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正月初八，家住张掖郡觻得县北乡义成里的百姓崔自当想要前往居延县买一些生活用品。居延汉简记录下了他此次出行得以实现的经过：
1．崔自当向当地政府提交申请。
2．一位叫“忠”的基层官员受理了他的申请，他审查了崔的经济状况（逃税、漏税）与犯罪记录，确认其有出行资格。
3．觻得县丞“彭”出具相关文件，发往崔前往居延县必经的两个城关，该文件同时需要有县掾“晏”和令史“建”的附笔（签字）才能生效。
所有这些手续，都是为了确保生活在边境地区的崔自当不会逃往匈奴。审查崔的经济状况和犯罪记录，是为了确保他没有逃亡的动机，而且崔只能在居住地和特定的目的地之间流动。毕竟，只有将人口控制在汉帝国的疆域以内，汉帝国才是真正的帝国。
小民崔自当出门的故事，显示了汉帝国对自己在边境地区的统治并无自信。新莽政权正是在汉帝国丧失自信，知识界也在激烈批判汉帝国、说它天命已尽的背景下诞生的。王莽登上帝位之时，可谓前所未有的天下归心。但仅仅过了十五年，新莽政权就从天下归心走向了天人共弃，王莽也丢掉了自己的脑袋。
从统治术的角度来审视，王莽究竟做错了什么？
一、表演赢得万民拥戴
王莽能够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可，与他近乎变态的政治表演有直接关系。比如，在遭汉哀帝逐出京城、在封地闲居期间，王莽曾逼迫儿子王获自杀，原因是王获杀死了一名家奴。这样极端的做法给王莽带来了极高的声望。史载，王莽在封地闲居的三年里，“吏民上书冤讼莽者百数”，有上百人给朝廷递陈情书，认为王莽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要求皇帝将他召回朝堂。
同行的衬托也让闲居期间的王莽形象变得更加高大。汉哀帝刘欣为重塑皇权，驱逐已故汉成帝的王氏外戚，提拔重用与自己有姻亲关系的丁氏、傅氏。结果，丁、傅两家外戚皆以不学无术与贪得无厌闻名。两相比较，汉帝国的知识分子很自然地怀念起了遭驱逐的王莽。也是因为这个缘故，王莽才能在元寿元年，趁着发生日食的机会运作舆论，成功迫使汉哀帝将自己召回朝堂。
汉哀帝去世后，太皇太后王政君第一时间移驾未央宫，部署王氏子弟控制朝廷中枢，急派使者召王莽入宫，掌控兵权。属于王莽的表演时代就此全面开启。
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奏请重修了明堂、辟雍和灵台等礼仪性建筑。明堂、辟雍和灵台是存在于儒家经典中的建筑。明堂是上古帝王宣扬政教的所在，辟雍是上古帝王设立在京城的最高学府，灵台是上古的天文台，是天子直接与上天交流的地方。这些缥缈的礼仪性建筑是上古时代圣人的标志。大约同期，王莽还奏请为长安城的儒生修筑了舒适的高级住宅和用来聚会、发表演说的广场。他还在太学恢复了《乐经》，增加了博士的名额，征召天下学者前往长安参与重制礼乐……
王莽的举措高度契合了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所以，只要王莽稍加运作，长安城内就出现了对朝廷汹涌澎湃的批评。元始五年（公元5年）正月，未央宫里堆满了来自“民间”的抗议信。写信者既有支持王莽的“普通百姓”，也有许多王公、列侯与刘氏宗亲。写信的缘由是王莽推辞了朝廷奖赏的田地，引发了“百姓”的极度不满，他们批评王莽的作风太过谦让，又批评朝廷对王莽的赏赐太过迟缓、太过微薄。史载，“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
堆积如山的抗议信将年幼的汉平帝吓坏了。王莽继续表演，再次拒绝了“百姓”的要求。“百姓”的情绪配合着他的拒绝，随之达到了高潮。他们要求朝廷直接将王莽认证为当代周公。以富平侯张纯为首的公卿大臣、士大夫、博士、议郎等高级知识分子，共计九百零二人，浩浩荡荡前往皇宫请愿，要求对“功过伊、周”的王莽速速执行九锡之赏，意即赐予王莽介于皇帝与诸侯王之间的崇高地位。
此时的王莽是执掌“宰衡”大权的安汉公，权力已至巅峰。九锡之赏的有无并不影响他对汉帝国的实际控制，但王莽没有拒绝九锡之赏，因为这是《周礼》记载的终极荣誉，只有周公这样的伟大人物才有资格得到。成为当代周公对王莽而言意义非凡。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王莽在一场盛大的仪式上接受了传说中的九锡之赏，无人知晓仪式是否合规，因为六百多年前的礼仪规矩早已失传。
同年秋天，王莽派出去巡视天下风俗的“八方使者”陆续回到了长安。他们带回了“天下风俗齐同”的好消息，说民间的风俗已在王莽的引领下回归纯朴，百姓的生活也在王莽的关怀下走向美满。他们还带回了“百姓”赞颂王莽的诸多歌谣，总计达三万余字。
也是在这一年，王莽提出了自己的终极政治理想：“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之制，犯者象刑。”
根据天人感应理论，王莽创下了如此伟大的功业，上天理应赐下相应等级的祥瑞。于是，南方的越裳氏献上了白雉，东方的黄支上贡了犀牛，北方的匈奴变更了首领的称呼以示归顺。西方迟迟未见动静，王莽就自己动手来弥补遗憾。他派人带着黄金贿赂一位羌族酋长，将他带到了长安。这位拿人手短的酋长告诉汉帝国的百姓，他们感激安汉公（王莽）的英明神武，甘愿退回深山老林，献出现在拥有的肥沃土地。“四夷宾服”之后，王莽在羌族故地设立新郡，且根据《周礼》的记载，将汉帝国的行政区域重新划分为十二州，以宣示西周盛世得到了复兴。
如此种种，让诸多对“以霸王道杂之”的汉帝国心存不满的儒生热血沸腾。
扬雄就是其中之一。这位患有严重口吃的大学者在40岁那年离开蜀地，来到京城。他没有任何背景，历经三朝，仍是个小小的黄门侍郎，多年来清心寡欲，埋头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元始四年，蜀中的一位大富豪听说扬雄正在撰写新著《法言》，带上十万钱来到长安，希望能够在书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与事迹，却被扬雄拒绝。这样耿直的扬雄却在《法言》一书中为王莽留下了一段极尽歌颂之能事的文字：
周公以来，未有（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乎！辟雍以本之，校学以教之，礼乐以容之，舆服以表之。复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
在扬雄的眼里，王莽是周公之后当之无愧的“圣人”。他勤于政务，建辟雍、立学校、制礼乐、定舆服，恢复井田和象刑，引导汉帝国走向中兴，实在是堪比尧、舜的伟大人物。这些话大概率是扬雄的肺腑之言，因为扬雄不是一个谄媚之人，也因为同时代的其他儒生，比如治《春秋》的权威左咸、治《诗》的权威满昌、治《易》的权威国由、治《书》的权威唐昌、治《礼》的权威陈咸、治《乐》的权威崔发也都对王莽有过相似的认同。
所以，一切都显得水到渠成。公元8年腊月，王莽在一片欢呼声中被拥上了帝位。新莽取代了汉，长安城变成了欢乐的海洋。没人在意王莽受禅前夕的那些弄虚作假（比如盲流哀章伪造了受禅天命），那些都是无足轻重的细节。重要的是，上古的禅让终于重现，一个“内圣外王”的领袖终于诞生，一个有别于“以霸王道杂之”的时代即将到来。
一支由“五威将”领导的宣传队伍迅速组织了起来，被派往了新朝的各个角落。他们的任务是宣传王莽做皇帝是如何的天命所归，如何的无可推辞。
二、改革诱发土崩瓦解
新莽政权存在的十五年里，王莽启动了一系列改革，具体包括：
1．恢复井田制。王莽在诏书中写道：天下田地全部更名为王田，不得买卖。家中男丁不足八人、田地超过一井者，多余的田地须分给九族、邻里和乡党。以前没有田地的按制度去领取田地。有敢于非议井田制、惑乱群众者，参照舜帝当年的成例，抓起来流放四夷。
2．释放奴婢。作为一种私有财产，奴婢的数量在西汉极为庞大，共约有官、私奴婢230万之多（西汉末年的数字可能要更高一些），其中绝大多数是私奴婢（汉元帝时朝廷有“诸官奴婢十万余人”）。对一个约有5800多万编户人口的国家而言，这个比例其实是很高的，会严重影响到朝廷征收税赋、徭役与兵役的体量。
3．改革币制。王莽的货币改革算的不是经济账，而是政治账。政治账有两笔，第一笔见于王莽的诏书：我当年为了挽救大汉，而推出以刀币取代圆钱的币制改革。然而如今刘汉已亡，天命在我。“刘”（繁体字为“劉”）乃卯、金、刀的组合，所以金刀钱已经不符合天意和民心，应该彻底废除。第二笔见于某个不知姓名之人的上书，说什么“古者以龟贝为货，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放弃贝壳，改用铜钱是百姓贫困的根源，这番谬论还得到了大臣师丹的认同。对王莽来说，铜钱是不是导致百姓贫困的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认定周公时代使用的钱币就是龟、贝，而自己要做的正是当代周公。所以，龟、贝在退出货币系统数百年之后，再次在新莽时代粉墨登场。
4．盐、铁、布帛等商品生产、销售的国有化，其理论依据依然是儒家经典著作。比如，新莽的羲和（大司农）鲁匡主张国家控制酿酒业的理由有二：第一，据《诗经》记载，太平年代酿酒业是控制在官府手里的。孔子说过，衰乱之世酿酒业才操纵在百姓手里。第二，酒水官营才有质量保证，放开民营一定会造成质量低劣。这两条理由，一是硬凑教条，二是想当然的胡说八道。
5．官名、地名改革。在王莽看来，一个伟大的盛世必须要配以众多伟大的名称，才能名副其实。而那些伟大的名称包括官职名称和地理名称，都存在于《周礼》《礼记》等古代圣贤的名著里。王莽需要做的就是把那些光怪陆离的官职名称和地理名称从古籍中翻查出来，古籍中找不到的，则以吉利的政治寓意为第一位。比如将琅玡郡改名“填夷郡”、陇西郡改名“厌戎郡”、天水郡改为“填戎郡”、雁门郡改为“填狄郡”、代郡改为“厌狄郡”、诸暨县改为“疏虏县”、黟县改为“愬虏县”、武都县改为“循虏县”……
王莽的五项改革当中，改官名、改地名给百姓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极大的麻烦；盐、铁、布帛生产、销售的国有化也极大地增加了百姓生产、生活的负担；货币改革更是让百姓回到了以物易物的上古时代。但对王莽的权位来说，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受到损害的主体是百姓而非权贵、官僚集团，后者才是王莽的统治基础。
而让新莽政权短命夭折的是王莽的前两项改革——恢复井田和释放奴婢。后者很容易理解——奴婢是权贵、官僚的私产。释放奴婢可以增加朝廷编户民的数量，增加朝廷的纳税户和徭役户，就等于从权贵、官僚手里抢钱。恢复井田的情况则要稍微复杂一些。
按王莽的说法，恢复井田的目的是为了抑制兼并。土地兼并对秦制政权而言，自然不是好事，因为它会直接导致两种后果：1．朝廷直接控制的土地和人口减少，进而影响到赋税收入和兵役、徭役的数量。2．田主，也就是大宗土地的拥有者，有可能变成割据势力，变成在全国有影响力的门阀世族。两种后果都不利于政权稳定。故而，“直至宋以前，土地兼并一直不为国家所认可，且为历代政府重点打击的目标”。
至于王莽所宣传的抑制土地兼并是为了普通百姓，他的话是否成立，要分情况来看。中国历史上存在两种土地兼并，一种是自耕农主动将土地卖给他人，一种是豪族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将自耕农及其土地吞并。后者不必赘言，历史上凭借政治权力而拥有大量土地的豪族数不胜数。直到近代也还有很多依赖枪杆子而起的军阀地主。豪族的土地兼并自然是坏事，说打击它们有利于普通百姓，自然是成立的。但第一种土地兼并未必全然对百姓有害。
自耕农主动卖地有多种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为了逃避官府的剥夺。清乾隆时期，做过广东学政的李调元写过一篇文章，叫作《卖田说》，是讲自耕农卖地的经典文章。
李调元是罗江（今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人。《卖田说》记录了他家乡的一位自耕农王泽润卖掉耕地后的愉快心情。王泽润给李调元算了一笔账，来解释自己为何卖了地，做了佃农，还非常高兴。王说：卖田之前，自己是一个有十亩地的自耕农，十亩地的出产可以支持一个十口之家的生计。当地官府按田亩分摊赋税，“每十亩征银三分。每分加平三分三厘，则一钱矣”，交完赋税，还可以勉强维持全家的生计。但是偶尔遇上大事，官府会加征赋税，“每钱加至一两”，他家的生活凑合过得去。但问题是，官府不是偶尔加征一次，而是每年加征十次、二十次，搞得他苦不堪言。官府的诸多开支，乃至官老爷请客吃饭的酒席钱，也要按田亩向百姓征收。正如李调元在文中总结的：“十亩之田，不足以食十口家。如有五子而十亩五分，各耕不过二亩，亩之所入，不敌所出，故不如卖田以佃田。”
农户卖了田，给地主做佃户，能更好地维持生计吗？
王泽润告诉李调元，他每亩田卖了“五十千缗”，卖掉十亩，可以得到“五百千缗”。他用卖田的钱做压佃的本钱，他还说：“每五千缗可压田一亩，五百千缗可压田一百亩，既足食，以免家室之饥寒；又无粮，以免官役之追呼。”（注：压田，一般又做“押田”，是当时流行的一种以低于田地实际价格的费用获取田地使用权的方式。）卖了自家的田换来的一百亩押田足够王泽润一家温饱，还可以免除官府的税赋。他种田的产出和田主平分，减去成本，留下一小半。他和家人干农活闲暇的时候，还可以织布，养一点鸡鸭，积攒下钱，还可以买牛犊、养牛，生活确实比种自家的田给官府缴纳田赋好得多。
王泽润这么一说，李调元也不想种自己的地，打算卖了田，做佃户，押田来种。王泽润告诉他：“君曾为达官，有直声，官犹待以礼也。租有家丁代完，粮差不敢迫也。又例免差徭，里正不敢及门也。所冀者，须世世子孙读书有官耳。若一日无官，诚恐亦与我辈等也。”官员不仅可以免除徭役，税赋还有家丁代劳前去缴纳，官府的粮差、里正不敢催促、逼迫。李调元一听，送走王泽润，赶快告诉他的子孙，要勤奋读书，将来考取功名，保住官员的身份。因为没有了官员的身份，就会变成和王泽润一样，日子想过得好一点，只能卖掉自家的田，租种地主的田。
李调元在《卖田说》中描述的皇权（及其代理人）、豪族与自耕农之间的“压榨—逃亡—庇荫”游戏贯穿了中国的整个秦制时代。自耕农主动把田地卖给豪族的土地兼并相当于给了自耕农一条逃避皇权（及其代理人）残酷压榨的生路。当然，这里并不是要赞颂豪族兼并。自耕农遁入豪族寻求荫庇，只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迫不得已的谋生手段。
回到西汉，如前文所言，秦制时代的土地兼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耕农主动卖地，一种是被迫卖地。同样，在秦制时代，有能力参与土地兼并的也有两类人。一类是循正规途径，通过耕作、经商致富的人，用金钱购买田宅，成为大宗土地的拥有者，可以称之为“经营性田主”。一类是手中握有政治权力的人，以权力寻租，成为大宗土地的拥有者，可以称之为“寻租性田主”。
这两类人对皇权构成的威胁是大不相同的。
秦制政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保障任何人的私有财产，随时可以用政策将私人财产收归国有。“经营性田主”没有政治后盾，面对朝廷汲取，往往形同蝼蚁，一碾即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汉初有许多没有爵位和俸禄，凭借舞文弄墨、作奸犯科致富的人，他们靠经商发了财，购买田宅，经营农业成了大宗土地拥有者。汉武帝对付这类人有的是办法。比如，征收算缗，鼓励告缗，即以收资产税（商业性收入）为名，鼓励百姓举报未纳税的有钱人，搞到“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的程度。再比如，推行均输、平准政策，由官府全面垄断民间商业，直接切断了经营性田主的致富之路。
但是，真正能够对皇权造成威胁的是那些寻租性田主。史载，自汉武帝中晚期开始，寻租性田主即成了土地兼并的主力军。朝廷为了解决流民问题（主要是皇权的横征暴敛造成的流民问题，《汉书》中有多处记载称武帝时代“天下户口减半”，可见流民问题之严重）而拿出来分给流民耕种的公田也多遭寻租性田主霸占，造成一种“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五”的顽疾——为吸引流民重新成为朝廷的编户民，他们耕种的公田只需要按三十税一缴纳税赋，而寻租性田主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把朝廷的公田控制在自己手里（比如让亲属伪装成流民或编造并不存在的流民来认领公田），再租给真正的流民，向他们榨取高达50%的田租。《盐铁论》把以上顽疾总结为：“公家有障假之名，而利归权家。”——皇权只得了个虚名，真正的利益和财富全被权贵和豪族拿走了。
汉武帝可以轻松碾碎“经营性田主”，但直到他死之日，始终拿“寻租性田主”没有办法。因为这些人构成了他的统治基础。抑制土地兼并固然有助于维护皇权，但若因此开罪权贵和豪族，开罪皇权的统治基础，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终西汉之世，权贵、豪族对土地的兼并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有效抑制。
王莽代汉后，雄心勃勃地想要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进而使皇权掌握更多的土地和编户民，故强硬推出了“王田制”。按王田制，天下所有耕地收归国有，不许买卖，家中男丁不超过八人、拥有土地却超过一井（可能相当于900亩）的须把多余的土地交出来，分给其他没有田的人。王莽改革的初衷是巩固皇权，增加皇权可汲取的财富和人力，但他改革的手段直接损害了新莽政权的统治基础，也就是权贵、豪族与官僚的利益。
与自己的统治基础作对是一件风险非常高的事情。在王莽的新政之下，“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大批权贵、豪族因为王田制而获罪。于是这些曾经拥护王莽称帝的权贵、豪族纷纷弃他而去，成了推翻新莽政权的核心力量。比如，魏成大尹李焉与卜者王况的造反理由之一即王莽登基之后，“民田奴婢不得卖买……百姓怨恨”；出身陇右大族的隗嚣起兵的檄文里也把“田为王田，卖买不得”直接列为王莽的罪状。
同时，号称要让每户自耕农都拥有土地的王田制推行下去之后，却加剧了流民问题。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左将军公孙禄曾面对面批评王莽和他的王田制，其中提到：“明学男张邯、地理侯孙阳造井田，使民弃土业……宜诛此数子以慰天下！”张邯、孙阳搞出井田，使百姓不得不抛弃土地，沦为流民，应该诛杀他们以谢天下。公孙禄自然不至于当着王莽的面子虚乌有地污蔑他。赤眉、铜马等流民集团也确实出现在王田制颁布之后。
为什么一项旨在让自耕农人人有地的政策会导致自耕农集体变成流民？
道理并不复杂。不搞王田制，当小自耕农无法承受来自皇权及其代理人的剥削时，至少还能投入寻租性田主的怀抱寻求荫庇；搞了王田制，小自耕农的荫庇没有了，他们无法承受皇权及其代理人剥削的时候，就只能选择抛弃土地，去做流民。多一种可以用脚投票的次坏选择总比只有一种最坏选择要好——当然，这并不是要赞美那些寻租性田主。