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往后，清代的“摊丁入亩”也是大体相似的情形。它的内容与一条鞭法相似，是把按人丁征收的“丁银”合并到按田亩征收的田赋当中。它造成的结果也与一条鞭法基本一致，各种不合法的苛捐杂税被摊丁入亩正规化后，新的苛捐杂税很快又以相同的名目再度出现。雍正曾自诩摊丁入亩是大德政，但现实是雍正至乾隆时期，百姓以卖田、流亡来逃避赋税的现象愈演愈烈。
三、减负改革中途夭折
自秦汉至明清的绝大多数变法是奔着为朝廷增收而去的，但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是其中一个难得的异数。这场北宋建国八十余年后启动的改革，主要目的不在敛财，而是想要缓解民生疾苦、整顿腐朽的官僚系统。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奉命向宋仁宗“条陈十事”，列举了十条亟须改革的问题，其中有八条涉及对官僚系统的整顿。
第一条叫作“明黜陟”。废除文官三年升一次官、武官五年升一次官的论资排辈旧例。只有做出了“大功大善”的官员，才能得到升迁。
第二条叫作“抑侥幸”。减少官二代、官三代靠着恩荫制度，不必参加任何选拔、考核就可以直接做官的比例。南宋嘉定六年（1213年）的统计显示，宋代靠着恩荫出仕的官二代、官三代占到了官僚总数的56．9%（在宋真宗时代，比例可能更高）。
第三条叫作“精贡举”。科举考试要公正、要加大选拔难度。
第四条叫作“择官长”。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针对官僚的监察、举荐制度。
第五条叫作“均公田”。整顿官员名下的“职田”（用作俸禄之用，离职时交回朝廷），多的吐出来，少的补上去。
第六条叫作“厚农桑”。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第七条叫作“修武备”。恢复府兵制以加强国防力量。
第八条叫作“减徭役”。具体的做法是合并行政区（比如合五县为一县），以减少官吏的总量，进而减少百姓负担。
第九条叫作“覃恩信”。严格考察官僚对朝廷恩惠（“赦书中及民之事”）的执行情况。
第十条叫作“重命令”。严格考察官僚对朝廷命令（“宣敕条贯”）的执行情况。
除了第七条，其余九条全部获得了宋仁宗的认可，“皆以诏书画一颁下”。被写入诏书之中，成了庆历新政的改革内容。
在秦制时代，要推动这样一场以整顿官僚集团为核心目的、严重损害官僚利益的改革，无疑只能依赖皇权。宋仁宗最初是愿意支持这场改革的。
官僚是北宋王朝的统治基础，但官僚的利益与皇权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皇权希望官僚尽职尽责，替自己运作人力、物力的汲取体制，维持统治的稳定，但官僚往往更在意任内不出事和捞足钱。论资排辈，官二代、官三代直接上位的规则很符合官僚的利益，但未必符合宋仁宗的利益。这些规则带来了“冗官”（人员严重超编）、“冗费”（财政不堪负荷）和玩忽职守（反正熬够时间就可以升迁），对宋仁宗追求的统治稳定显然都是不利的。这是宋仁宗支持范仲淹改革的主要原因。
但宋仁宗对改革的支持只维持了一年时间。原因是宋仁宗发现在整顿官僚集团的过程中，范仲淹等改革派以“君子”自居，公开肯定“朋党”，抱成了一团。而在皇帝眼里，官僚中的好人（君子）抱团是比坏人结党更有害的事情。后者为了腐败、怠政、升迁，言行上往往选择迎合皇帝的喜好，前者却相反，为了政治理想常常会走到要求制约皇权的道路上去。
对好人抱团这件事，宋仁宗毕生存有极高的警惕。早在宝元年间（1038—1040年），他就问过大臣张士逊：“君子小人各有党乎？”张士逊回答：“有之，第公私不同尔。”君子和小人都有朋党，不过公私不同，好人抱团为公，小人结党为私。宋仁宗没有正面评价张士逊的回答。他转而强调“法令必行，邪正有别，则朝纲举矣”——所有的官僚都应该遵守、执行朝廷的法令。
到了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当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因损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而被指责搞朋党时，宋仁宗对着范仲淹又提出了相同的问题：“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
皇帝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真的在提问，答案早已在他心中。他希望朝中君子个个“退无私交，非公事不言”，一盘散沙才好。皇帝只是在以提问的方式，希望范仲淹体察到他心中的答案，并希望范仲淹遵照这个答案去修正自己的言行——上个月，皇帝刚刚在迩英阁向部分官员出示了一份“御书十三轴”，里面列有“治政要目”三十五项，其中有一项正是“辨朋比”。但范仲淹的回答令宋仁宗非常失望，他说：“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意思是，我在边境带部队的时候，好战者会结党，怯战者也会结党。朝廷中也是一样，好人会结党，坏人也会。结党做好事，对国家能有什么害处呢？
二人的对话其实并不在同一维度上。范仲淹觉得朝中好人团结起来有益，对国事有益。宋仁宗觉得臣僚们抱成一团有害，对皇权有害。
同月，范仲淹的支持者欧阳修又自诩“朋党”，公开撰文《朋党论》，为好人抱团正名，且将文章送到了宋仁宗眼前。文章说，朋党是个很正常的东西。自古以来，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皇帝应该做的，不是禁止朋党，而是“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如此，宋仁宗就更不高兴了。
不高兴的后果是终止改革。庆历四年六月，改革的反对者捏造了一则流言，说范仲淹有意废黜宋仁宗，另立新君。流言很蹩脚，毫无可信度，但宋仁宗已不愿再表达对范仲淹等改革派的信任——他只信任散沙式的范仲淹，而非与人抱团的范仲淹。为求自清，范仲淹只好以外出巡守为名，离开中央，去地方做陕西、河东宣抚使，另一位改革旗手富弼也离开了中央，去地方做河北宣抚使。
庆历四年九月，靠着恩荫进入体制的官二代陈执中被宋仁宗任命为参知政事（大体相当于副宰相）。限制官二代、官三代靠恩荫上位是庆历新政的核心内容。皇帝如此任命新的宰相，等于变相宣告废除新政。
十一月，又发生了“进奏院狱”。一班官员用卖废纸的公费会餐，饮酒作诗，召妓相陪，席间的某些言辞（如“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被有心人记下，成了弹劾他们的罪状。宋仁宗并不在意他们的酒后狂言，但参加聚餐的多有支持改革者。皇帝遂借题发挥，下了一份严厉的诏书，大谈盛世之下只应有贤君和明臣，绝不该存在朋党，痛斥了知识分子交游往来的风气，命令相关部门“采察以闻”，对类似行为进行监视、汇报。
诏书指向明显，宋仁宗的立场已然明确。心领神会的范仲淹随即辞去了参知政事一职，庆历新政至此彻底归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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