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统治技术而言，秦制王朝的亡国原因，总结起来无非三条：
1．外敌的压迫或入侵；
2．内部利益集团（也就是统治基础）发生分裂；
3．底层民众脱离原子化状态，变成有组织的力量。
第一条大体属于不可抗力，第二、三两条大体属于统治技术问题。具备其中任何一条，都有可能导致秦制王朝的灭亡；如果同时具备两条、三条，灭亡的概率更大。秦朝的灭亡主要缘于第二、第三条：胡亥整肃、屠杀官吏集团，六国旧人在民间尚有组织能力。西汉的灭亡主要缘于第二条：九百余名公卿大臣、士大夫、博士、议郎联名要求赐予王莽九锡之赏，可知西汉帝国的统治基础已经集体抛弃了刘氏。新莽的灭亡也缘于第二、第三条：王莽的土地改革严重损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流民的大规模出现则将原子化的百姓变成了有组织的集体。
东汉王朝的灭亡原因也大体如此。由宦官曹腾的发迹切入，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中关窍。
一、曹腾巨额财富的由来
按《后汉书》的说法，曹操的祖父曹腾可谓特别的“出淤泥而不染”：
腾用事省闼三十余年，奉事四帝，未尝有过。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谿典等。时蜀郡太守因计吏赂遗于腾，益州刺史种暠于斜谷关搜得其书，上奏太守，并以劾腾，请下廷尉案罪。帝曰：“书自外来，非腾之过。”遂寝暠奏。腾不为纤介，常称暠为能吏，时人嗟美之。
曹腾侍奉四代皇帝，没出过纰漏。他举荐给朝廷的人才都是虞放、边韶、张温等海内知名的人物。有一次，蜀郡太守派人持信拿钱贿赂曹腾，信落在益州刺史种暠手里，种暠上奏弹劾，要求将曹腾下狱治罪。皇帝说：“信自外头送来，不是曹腾的错。”皇帝没有理会弹劾，曹腾也不记恨，常常赞扬种暠是个称职的好官。当时的人都说曹腾真是个好宦官。
可是别忘了，他的养子曹嵩可以拿出十亿钱（汉代一亿等于十万）来买太尉之职。“嵩灵帝时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
这么多钱当然不会是勤劳致富所得。东汉中后期，宦官普遍聚有巨额财富。这些财富主要来自三个途径：
1．皇帝的赏赐。有人统计：“顺帝以后，宦官食封人数和食封户数迅速增加。顺帝时，孙程等宦官总计食封人数为八万九千二百户。而据《汉书·食货志》载，当时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依此推算，宦官至少分食了国家八百九十二万亩土地的赋税收入。桓帝、灵帝时，单超等‘五侯’与侯览、曹节、张让等‘十常侍’集团食封更多。据统计，有记载的东汉的宦者侯有食邑的共三十七人，占已知宦者侯数量的十分之六，其食邑总共十七万一千二百户，平均每一宦者侯约食四千六百三十户。”
2．掌控朝廷人事升迁大权，进而以权力寻租。张让等高级宦官在灵帝的授意下在西园公开卖官鬻爵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其实，在此之前，汉安帝、汉桓帝都卖过官。只不过，安帝、桓帝拿出来卖的主要是关内侯、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士等低级官爵。灵帝不同，在他的授意下，宦官几乎可以出售汉帝国的一切官爵。二千石（相当于郡太守）的价格是二千万钱，四百石（相当于一万户以下的县的县长）的价格是四百万钱，关内侯的价格是五百万钱。公卿不方便明码标价，就让宦官们去私下勾连。
3．将亲友子弟安插于州郡，直接从民间汲取利益。比如，宦官侯览的兄长侯参做益州刺史的时候，“民有丰富者，辄诬以大逆，皆诛灭之，没入财物，前后累亿计”，当地谁家有钱，他就找谁家的麻烦，吞并他家的财富。
曹腾的巨额财富也是这么来的。
皇权的赏赐自不必说，曹腾拥戴汉桓帝即位，有“定策之功”。权力寻租一节，传记里说得委婉，其实也不难理解，若非察举、征辟的升迁路径操控于宦官之手，虞放、边韶、张温等士人是断不会自贬身份，由宦官曹腾帮他们“进达”；蜀郡太守给曹腾送钱，自然也是因为给曹腾送钱管用。曹腾之兄曹褒官至颍川太守，侄子曹炽做过侍中，另一个侄子曹鼎在河间相任上遭人弹劾“臧罪千万”，则是高级宦官安插亲友子弟于州郡掠夺民脂民膏的实证。
二、宦官与士人争夺人事权
包括曹腾在内的宦官如此发迹，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东汉帝国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分裂发生的具体逻辑简述如下：
秦制时代，与利益分配直接相关、最重要的权力莫过于人事权。东汉建国，以察举、征辟取士，人事权本由皇权和世家大族共享，大体的操作流程是后者举荐、前者盖章。
但皇权与世家大族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隔阂，缺乏信任，后者的组织化与社会动员能力素来被视为对皇权的一种威胁。世家大族对朝廷人事权的分享又进一步扩张了他们的势力，尤其为皇权所忌惮。于是，从汉和帝时代起，皇权即致力于利用外戚和宦官来制约世家大族，重点就是瓜分他们的人事权。比如，在窦太后（汉章帝皇后，汉和帝即位后，曾临朝称制四年）临朝的时期，窦氏外戚及其党徒遍布州郡，征辟、察举都得走窦氏的门路。
然而，对皇权而言，外戚也是有缺陷的。为尽可能长久地维持权势，外戚经常游走于皇权和世家大族之间，既充当皇权的代理人，又操弄经学以结交世家大族（比如汉顺帝皇后之兄梁冀结交袁氏、窦武熟习经学），两端渔利。倘若遭逢幼主，他们甚至会成为皇权的心腹大患。
剩下的最能信任的就只有舍皇权无处依附的宦官了。在皇权的支持下，宦官于汉顺帝时期正式取得察举之权。不过，当时的宦官羽翼未丰，直接与世家大族争夺人事权的仍是以梁冀为首的外戚。比如，河南尹田歆曾对外甥王谌感叹：“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他对王谌说，自己手上有六个孝廉的名额，权贵们纷纷捎话来预定，自己只好把五个名额用来应付权贵的请托，只留下一个名额用来举荐真正的人才。
到了桓帝、灵帝时代，宦官在人事权的争夺中获得了优势地位，许多原本围绕在世家大族周围的士人转而选择投靠宦官以谋取仕进的机会。这对世家大族的政治利益造成了巨大的实质性打击（门人的萧条），也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经济利益（子弟出仕变得困难，需要向宦官行贿）。双方的矛盾遂一发不可收拾，最终演变成一场“互相杀全家”的残酷竞赛。
宦官如何追杀代表世家大族利益的士人，有“党锢之祸”四字留存于史册，已无须浪费笔墨。但士人群体对宦官集团的杀戮颇有略作介绍的必要。且以两次党锢之祸的导火索为例，可以略见当年这场政治斗争的残酷程度。
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导火索是士人领袖、河南尹李膺杀死了张成的儿子。张成是算命的，“以方伎交通宦官”，他的弟子弹劾过李膺，说他结党诽谤朝廷。据《后汉书》记载，李膺杀张成之子的始末如下：
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
张成善于算卦，算出朝廷即将颁布大赦，于是让儿子出去杀人。李膺作为地方官，抓了张成之子。随后朝廷果有大赦。李膺气愤不过，无视赦令，坚持杀了张成之子。
这段记载显然是有问题的。朝廷政令岂能靠算卦预知？装神弄鬼骗人也就罢了，哪有神棍自己也信的道理？张成父子间的杀人密谋，李膺一个外人又怎会知晓？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张成之子杀人，李膺把他抓了，不久朝廷大赦，李膺于是疑心张成通过与宦官的关系，早就知道了会有大赦，才让儿子去杀人。但他的疑心没有证据（虽然有可能是事实），李膺不想放过张成之子，于是就杜撰了“算卦杀人”的荒唐说辞。在政治立场面前，讲求证据已经不重要了。宦官集团如此，士人群体也是如此。
第二次党锢之祸的导火索是士人张俭和宦官侯览的冲突。据《后汉书·党锢列传》（后简称《党锢列传》）的记载，张俭与侯览结怨，是因为他上奏举报侯览及其家属的罪行，请朝廷诛杀他们。但是张俭的奏章不幸被侯览看到，被其扣押了下来。“中常侍侯览家在防东，残暴百姓，所为不轨。俭举劾览及其母罪恶，请诛之。览遏绝章表，并不得通，由是结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