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秋天，起义军逼近长安。不知所措的王莽再次遵循《周礼》的指示——“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率领群臣来到南郊，集体向天地哭诉。这个白发苍苍、年近七旬的老人颓然跪在祭坛上，絮絮叨叨地回忆、诉说着自己获得帝位的前后经过，最后悲愤地仰天质问：“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王莽捶胸大哭，几乎昏厥。
这年十月，王莽在长安死于乱军之中，他留在史书上的最后一句话是：“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他那白发苍苍的头颅，被送到宛城高高悬挂起来，成了当地百姓“提击”的目标，还有人偷偷割走了他的舌头。
三、光武帝君臣的反思
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在新莽的废墟上建立了东汉王朝。自建国伊始，刘秀和他的大臣们就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1．西汉为什么会被王莽和平取代？2．万民拥戴的新莽政权为何会短命而亡？
君臣的思考结果化为历史教训，历史教训再化为现实政策。为避免重蹈西汉与新莽的覆辙，刘秀推行了两项改革。
第一项改革是在学术领域支持今文经学，疏远古文经学。这两派的区别，简单说来就是：古文经学主张回归儒家经典本身，今文经学更看重后人对经典的诠释。具体到汉代的政治思想领域，相比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更重视谶纬，也就是依据天人感应之说从儒家经典中寻章摘句来言说天命吉凶。自汉武帝以降，西汉所有的皇帝都喜欢今文经胜过古文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今文经学与怪力乱神的谶纬之学纠缠在一起，玩的是割裂文辞、牵强附会的游戏，不像古文经学那样动辄拿出孔孟之言来对社会问题展开批判。支持今文经学，既可以用谶纬来强化皇权的合法性，也可以削弱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刘秀登基初期，为笼络在野知识分子，曾一度将古文经《左氏春秋》立为官学。待他权位稳固，又将《左氏春秋》从官学里剔除，理由是搞古文经的学者不懂谶纬，不能为东汉王朝的合法性添砖加瓦。
对那些不认同今文经学、不愿意玩谶纬游戏之人，刘秀是极不喜欢的。桓谭是一位古文经学家，“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做学问只重视书中表达的思想主旨，不玩割裂章句、附会谶纬的把戏。而且，他非但自己不玩，还两次冒死上奏，劝谏光武帝也不要玩。他在奏章里说：先王、先贤的著述均以仁义正道为本，不妄谈怪力乱神。圣人也难以参透天道，从贤者子贡而下已无人得闻天道，后世那些浅薄的儒生就更不要奢望。如今那些妄谈谶纬的都是小人，陛下要远离他们。他们偶然说对了，也不过如同猜数字的单双，只是运气所致。刘秀读了桓谭的奏章之后很不高兴。稍后，刘秀想要修一座灵台，故意询问反对谶纬的桓谭：“我想用谶来做决定，你以为如何？”如其所料，桓谭梗着脖子回答：“臣不读谶。”刘秀遂借机给桓谭扣了一顶“非圣无法”的帽子，欲将他下狱，斩杀。70岁的桓谭“叩头流血”，良久才免于一死，被逐出了京城。另一位大儒郑兴也是古文经的拥护者。刘秀曾与他谈论郊祀之事，问道：“我想用谶来决定祭祀的方案，你以为如何？”郑兴回答：“臣不为谶。”刘秀同样当场翻脸，逼问他：“你不为谶，难不成你是反对谶？”郑兴被吓了个半死，跪下，诚惶诚恐地解释：“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他说自己只是没有学会谶纬之术，并没有任何反对谶纬的意思，才保住了一条性命。
刘秀的第二项改革是颁布官修典籍，由朝廷来垄断谶纬的解释权。这主要为了防止谶纬失控，走向对东汉王朝不利的方向。所谓谶纬是谶书和纬书的合称，谶是秦汉间方士化儒生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神学迷信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来的谈论天命的书籍。因为刘秀的提倡，谶纬在东汉被视为“内学”，正经的儒家经典反沦落成了“外学”。自起兵反抗新莽到成为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长期使用谶纬作为工具来为自己的军事、政治活动服务。他可以因某些人的姓名与谶纬相合，就起用他们为官，也可以与割据蜀地的公孙述展开谶纬之战，来回辩论天命究竟在谁身上。所以，史称“帝（刘秀）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为了将谶纬的解释固定下来，刘秀将谶纬定为洛阳太学的必修课程，大力征召全国通晓谶纬的儒生前来洛阳校订谶纬典籍。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也就是刘秀去世的前一年，整理谶纬典籍的工作终于大功告成，朝廷下诏“宣布图谶于天下”。官方颁布了《河图》《洛书》（合45篇）及七经之《纬》（合36篇），总计81篇，作为解读谶纬的经典。皇权由此彻底垄断了对谶纬的解释权，任何私造谶纬的行为都不再被允许。
刘秀的两项有关谶纬的政策分别针对西汉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意识和西汉末年以天命约束皇权的思想潮流。刘秀希望以“怪力乱神”的今文经学来弱化前者，以皇权垄断谶纬的解释权来消弭后者。他也确实部分达成了自己的目的。但对皇权有利并不意味着对社会有利。在朝廷尊儒政策的引导下，东汉社会长期处于一种“全民好学”的氛围。官学繁盛自不必说，开设私学的名师的弟子多至数百，乃至数千人也是常态，还出现了不少几代人专门研读一部经书的世家大族。但好学的气氛又非常诡异，因为绝大多数人学习的内容是怪力乱神的谶纬儒学——不但官学如此，私学也一样。谶纬与知识分子个人的上升渠道捆绑在一起，若不教谶纬之学，私学就会收不到学生。结果是大量的读书人被方士化了，虽名为儒生，但并没有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全民向学，却什么也没有学到。
光武帝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对西汉灭亡和新莽短命而亡的反思来自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冬天，汉章帝召集一干学者，在皇宫内的白虎观举办了一场学术会议，会议的主旨是要以思想立法的形式，来规范百姓方方面面的行为。会议的成果由班固等人编成《白虎通》一书，在全国发行。中国秦制时代臭名昭著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此正式成为官方认定、强制推行的意识形态。
根据《白虎通义》中的要求，合格大臣的基本标准是“善称君，过称己。臣有功，归于君”，功劳是皇帝的，过错是自己的。好儿子的基本标准是只要父亲活着，就“不得许友以其身，不得专通财之恩”，也就是说，儿子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也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财产。还有“父子一体而分，无相离之法”，父子不可以分开，即使父子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更甚的是《白虎通义》对女性的要求。女性必须拥有“顺德”，即柔顺的美德，在家扮演女儿，出嫁扮演妻子的角色，都要对家中的男性——父亲、丈夫、儿子唯命是从。针对女性，《白虎通义》还特别制定了“妇人无爵”的规定：“妇人无爵何？阴卑无外事，是以有‘三从’之义：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什么是“妇人无爵”？就是女性作为“阴卑”之人，没有社会属性（“无外事”），只有“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家庭属性。这相当于是用法律的形式将女性定义为男性的附属品。
汉章帝召集学者在白虎观召开学术会议，针对的是西汉知识分子公开批评朝廷政策的风气，以及西汉末年太后常常成为皇权代理人、进而导致外戚坐大的现象。“君为臣纲”的目的是消灭知识分子的批判之声，“夫为妻纲”“妇人无爵”的目的是消灭太后与外戚势力，“父为子纲”则是汉帝国以孝治天下的具体化。
皇帝希望参与制定三纲之人成为遵守三纲的楷模。受了三纲之害的贵戚、朝臣和知识分子则更乐见制定三纲之人带头违反三纲，陷入罗网。于是，在众人的审视下，负责将白虎观经学会议的结果编撰成书的班固和他的家人就成了三纲的第一批受害者。班固早年特别欣赏屈原，在文章里说过“和氏之璧，千载垂光，屈子之篇，万世归善”这样的话。三纲出炉后，班固只好另写文章，违心批判屈原不该“露才扬己”，不该“责数怀王”，不该“沉江而死”，实在不是一个标准的忠臣。班固的妹妹班昭，即使自身才华横溢，也不得不在婆家谨小慎微地过着低眉顺眼、低人一等的生活。她后来在《女诫》里说，自己嫁到曹家后，“战战兢兢，常惧绌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在夫家四十多年，熬到公公、婆婆、丈夫都死了，“乃知免耳”，才稍稍过了几天轻松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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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佚文》：扬子云作《法言》，蜀富人赍钱千万，愿载于书。子云不听：“夫富无仁义之行，圈中之鹿、栏中之牛也，安得妄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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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王莽传中》载王莽的诏书：“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10—4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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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王莽传中》载王莽的诏书：“予前在大麓，至于摄假，深惟汉氏三七之厄，赤德气尽，思索广求，所以辅刘延期之术，靡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几以济之……赤世计尽，终不可强济。皇天明威，黄德当兴，隆显大命，属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夫‘刘（劉）’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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