保护胡商的利益，实际上是限制胡商经营放贷业务，是在试图阻止唐王朝的财富外流。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朝廷再次重申了这项政策，禁止唐朝百姓拿自己的产业、奴婢做抵押，去向胡商借钱。
但是朝廷的政治账与经济账，无论怎么算，对唐朝的普通百姓来说，都不会有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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